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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蒂利希对焦虑问题的神学本体论透视
蒋雨樨
摘要 ：焦虑是人类心理生活中普遍而恒久的话题，伴随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过焦虑的体验，经历过焦虑带来的困扰和威胁。随着人类进入科技信息时代，现代性引发的焦虑阴影仍旧挥之不去并且严重困扰着现代人的生活。目前人们对焦虑的研究多集中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然而不同理论系统对焦虑问题展开的多样见解使至今对焦虑本质的认识仍旧众说纷纭。本文尝试从焦虑的概念出发，通过心理学与宗教学对焦虑本质理解的比较，以宗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的观点为例来探讨人类焦虑问题的本质、焦虑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联以及信仰在解决焦虑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和意义。
关键词 ：焦虑 蒂利希 本体论 人类困境
从心理学的角度探求焦虑，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家的实践和理论作出的。精神分析派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自我（ego）受威胁的产物，与本能的释放有关。当自我受到本能的威胁时，自我会压抑它们，压抑导致表达本能的冲动观念同力比多（libido）
能量的分裂，于是力比多就通过转化成焦虑而得到释放。
焦虑的过程会使个体产生强烈的痛苦经验，并给个体之后的人生以相当深远的影响。随后，弗洛伊德进一步认为出生创伤是一切焦虑的根源，任何焦虑均与母亲的分离相关。分离作为焦虑的根源，往往沉浸在人的潜意识层面之中，使个体难以意识和发觉。
社会文化学派进一步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补充了弗洛伊德的本能观，认为焦虑与个体的社会性自我（self）
受到威胁息息相关。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失调和分裂，尤其是重要性他人
的否定性评价（例如谴责）是造成焦虑产生的核心因素。认知心理学则将自我认知评价结构加入到对焦虑情绪产生的分析中来，认为特定的自我认知（self-cognition）结构或认知加工方式（尤其指不合理的自我认知模式）具有联系和激发焦虑情绪产生的机能。
总而言之，焦虑在心理学领域被视为是一种关于个体生物性或社会性的情绪意识，是个体对自我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ego，self，self-cognition）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特殊体验和反映。作为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人格结构要素之间冲突的意识，焦虑由一定的刺激所激发，个体通过对这一刺激的评判和应对进而形成特殊的情感体验，其过程可以归纳为是本能或外界刺激因素与个体内在的认知评价、能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心理学对于焦虑的研究，绝大多数的努力中，似乎缺少一个区分本体性焦虑与派生焦虑的标准，每一种解释所指的，是实际的症状和基本的构造。
对焦虑本质深层本体论
方面理解的缺乏，使焦虑的精神治疗理论难免陷入由多种多样观察材料带来的难以在理论上同一的困境。
从本体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存在主义认为焦虑不再仅是心理情绪的问题，而是人在世界之中的一种展开，是最直接、最原始的自我领会，这种领会是人通向存在本身的门户。对这些情绪的理解，同时也是对存在结构本身的表达，因此具有本体论意义。与心理学将焦虑视为人理性上过度或不合理的情绪现象并试图在实践上阻断焦虑带来的有害方面不同，保罗·蒂利希进一步把焦虑视为一种具有本体论色彩的人生现象来理解并加以研究，同时关注焦虑与人生发展的必然性、不可分离性和普遍性，试图以更加正面和积极的态度来理解人存在的焦虑。
由此，焦虑便从心理学领域中的一种情绪意识过渡成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结构。保罗·蒂利希便是持有这种立场的最有影响的宗教思想家之一。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保罗·蒂利希从人的实存处境出发，在探索和建构存在论的基础上，把现代人类的焦虑困境和基督教信仰关联起来，对焦虑的本质、产生和克服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从深层次发掘了宗教信仰与人类焦虑处境之间的关系，并对解决焦虑问题提供了宗教信仰上的解答。
保罗·蒂利希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宗教思想家之一。他从本体论的层次对人的焦虑问题作了深刻的揭示，指出焦虑与人的存在本身密切相关。他认为焦虑产生于人的有限性，存在于人实存结构本身，是不可消除的人的普遍处境。面对焦虑，人类有必要并且有能力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去克服焦虑，避免生命的绝望。
焦虑并非是偶然的事件，并非是一种情绪感受，而是人的基本结构，深深地根植在人的存在之中。同时，它是一种威胁的体验，产生于人对自身有限性的察觉。
从本体论上说，焦虑即是对非存在的生存论认知
，即人认识到非存在
是人自身存在之一部分的认识。人潜在意识里拥有对非存在的体验，对非存在的焦虑，是对作为有限的人的有限性的意识
（“有限性”是指人存在的一种不确定、不完整的实存境况）。蒂利希称人的这种实存为“存在与非存在的混合”，即人一方面能够感受到自我存在的稳定性，同时另一方面能够感受到来自不确定性事物（非存在）的威胁。蒂利希认为，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人永恒地面对着“非存在”（命运、死亡等）的威胁，由此产生实存性
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是不可被消除的。但人自身的存在却又不断地努力克服非存在的威胁，由此抵抗来自非存在威胁所产生的焦虑感。
首先，焦虑产生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即人拥有“自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体验到自己所属于的世界，并能观察其他存在物。自我意识到自己所属于自我所观察的世界，每一个自我都生活于自己所在的环境。当人们观察他的世界时，他视自己为所在世界中一个无限微小的组成部分。这种结构使人能够面对自我，并且对自我达到深刻的审视与反省。我与自我和世界之间相互决定和依赖的关系，就是蒂利希认为人最基本的存在论结构，它包含着其他的一切。
其次，焦虑产生于人对自身实存“有限性”的察觉。“有限性”是人的根本特点，在基督教语言中，这种“有限性”具体被表述为人的“被造性”，在人的意识中则体现为焦虑的体验。人的“有限性”使人总是感觉自我有一只脚踏在虚空之中，随时有被虚无吞没的危险。例如，人能够体验自身生命的存在，同时也能够感受到生命中时刻包裹着死亡的威胁。这种威胁是人对可确定事物的否定（即对生命永恒性与稳定性的否定），即蒂利希称为的“非存在”。时刻面临着非存在的威胁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是产生焦虑的根源。非存在对人的威胁导致人开始彻底发问：我的存在是否有意义以及有何意义？由此，焦虑被推到本体论的层面，直面人的存在本身意义的理解。
在本体论的基础上，蒂利希进一步把焦虑分为了三种类型。非存在威胁人实体上的自我肯定，在命运方面是相对的，在死亡方面则是绝对的；非存在威胁人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在空虚方面是相对的，在无意义方面是绝对的；非存在威胁人道德上的自我肯定，在罪过方面是相对的，在谴责方面则是绝对的。
这三种类型的焦虑都关涉着人生存本身的存在性焦虑
，它们彼此之间并非是隔绝与排斥，而是彼此影响、相互渗透地共同作用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
第一类是对命运与死亡的焦虑，它围绕着人的实体层面。蒂利希认为这类焦虑是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可逃避的焦虑。对死亡的焦虑笼罩着所有具体的焦虑，并给予人生最终的严酷性。命运的焦虑具有某种独立性、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其影响要比死亡的焦虑直接的多。例如，人的存在总是在于此时而非彼时、此处而非彼处，这种时间性和空间性存在的偶然性、变动性和不稳定性特征，指出了人的存在原因没有最终的必然性。人们被偶然地掷入整个因果关系的网，我们在每一时刻都偶然地为这些关系所决定（如虚弱、疾病、偶然事故、不安全与“无家”的状态）并在最后那一刻为它们所抛弃，由此造成人时间与空间性生存的焦虑感。
命运是偶然性的法则，死亡则是绝对的伫立在命运的偶然性背后。虽然人不能先行通过体验死亡的方式来产生对死亡的恐惧，但死亡的无法逃避和不可转让性却会让未死之人先行产生对死亡的领悟。死亡作为一种必然的可能性向当下的“存在者”（我）展开，因而成为最基本和最本质层面上的可能。人之生存的一切可能都被抛入一种死亡的可能性之中，同时这种可能性又包含着其产生（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或不稳定性），焦虑便在命运的偶然性与死亡的必然性的具体形式中紧紧地攫住我们。
第二类是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这一类焦虑围绕着人的精神层面。人是意义的动物，天生的精神存在者。人通过精神生活的参与来得到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进而达到对自我精神上的满足。精神生活是人的一种最终关切的东西，对人精神存在的威胁也是对人整个存在的威胁。
如果人体验不到这种精神生活的创造性，那么空虚和无意义便会袭来。
对空虚的焦虑是由于非存在威胁人精神生活的特殊内容引起的。一种信念、一种热情、一种对象意义的消失，都会使人感到失望。当一种文化不能为人提供精神上的满足，人便会焦灼的从这些具体的内容中抽身而去，转而寻求一种最终的意义。对无意义的焦虑则是对丧失最终牵挂之物的焦虑，是对丧失那个意义之源的焦虑。
对精神生活的失去，意味着个体精神层面的内容遭受到挫折和否定，生活本身变得无意义，生命的一切都消失在无意义的深渊之中，人因此失去生命展开的可能性，精神特殊内容中意义的消失把人引向精神中心的消失，空虚的焦虑不断地把人驱往无意义焦虑的深渊。
第三类是对罪与责罚的焦虑，这一类焦虑围绕着人的道德层面。人是自由的，又是命运的。自由意味着人有自我选择和创造的一面，而命运则揭示着自由的给定性和有限性。人总是试图通过自由实现自己在道德上“应是”的样子，但这种努力却总是承担着失败的风险（应然与实然之间的不对等）。这种失败便是罪，人对这种失败的意识便是罪的情感。蒂利希认为“罪的情感渗透在人做的每一件事情之中，渗透在人的存在本身之中”
。罪与责罚的焦虑出现在道德自我意识的每一个时刻，它能够把人逼到完全自责和受责的情感中去。例如在一些基督教信徒的生活中，信徒会时刻感受到由“原罪”“救赎”观念带来的现实生活的焦虑，这种焦虑使人试图通过对教会规范的绝对服从来排除自身的罪感和自责的生活。因此，在基督教团契的生活中，罪的概念与上帝恩典和救赎的理念密切相关，在信徒生活中，认识到自身的罪是获救的基本前提。
上述三类焦虑，可以简称为对死亡的焦虑、对无意义的焦虑和对谴责的焦虑。三类焦虑彼此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时常以混合或循环的方式威胁和瓦解着人的存在本身。在具体的生活中，三种焦虑结合在人身上的极端境遇表现便是绝望和自杀。面对这种非存在威胁可能带来的极端恶果，蒂利希试图为人类指出一条可以抵御非存在威胁的信仰之路，即肯定人能通过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去冲破自身的边界，体验自身不受限制的潜在可能性。
在一个“信仰失落、宗教世俗、人性焦虑”的时代，宗教语言里最可能引起误解和最可受质疑的概念，莫过于“信仰”一词。信仰若要拯救人，首先它被要求拯救自己。然而，蒂利希却最早关注到了信仰依旧所具有的一个治疗的维度，它可以帮助人克服担忧与绝望，给人带来自由。蒂利希从人普遍的经验出发对信仰作出了全新的规定，试图在人的实存处境与宗教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并在哲学、心理学的无解之处给出神学的答案。
在生活中，人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期许总是有一些很迫切的关怀，甚至是极其迫切的关怀。除此之外，人还有着无条件要求的关怀。无条件的关怀，意旨一种无条件的要求，这种要求包含着对最完美的充实的应许。为某一种无条件的关怀，一个人会愿意牺牲生命中其他所有的事物。“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表明何为‘最高的关怀’覆盖人此在的所有领域，哪怕是日常生活里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听命于唯一的神灵，那就是民族。”
蒂利希认为宗教是无条件让我们关怀的东西（即所谓的宗教是终极的关怀）。信仰作为宗教的行为，是被那无条件让我们关怀的东西所席卷的一种状态。宗教就是对在信仰行为里所经验到的东西的表述。把信仰的内涵规定为被无条件让我们关怀的东西所席卷的状态，指出了信仰是人整个人格中的一种行动。蒂利希认为：“信仰肇始于人格生命的中心，是人的精神最中心的行为，人格存在的全部要素都参与了这种行动。”
在这一种状态中，人的整个存在和所有的功能都统一在信仰的行为里。
信仰适用于每一个人。与焦虑一样，信仰是人存在所特有的，属于人存在的实存性本身。人本质上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没有一个终极的关怀，人就不可能活下去。这样的信仰区别于以往人们信仰的一般定义，无论是唯认知论的，唯意志论的，或是唯情感论的信仰。虽然信靠是信仰的一个要素，但信仰绝不是对权威的信靠。信仰也不等于认知行为、意志的行为或者情感的行为。错误的解释会把信仰变成完全个人的事情，导致信仰失去普世性，最后只能换来宗教与文化的无尽冲突。信仰要求整个的人、人的全部力量被席卷，要是宗教的这种诉求被否定了，那么宗教本身也就被否定了。
在蒂利希看来，信仰不只是被那无条件让我们关怀的东西所席卷的状态，还是一件出自人格存在中心的整体行为。信仰构成了一个人真正的存在，至于将信仰行为里所经验到的东西称为什么，在蒂利希看来是无关紧要的。
人的存在即是有限。因为人存在的有限性，焦虑得以产生，人在焦虑中体验到非存在的威胁，在绝望的痛苦中认真地、无条件地对待某个事物。这种事物以它真实的力量使我们在它之中被攫取，当我们反思它的时候我们就被它捕获，被这种存在和意义上终极的东西所捕获的状态即是信仰。
蒂利希认为，善于超越自己的生命是善的生命，同时也是勇敢的生命。面对焦虑，人需要有面对和超越的勇气。勇气是肯定生命中否定方面的生命力。存在的勇气则是让人可以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进行抵抗和自我肯定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产生凭借的不是别的，就是信仰本身。
蒂利希从本体论的层面对勇气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在他看来勇气不仅是一个生物学或伦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在对人存在的普遍的和本质的意义上勇气还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勇气包含一种“自我肯定”，是不顾非存在这一事实而对存在进行的自我肯定。勇气需要存在的力量，这是一种超越非存在的力量
，是比人处于其中的世界的力量还要大的存在。每一种这类存在的勇气都有着宗教的根源，我们在非存在的威胁中体验、看见并感觉到它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焦虑产生与母亲的分离相似。蒂利希认为，焦虑产生的本质是与信仰（上帝）的疏离。上帝（信仰）是人存在的勇气，是敢于肯定和超越人“有限性”生命的根源。
人类时刻面临着“非存在”的威胁，而存在的“勇气”正是不顾焦虑的威胁而对自身存在进行自我肯定的方式。凭借着存在的力量，人可以真正勇敢地面对和承担焦虑并从非存在的威胁中站出来，信仰（上帝）就是这存在力量的根源。信仰（上帝）是超越一切本质与存在、超越主客分离之终极关切的表达。信仰的终极关怀则体现出了有限性之人经验中的这种紧张的状态：作为有限的存在者，人类一方面体验其无限性，另一方面体验其非存在，在与无限的关系中，人类体验他们有限性中无限的维度。
蒂利希认为这是上帝观念中不可避免的内部紧张状态，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无法提供真正克服非存在多重威胁的勇气。比起世俗世界，信仰（宗教）作为存在之本身更能够提供存在的勇气，克服并超越非存在对人的威胁。
由此可见，人的存在结构本身具有一方面由焦虑引起的把人引向绝望的深渊，另一方面有由勇气引起的把人引向对信仰（上帝）的追求。上帝（信仰）是对隐含在人的有限性之中的问题的回答，与人的终极关切密切相关。
蒂利希认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赋予我们战胜焦虑的真正勇气。当人面对非存在的威胁而陷入一种焦虑的终极情境之中时，只要人类有勇气去直面和自我肯定，“上帝”便会以存在的力量显现出来。
焦虑就是有限，它被体验为人自己的有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的自然焦虑。
人只要活着，就会有焦虑的存在，焦虑不能被逃避也无法消除。本文通过上述对焦虑的分析，大体上可将焦虑总结为三种存在领域：最根本的、普遍的存在领域（终极的绝对死亡的威胁）；精神领域（例如，生活中人对自身创造性失去而带来的无意义的痛苦）；道德领域（由道德约束失效和自我肯定失效而产生道德上的罪感和谴责感）。蒂利希从人的存在结构入手，对人上述三个存在领域的焦虑本质作了本体论的深刻剖析。他揭示出人对死亡与命运、罪过与焦虑、空虚与无意义等本体性焦虑根源于人存在的有限性，并以“存在的勇气”为切入点提出了克服本体性焦虑的路径与方法。
面对神圣事物失落、生活中失去值得回味的这样一个高效率、快速消费的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的焦虑可具体体现为现代人所普遍拥有的一种无依无靠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人类渴望生存，渴望存在，面对人生存意义的质疑和生存焦虑的威胁，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凭借存在的勇气去面对和承担，克服焦虑的威胁，冲出禁锢的牢笼。蒂利希“存在的勇气”概念就是把人的情绪本体化，克服人们面对非存在的威胁，为人类走出悲怆的情绪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只要人活着，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就不会停止。宗教作为人本质上的存在原则是不可能终止和消失的。现代心理学虽然对焦虑的实证研究已经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焦虑数据，但却难以从宏观思辨层面对具体数据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对焦虑问题的探讨有利于在科学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鉴定焦虑，借助宗教的洞察透视焦虑的根源，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中多种多样的焦虑现象，也有助于心理学更好地领悟其症状发展的原型冲突或本性根源，进一步借助宗教资源引导患者获得终极意义上对焦虑的克服。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到某种神学体系或宗教自身在面对和解决焦虑问题的过程中所应具有的开放性和动态性，而非固执僵守于某种“绝对”的理念。正如蒂利希所言：“一种特殊的宗教究竟能够活多久，这取决于它是不是还在超越作为宗教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