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埃里克森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主要来源于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发展阶段说、沃尔夫的“渐成论”和以米德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观点。埃里克森将个体的宗教心理发展划分为8个阶段,分别提出了每一阶段个体面对的问题、心理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积极解决形成的宗教人格美德以及消极应对导致的不良后果。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健康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强调塑造宗教美德,这种积极引导的思路符合当代宗教心理健康运动发展方向;正视宗教危机防范,这种辩证思维体现了当代宗教心理健康运动的方法论取向。
关键词 :埃里克森 宗教心理发展理论 心理健康思想
笔者认为,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中的心理健康思想,主要体现在围绕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8个阶段假设,从发展任务或心理社会危机的积极解决与消极应对两个方面入手,力求揭示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以便为提升宗教信仰者的心理健康水平、防范心理障碍服务。
在笔者看来,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发展阶段说、卡斯帕·弗里德里克·沃尔夫(Caspar Friedrich Wolff,1733-1794)的“渐成论”和以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观点,是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的主要来源。
作为新精神分析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埃里克森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与经典精神分析存在潜移默化的渊源。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人格发展的基本动力。根据性本能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具体表现,弗洛伊德把儿童少年的心理性欲发展划分为口唇期(0~1岁)、肛门期(1~3岁)、前生殖期(3~6岁)、潜伏期(6~11岁)和青春期(11岁或13岁开始)5个阶段。弗洛伊德认为,口唇期流露出较早的快感和偏见;肛门期以排泄为快乐;前生殖器期出现男孩的恋母情结;潜伏期相对平静,性发展处于停滞或退化状态;青春期容易产生性冲动,并且有可能导致与成人的抵触情绪。弗洛伊德的上述主张,在埃里克森提出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假设的前5个阶段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
沃尔夫是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最早提出了“渐成论”。依据这一理论,生物体的各种组织和器官都是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个体同样如此。胎儿在子宫中成长时,各器官系统相继出现并占据优势,通过复杂的生理过程整合,最终成为一个机能健全的婴儿。在埃里克森看来,一个人自我意识的发展如同个体胚胎期一样,也是一种渐进的有机融合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个体遇到的心理社会危机不同。通过生理、心理、社会一系列对立力量的相互平衡,自我意识按照一定的顺序向前发展,其发展趋向贯穿于人生全过程。一个人宗教心理的发展,同样遵循着这种“渐成论”的发展模式。
米德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大众媒体频繁亮相的文化人类学代表性人物,非常重视特定文化对个体人格特征形成的重要作用。 根据对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居住的土著人群和位于新几内亚3个原始部落的长期田野研究,她提出了文化塑造人格的观点,认为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包括男女性别之间)不同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并不是由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决定的,而是与他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这种文化决定论的思想,“构成了埃里克森创造的背景,他由此对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发展提出了丰富而结构化的精神分析阐述” 。
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一个人的宗教心理发展受到遗传、心理和社会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遗传规定着发展的顺序,自我意识和社会环境(尤其是宗教的仪式化传统)决定了不同阶段“转折点”的顺利过渡或危机解决,这就如同“齿轮”那样,是一种“生成和再生成的互利系统”。 [1] 埃里克森强调,心理社会危机始终是两种对立趋势之间的比率问题,该比率不仅意味着意识经验和可观察行为的某些模式,而且也意味着潜意识本能状态的某些模式。当发展中的积极趋势占主导地位时,就会形成宗教人格中的美德;当发展中的消极趋势占主导地位时,则会形成“潜在的核心病理”或“不相容”。 [2]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婴儿期(0~2岁),婴儿面对的问题是“我可以信任这个世界吗?”其心理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该阶段同宗教仪式化密切相关的个体宗教心理要素包括“神圣”与“偶像崇拜”,这一心理矛盾的积极解决,有助于形成“驱力和希望”这种宗教人格中的美德,其消极应对则有可能形成“退缩”等不良的宗教人格特质。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儿童早期(2~4岁),儿童面对的问题是“我是怎样的?”其心理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自主对羞愧、怀疑。该阶段同宗教仪式化密切相关的个体宗教心理要素包括“明断”与“守法主义”,这一心理矛盾的积极解决,有助于形成“自我控制和意志力”这种宗教人格中的美德,其消极应对则有可能形成“冲动”等不良的宗教人格特质。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游戏期(4~7岁),幼儿面对的问题是“我的运动和行为是怎样的?”其心理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主动对内疚。该阶段同宗教仪式化密切相关的个体宗教心理要素包括“戏剧”与“扮演”,这一心理矛盾的积极解决,有助于形成“方向和目的”这种宗教人格中的美德,其消极应对则有可能形成“冲动”等不良的宗教人格特质。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学龄期(7~12岁),学龄儿童面对的问题是“我可以使自己进入他人的世界吗?”其心理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勤奋对自卑。该阶段同宗教仪式化密切相关的个体宗教心理要素包括“形式”与“形式主义”,这一心理矛盾的积极解决,有助于形成“方法和能力”这种宗教人格中的美德,其消极应对则有可能形成“迟钝”等不良的宗教人格特质。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即青少年期(12~18岁),青少年面对的问题是“我是谁?”“我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心理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角色认同对角色混乱。该阶段同宗教仪式化密切相关的个体宗教心理要素包括“思索”与“极权主义”,这一心理矛盾的积极解决,有助于形成“奉献和忠诚”这种宗教人格中的美德,其消极应对则有可能形成“否认”等不良的宗教人格特质。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六个阶段,即成年早期(18~25岁),刚刚成熟的成年人面对的问题是“我能够得到爱吗?”其心理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亲密对孤独。该阶段同宗教仪式化密切相关的个体宗教心理要素包括“亲和”与“精英主义”,这一心理矛盾的积极解决,有助于形成“友善和爱”这种宗教人格中的美德,其消极应对则有可能形成“排他性”等不良的宗教人格特质。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七个阶段,即成年中期或中年期(25~50岁),中年人面对的问题是“我能够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吗?”其心理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繁衍对停滞。该阶段同宗教仪式化密切相关的个体宗教心理要素包括“代际”与“权威主义”,这一心理矛盾的积极解决,有助于形成“创造和关怀”这种宗教人格中的美德,其消极应对则有可能形成“拒绝”等不良的宗教人格特质。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八个阶段,即成年晚期或老年期(50岁至死亡),老年人面对的问题是“对于我的存在而言,它是怎样的?”其心理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自我整合对绝望。该阶段同宗教仪式化密切相关的个体宗教心理要素包括“完整”与“教条主义”,这一心理矛盾的积极解决,有助于形成“放弃和智慧”这种宗教人格中的美德,其消极应对则有可能形成“鄙视”等不良的宗教人格特质。 [3]
在21世纪的今天,研究埃里克森的个体宗教心理健康思想究竟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依笔者之见,以下两个方面的现实意义是不可忽略的。
第一,埃里克森主张塑造宗教美德,这种积极引导的思路符合当代宗教心理健康运动发展方向。当代的宗教心理健康运动,已经从传统的疾病治疗模式转向以发展为重点的、更加积极的方向。虽然埃里克森在成长过程中曾经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模式的影响,但他“在弗洛伊德的心理生物学上添加了同样分量的心理社会内容” 。将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强调性本能驱力,埃里克森强调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关注心理病态,埃里克森关注正常发展;弗洛伊德全面否定宗教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埃里克森主张塑造宗教美德,发挥宗教在心理健康中的积极作用。因此,正是从埃里克森这种重视正常人的心理与社会生活、注重发挥宗教心理健康积极作用的理论建构中,我们看到了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健康思想的当代价值。在笔者看来,这种当代价值必将随着宗教心理健康运动的不断推进而得到新的、更加深刻的挖掘。
第二,埃里克森正视宗教危机防范,这种辩证思维体现了当代宗教心理健康运动的方法论取向。埃里克森在建构理论时,非常注意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理体现在宗教心理健康的思想表述中。例如,其个体发展任务或发展课题的提出,以正视某一年龄阶段突出的心理社会危机为前提;其宗教人格的塑造,以积极、消极两种不同的发展形态及结果为标志;其对两个典型“宗教人”(the homo religious)马丁·路德和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心路历程探讨,也充分体现了从陷入危机到走出困境的辩证思维发展境界。正如伍尔夫所评价的,由于从“埃里克森敏锐和极具启发性的作品中发现了对他们自己挣扎和理想的更深刻理解”,所以埃里克森受到“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尊重”。
[1] Erik H.Erikson, Insight and Responsibility : Lectures o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Psychoanalytic Insight ,New York:W.W.Norton,1964,p.152.
[2] Erik H.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New York:W.W.Norton,1963(First edition 1950),p.274.
[3] Erik H.Erikson,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New York:W.W.Norton,1982,pp.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