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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
摘要 生态女性主义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把女性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目标连接起来，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可谓一场女性主义批评领域的“绿色”革命。在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当代语境中，生态女性主义这场“绿色”革命可谓愈来愈引人关注，其在有机的文化建构之中，生命力愈加蓬勃。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环境与性别两个文化维度，探讨女性与自然同被宰制的意识形态关联性，力图打破压迫女性与自然的父权制观念结构。其文化实践聚焦于性别政治和生态伦理，文化目标指向女性的成长与自然的发展，旨在建构一种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新型生态关系，形成一个健康平衡的生态体系。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 环境 性别 观念结构 生态和谐
Abstract See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oal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natural liberation from a brand new perspective，eco-feminism is a combined product of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ecological movement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a“green”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feminist criticism.In light of the growing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the“green”revolution of eco-feminis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nd is more and more vigorous in the organic culture construction.Focusing on two cultur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 and gender，eco-feminism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association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and tries to break patriarchal concept of structure that oppresses both women and nature.Its cultural practice focuses on gender politics and ecological ethics.Its cultural goals are the growth of wom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aiming to construct a new ecological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woman，man and nature in order to form a healthy and balanced ecosystem.
Key words eco-feminism environment gender conceptual structure ecological harmony
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多元并存、多学科渗透的思想文化体系，因而被一些研究者形容为对话性的多声部叙事。女性主义理论与运动因其“变革”色彩而具有一种革命性质。在林林总总的女性主义派别中，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可谓一场女性主义文化领域的“绿色”革命。生态女性主义是“性别研究与生态伦理学相结合的理论流派，既强调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在理论上的相互借鉴，也强调女性解放与生态保护之间在实践上的鱼水关系”
。在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当代语境下，生态女性主义这场“绿色”革命可谓愈来愈引人关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到90年代繁盛，正处于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之中。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女性主义经历了生态的转向，生态女性主义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一个理论派别，同时也是生态主义的一项新发展。它“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又是一种生态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视角”
。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文化时代，生态女性主义正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把女性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目标连接起来。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奥博纳（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或毁灭》（ Le Feminisme ou la mort ，1974）一书中率先提出，之后她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还是改革》（ Ecologie Feminism Revolution ou Mutuation ，1978）中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奥博纳提出这一术语旨在唤醒女性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在能力，号召女性引领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自己、拯救地球，并预言这场革命将使人们重新认识人与非人类的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时代思潮。1980年3月，600多名女性在美国麻省召开了题为“女性与地球上的生命”的第一次生态女性主义大会，该会议成为生态女性主义形成的标志。之后，生态女性主义在90年代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理论先锋，有一批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论著发表，如印度学者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的《继续生存：妇女、生态学与发展》（ Staying Alive ： Women ， Ecology ， and Survival ，1989），席瓦和德国女生态主义学者玛丽娅·米斯（Maria Mies）合著的《生态女性主义》（ Ecofeminism ，1993），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学家瓦尔·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的《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1993），美国学者卡伦·J.沃伦（Karen J.Warren）主编的《生态女性主义》（ Ecofeminist ，1994）和《生态女性主义：妇女、文化与自然》（ Ecofeminism ： Women ， Culture ， Nature ，1997）等。
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还涉及行动主义，而且两者在全球范围内几乎同时出现，这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这场“绿色”革命影响显著。在德·奥博纳的两本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著作出版之时，许多地区的女性就积极开展环保运动，显示了女性在保护生态资源的斗争中的非凡勇气和识见。如印度女性为反对伐木的“契普克”（Chipko，也称“抱树运动”），肯尼亚妇女开展的“绿色林带”植树、护树运动，美国女性对“拉夫运河”污染事件的抗议，等等。由此，生态女性主义成为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引人瞩目的一项社会文化运动和显学。
生态女性主义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特点，它是一种生态学导向的女性主义，以女性的性别视角在理论和实践中深入研究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环境与性别是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两个核心维度。生态女性主义“把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范畴作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范式，重视女性的地位、价值、体验和利益，以性别视角透视环境伦理、妇女伦理和生命伦理等实际问题”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问题不是一个孤立问题，“压迫女性”与“压迫自然”存在某种内在逻辑联系，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必将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建立生态女性主义理论雏形的德·奥博纳在《女性主义或毁灭》中，综合了生态环境保护观念和女性主义性别意识，将自然和女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示了两者不可分割、互为依赖的关系。美国教授伊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在《治愈伤口：女性主义、生态学和自然/文化二元论》（
Healing the Wound
：
Feminism
，
Ecology
，
and the natural/cultural Dualism
，1990）一文中也认为生态女性主义乃是一种将自然和女性作为研究的核心维度，并将两者相互勾连作为研究出发点的文化理论，他写道：“在生态女性主义中，自然是分析的中心范畴。对自然中相互联系的统治——灵魂与肉欲、人类压迫和非人类自然——以及跟这些统治形式相关的女性历史地位的分析构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出发点。”
生态女性主义立足环境与性别并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研究维度，同时为生态学和女性主义提供了新视角，非常有意义，它“把并不孤立的环境问题与妇女问题联系起来综合考虑，使环境哲学和女性主义得到协调发展”
。在后现代语境下，集结性别研究和生态研究两股批评力量的生态女性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化哲思视角。面对目前存在的全球生态危机和女性解放的任务，生态女性主义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显现了其新颖特色。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自然是有机整体的自然，并且是性别角度下的自然。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是人类自然观发展链条中独具特色的重要一环。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了近现代西方文明所持的机械论自然观，肯定了“前工业时代”的有机论自然观。
机械论自然观立足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认为自然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可以一味驾驭、一味索取。对此，生态女性主义者是忧虑与反对的。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其名著《自然之死——女性、生态与科学革命》（
The Death of Nature
：
Women
，
Ecology
，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90）中说道：“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随着‘科学革命’的推进和自然观的机械化、理性化。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的隐喻逐渐消失，而……驾驭自然的观念……即机械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成了现代世界的核心观念。”
她预言机械论精神将造成“自然之死”的悲剧，会把地球推向生态毁灭的边缘，而“自然之死”又必将成为人类之死的隐语。她认为，“前工业时代”的有机论自然观应成为当今“后工业时代”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态理念的历史传统资源与哲学基础。生态女性主义肯定了“前工业时代”的有机论自然观，又将其深化，它“不是重新确立自然作为人类的母亲，也不是提倡妇女重新接受由那个历史等同所指定的养育者的角色”，而是要分析女性与自然诸多相关联的价值，“考察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对传统自然观的冲击，以粉碎旧世界的方式呼唤一个新世界的到来”
。
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主张把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注重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平衡，这同当今深层生态学所持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自然观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深层生态学在谴责人类中心主义时忽视了长期以来“人类中心”是“男性中心”的社会现实，没有严肃考虑男性中心主义或男性统治的构成机制；生态女性主义构建起的自然观则体现出性别观照，生态女性主义从性别和生态的立场出发，把自然概念与女性概念相联系，把自然作为女性议题，力图对压迫自然与压迫女性的“父权制”世界观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地反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观从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及女性与自然的关联性方面构建起一套新的价值系统，使女性、自然甚至所有“他者”共同发展成为一致的行动，联合起来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谐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者倡导女性要在生态保护运动中积极发挥主导作用，这种主导性是指女性在参与和关注生态运动的过程中立足与自然的特殊联系所体现出来的性别力量、独特价值及其与自然的关联。“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在面对环境问题上的自为性，而不是“第二性”，不是被动的、消极的甚至懦弱的。
中国学者李银河认为：“尽管生态运动不一定全是女性主义的，但是任何深刻的生态运动，其性别化程度是令人震惊的。它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深刻的生态学意识是一种女性意识，或者可以说，生态意识是一种传统的女性意识。”
在近几十年的生态学研究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中，女性确实用她们的思想与积极行动改变了传统社会固有的思维方式。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人类生态文化发展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篇文献——《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
，1962）、《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Only One Earth
，1972）、《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1992），其作者均是女性，她们分别是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karson）、英国经济学家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n Brundtland）。她们的思考对生态环境的建立、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80年的“妇女与地球上的生命”大会主题也是在探讨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与自然的压迫与统治的基础上，对女性环保主导性做倡导，以此建立起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环境。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妇女往往起着领导作用，或带头促进一种环境道德规范”，大会提出的“妇女和环境”的三个战略目标之一即“积极吸收妇女参与各级环境决策”。
随着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影响的深入，更多呼吁女性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声音出现在生态环境危机愈加严重和复杂的21世纪。如中国妇联和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秘书处2010年联合主办的性别与减灾国际会议讨论并联合通过了“将性别意识纳入减灾全球行动北京倡议”。会议充分显现了女性在环保运动中的行动自信，这种自信与20世纪7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之初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的声音遥相呼应。格里芬在《妇女与自然：女人心底的怒号》（
Woman and Nature
：
The Roaring Inside She
，1978）中自信地提道：“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立足自然和性别两维思考权力，由此发现：对女性的控制与对非人类的自然的控制都是由一种共同的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造成的。正如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者查伦·斯普雷特内克（Charlene Spretnat）所言，“生态女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观念结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要实现女性与自然的解放，就要打破这种压迫性的观念结构。德·奥博纳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还是改革》中指出，自然与女性都处于被统治和压迫的地位，故而女性应该和自然结盟，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父权制的社会制度。
[15]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伦·J.沃伦系统论述了西方父权制观念结构的具体内涵。她认为父权制观念结构由三个支点搭建：价值二元论、价值等级制及统治逻辑价值伦理观。父权制观念结构的这些价值观企图证明的是人类奴役自然和男性奴役女性的合理性。而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生态女性主义不只是要解决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的问题，更是要改变、清除扎根于父权制观念结构的这些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二元对立的理论，反对将女性与自然、繁殖、物质、他者性/男性与文化、生产、形式、自我性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武断两分，反对对地球上的生命做等级划分。生态女性主义尤其主张要打破父权制观念结构中的统治逻辑。卡伦·J.沃伦在其生态女性主义代表性著作《生态女性哲学：西方视域中的内容和界定》（
Ecofeminism Philosophies
：
A Western Perspectiveit on What it and Why it Matters
，2000）中如此归结这种统治逻辑：“这种父权制的价值——等级思想导致统治逻辑的产生，即这样一种……思维，它解释并维护了‘劣势’群体对‘优势’群体的服从，它还为这种现象争辩，以证明它是合理的。”
[16]
因此，统治逻辑“不只是一种逻辑结构，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价值体系，它从伦理角度证明某种统治和支配是‘公正的’和‘正当的’，并为这种统治进行伦理辩护”
。
统治逻辑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背景下的一种父权制态度，一种对自然、女性及一切他者的征服式、掠夺式的发展逻辑，是造成各种压迫的根源所在。沃伦在书中亦详细揭示了统治逻辑是如何解释、论证对女性、自然及其他人类他者统治的合理化的。她提出只有把“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原则”作为本体论的生态女性主义才能动摇及颠覆这种统治逻辑。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生态女性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深度颠覆体现为两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批判、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在权力与秩序方面批判、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在生态女性主义这里成为压迫性等级关系的基本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生态女性主义逐渐超越了解放女性与自然的目标，上升到对一切文化建构的统治行为的关注，如种族压迫、阶级压迫、歧视第三世界等。伊内斯特拉·金就宣称：“生态主义危机与西方白人男性对一切自然和女性方面的敌视体系有关……生态主义的任务是要不断铸造真正的反二元体制，或者辩证的理论和实践。”
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矛头透过父权制堡垒直指包括价值二元论、等级制度和统治逻辑在内的压迫性“观念结构”，消解特权观念和形而上的二元对立，力求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如伊内斯特拉·金所说：“我们能够利用它的优势来创造一个不同的文化与政治，这种文化与政治能够把直觉的、精神的和理性的认知形式结合为一体，同时包容科学与魔幻；在这个范围里，它们使我们得以转化自然―文化的区别，创造一个自由的、生态和谐的社会。”
基于对父权制观念结构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的深度颠覆，生态女性主义在生态项目实践中做出了别具一格的贡献。这不仅体现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世界重大问题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彰显出性别政治色彩，而且有助于促进新的生态伦理理念和环境道德的建立。詹妮斯·伯克兰（Janis Birkeland）认为，“以一种价值观，或一种实践，或一种社会运动存在的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政治分析框架，用这种框架拷问与反思了男性中心主义和生态环境破坏之间的内在关系” [20] 。
生态女性主义所建构的生态文化渲染着女性特质，体现出关怀伦理。观照其发展历程，它不仅注重理论支持，更强调实践性，注重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是融合了女性主义和环境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在运动实践中，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既然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互相关联、互相促进，其解决策略就需要联合在一起。卡伦·J.沃伦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纳入女性主义视角，而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
美国学者罗斯玛丽·鲁特尔（Rosemary Ruether）在《新女人、新地球》（
New Woman
，
New Earth
，1975）中就指出“在一个继续以统治与被统治对立关系作为主要关系模式的社会，女性很难有自由（解放）可言，生态问题也不可能找到实实在在的解决途径。必须把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种种价值需求联合起来，积极创造和重构基本的社会与经济，重建作为这个（现代工业）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念”
[22]
。
生态女性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贯穿着行动主义，考察生态女性主义文化实践，人们愈来愈看到它在关注性别政治、生态伦理方面的积极意义。
早在生态女性主义萌发期，当女性生态学者蕾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时，就因其女性身份而遭到对手的性别攻击，被污蔑为“自然的女祭司”，但她所唤起的生态意识和关怀伦理，直接促成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成立，也使得反对农药污染成为一种生态正义。
经历40多年，生态女性主义在发展与繁荣期更是致力于构建这样一个和谐和睦的生态体系：它没有男女性别的等级划分，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压迫关系。于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了各种形式的环保运动。除前文所提到的印度妇女的“抱树运动”、美国女性对“拉夫运河”污染事件的抗议等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行动主义取向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妇女环保活动带有全球性特点，影响很大。例如，席瓦等人发起的女性多样化运动是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食品安全的全球妇女运动；美国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 WEDO）在2004年11月19日发起的“种植一棵树”的全球运动，其宗旨是把环境、和平、人权和性别平等联系起来。
生态女性主义实践活动在全球发展时，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特别注重与具体国情融合、关注基层运动、关注科技的殖民性质及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女性与生态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体现出本土化特色。如肯尼亚著名环保主义女政治家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uta Maathai）1977年开始在民间进行环保宣传，鼓励妇女植树，组织了著名的“绿色带运动”，这为肯尼亚乃至东非地区环境状况的改善、为妇女权利的争取做出了贡献；陕西“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是中国开展生态女性主义实践活动的典范之一，它积极发挥妈妈的环保环境监督维权作用，致力于推动妇女参与到本土的环境保护中，开展了“换树‘1+1’·美丽秦岭行动”等多项活动。中国政府与民间层面启动的生态女性主义本土化实践行动，既为提高中国女性环保意识做出了积极努力，也诠释了女性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已取得的成效来看，生态女性主义本土化更有利于解决第三世界的性别、环境与发展问题。
可见，女性作为生态环保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世界环境保护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通过环保运动，女性在国际舞台上也彰显出自己的力量，发出了自己清晰的声音。作为一种倡导多元化、尊重生态差异性的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从性别与生态相复合的特定角度反思人类共同的文化经验”
，“希望用一种整体性结合的观念：整体性、相关性（包括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关系）、尊重、同情、关怀、关爱等来代替西方父权制主张的分离、分化和对立的二元论”
，建立一种关怀和平等的伦理关系。生态女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对构建现代性的性别政治和生态伦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如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所强调的，“妇女对无害生态环境的经验及贡献，必须成为21世纪议程的中心组成部分”
。
生态女性主义既是“女性”的，又是“生态”的，通过性别和环境维度审视女性与自然，审视整个人类文化，质疑和解构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父权制统治逻辑。其所指向的最终文化目标亦有“她性”与“生态”色彩，即生态和谐与女性成长。作为生态理论的生态女性主义 ，“所宣扬的是一种替代的文化观，它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和负责的生态道德伦理观”
。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其他所有形式生命的相互关联，其文化目标是要达到自然界和人类的和谐共生，建立平衡、和谐和有机完整的生态系统。
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生态女性主义，其理论与实践的目标同其他女性主义一样：关注女性成长与解放，争取人人平等的权利与地位。“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使女性成长为人，是对人的塑造和发展的推进与实现。”
从“女性”的视角去看待环境，将不仅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还能让女性更深刻地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深层生态学强调生态自我实现与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两大原则，在这两点上，生态女性主义是与之呼应的，生态女性主义在强调地球生命的相互关联性、批判统治逻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实现、自我成长。
女性在父权制的“观念结构”中处于“他者”“边缘化”“失语”的地位，对于在生态危机中同样处于“他者”“边缘化”“失语”状态的自然，生态女性主义以一种女性关怀立场为自然界的权利而斗争。女性在进行斗争实践与理论探讨的同时也不断成长，完善了自己的性别结构，不再“他者”、“边缘”与“失语”，积极彰显出女性的创造力与生命活力。“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更有责任、更有愿望结束人统治自然的现状——治愈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疏远”
。
如何治愈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提倡遵循一种有着可持续性、平等性、包容性、多样性、整体性、能动性等内涵的“女性原则”；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建构尊重自然、女性、生命和一切“他者”的爱护伦理学，即女性伦理学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建构一种新型的女性文化，这种女性文化通过复兴古代自然女神的崇拜，重新发现女性价值，重新恢复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敬重。当然，生态女性主义最终并不寻求用基于性别概念的“女性原则”“女性伦理”“女性文化”来取代男性价值，因为这又会陷入另一种“统治逻辑”，他们只是立足自我性别维度，积极发挥女性创造力去寻求一种能改造人们思维方式和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女性组织法则。生态女性主义者“不是试图寻求一种以女性为性别基础的品质来替代男性品质，而是提倡一种女性的组织原则，这种原则不仅将改变生产和再生产关系，而且也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
。而在提倡“女性原则”“女性伦理”“女性文化”的过程中，女性突破父权制的观念结构在不断成长，女性的性别结构不断得到完善，女性的价值不断彰显。
生态女性主义将自然与女性视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本源，在存在性别歧视和生态危机的社会场境下，生态女性主义的性别与环境的双重观照维度体现出对自然生态问题和人类社会生态前景的终极关怀，最终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与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实现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女性主义这一多声部理论体系中的一支，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在女性话语建构上与其他女性主义形成对话性，而且在其自身内部也形成一种对话性。用卡伦·J.沃伦的话讲，生态女性主义是个伞状术语，一种多元文化思潮。各个流派或侧重文化视角，或偏好哲学思辨，或着重政治批判，形成多种思想的相互对话与渗透。建立在打破统治逻辑基础上的“多样化的统一”原则不仅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也成为其格局的一项特征。著名女性主义者格内塔·加尔德（Greta Gaard）曾这样形容生态女性主义：“不同的女性主义雪峰的思想都流向这个湖泊，有许多行动主义之路也通向生态女性主义之湖。”
生态女性主义保持一种多元视角、对话姿态，多角度地考察女性与环境问题，从而使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愈加水乳交融。生态女性主义各分支在对待女性与自然关联上的倾向是：无论是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强调，还是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的试图削弱，乃至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性解构，尽管不同，甚至在继续论争，但都在试图将不同性质的“性别关系”与“人与自然关系”结合起来研究，给我们在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方面提供了一种新思维、一种批判主义色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观照生态整体的宏观文化视野。作为发展中的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生态女性主义还在有机地建构之中，而其文化生命力在未完成的对话中愈加蓬勃。
[15] See Barbala T.Crates，“A Root of Ecofcminism，”in Greta Gaard and Patrick D.Murphy ed.， Ecofeminism Literature Criticism ： Theory ， Interpretation ， Pedagogy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p.17.
[16] Karcn J.Warren， Ecofeminism Philosophies ： A Western Perspectiveit on What it and Why it Matters ，New York：Rowman ＆ Littlcfild Puplishers Inc.，2000，pp.48-51.
[20] Janis Birkeland，“Ecofeminism：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in Gaard Greta，ed.， Ecofeminism ： Women ， Animals ， Nature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3，p.18.
[22] Rosemary Ruether， New Woman/New Earth ： Sexist Ideologies and Human Liberation ，New York：Seabury Press，1975，p.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