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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生态美学比较的角度
周维山
摘要 中国生态美学是在西方生态美学即环境美学的影响下诞生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中西生态美学之间的差异逐渐显现，“生态”与“环境”之辩成为学界探讨的话题。西方环境美学的诞生和发展与西方美学长期对自然美的忽视有关，它主要关注环境审美特征的研究；而中国生态美学的诞生和发展则与实践美学的理论缺陷有关，它主要关注生态审美观念的探讨。西方环境美学借助生态学指向环境本身的审美欣赏，而中国生态美学则借助生态学指向人与环境的和谐生存。通过比较可知，中西生态美学之间，不单单是名称使用的差异，而是有着内在的区别，特别是在学术旨趣上，二者是根本不同的。
关键词 环境美学 生态美学 环境审美 生态审美
Abstract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s came into be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ecological aesthetics，i.e.environmental aesthetics.However，with its development，the differences of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s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gradually appear，and“Ecology”differing from“Environment”becomes a topic of academic discussions.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s related to the neglect of the beauty of the nature in long history of aesthetics，which mainly concerns about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ironment，while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s is related to the theoretical defects of practical aesthetics，which more concerns about concep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The academic purpose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s o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tself with the help of ecology，while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s is on the ecological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the environment.By comparison we can see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 ecological aesthetics are different not only in their uses of the name，but also in their inherent nature.Espe-cially on academic purpose，they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environments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
中国生态美学名为“生态”，而西方生态美学则名为“环境”，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近年来，随着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深入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西生态美学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探讨的话题。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中西生态美学关系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名称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生态美学学科定位的根本问题。对中国生态美学而言，只有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才能凸显中国生态美学的特色，也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生态美学更好地发展。
在西方，虽然同时有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两个称谓，但是二者可以通用，或者说生态美学可以看作环境美学的自然延伸，即“生态的环境美学”。在中国，生态美学在其诞生之初，与西方并无二致，并明显受到西方生态美学即环境美学的影响。中国第一篇生态美学文献就是一篇介绍国外生态美学研究的译文，即俄国学者曼科夫斯卡娅的《国外生态美学》
。文章的题目虽然是生态美学，但内容却是环境美学。这两个名称在西方的混用情况，由此也可见一斑。1994年，李欣复在《南京社会科学》第12期发表《论生态美学》一文，首次在我国提出构建生态美学的构想。文章一开始，他就指出，生态美学“是伴随着生态危机所激发起的全球环保与绿色运动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研究地球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是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生态美学是环境美学在生态危机背景下的新发展，在学科性质上仍属于环境美学。2000年，徐恒醇出版中国第一部生态美学专著《生态美学》，并提出了一个新的美学范畴——生态美。他说：“所谓生态美，并非自然美，因为自然美只是自然界自身具有的审美价值，而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
尽管如此，生态美仍与自然美密切相关，可以说是自然美在生态学视野下的呈现，其内涵与“生态环境美”相当。这一点，通过该书后面章节的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理论构建始于2001年。这一年11月，“首届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曾繁仁做重要发言，并首次提出生态美学的广义和狭义之分。他说：“狭义的生态美学着眼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关系，提出特殊的生态美范畴。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存在论美学观。”
他主张广义的生态美学，认为生态美学并非仅仅解决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在崭新观念的指导下，解决人类当下非美的、非生态的存在状态。生态美学从狭义到广义，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扩大，它不再仅仅限于自然环境，还包括传统美学中的艺术乃至社会等更为广阔的审美领域，由此，生态美学也由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上升为一种普泛意义上的美学观。因此，曾繁仁又把自己的生态美学称为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此后两年间，他接连发表一系列论文集中阐发了这一观点，并于2003年结集出版，名为《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中国生态美学独特话语构建已经初步形成。
2005年8月，“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参会人数达170人之多，可谓盛况空前，会后出版论文集《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环境中的美学与文学》。随着这次国际会议的召开，中国特色生态美学的声音传播到了国外，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第二年6月，“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国际美学会议在成都召开，国外学者开始就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之间的关系向曾繁仁展开探讨。会后，他把思考成果撰写成论文《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9期上。他认为，其实中国生态美学的诞生本来就受到西方环境美学的影响，二者有着共同立场和关注点，不应把各自的疆域划分得那么清晰。但是，从各自学术发展的角度，又确有划清的必要。总体来看，二者的不同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由于诞生的时代和地区不同，各自的理论资源有所差异。西方环境美学诞生较早，加以西方自然资源丰富，它们多以当时早期的“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资源；而中国生态美学诞生较晚，为解决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则多以“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第二，“生态”与“环境”的内涵也是不同的。“西文‘环境’（Enviroment），有‘包围、围绕、围绕物’等意，明显是外在于人之物，与人是二元对立的。”“而与之相对，‘生态’（Ecologcial）则有‘生态学的，生态的、生态保护的’之意，而其词头‘eco’则有‘生态的、家庭的、经济的’之意。”
由此，“生态”比“环境”更有优势，也更符合生态存在论美学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融合。第三，从美学角度来看，“生态”也更符合美学“生态整体主义”与“生态人文主义”的追求。第四，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相契合。这四个方面涵盖了时代和地区背景、名称内涵、美学特点和文化特征等内容，可以说，曾繁仁在这里已经非常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生态美学的特点以及选择“生态”的原因，也在客观层面上，为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调。曾繁仁所做的这一区分，获得了我国大部分学者的赞同，比如王诺、赵红梅等；当然，也有的人仍坚持传统的观点，把生态美学等同于生态环境美学，比如岳友熙、刘彦顺等。
2013年，程相占在充分的中西生态美学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中西生态美学之间的关系做了更为细致的梳理。他把已有的立场归结为四种，同时提出了第五种可能的立场。他认为，在西方存在两种立场，一是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二者各自有自己的起源和研究重点，并不完全一致。二是把生态美学作为环境美学的一个分支。这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主流观点。在中国也存在两种立场，一是把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混同，认为环境美学即生态美学，二是把环境美学纳入生态美学之中，并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这也是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立场。同时，他提出一种新的立场：参照环境美学以发展生态美学。程相占认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在其原初意义上是不同的，二者不可混淆。它们虽有理论交叉，但在研究重心上是不同的。环境美学是相对于传统艺术美学而言的一种研究对象的扩大，而生态美学则应是借助生态学理念对美学观念的根本改造。“生态美学是对于人的生态存在本性、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审美方式的整体研究，绝不仅仅是对于某一类审美对象（比如环境）的研究。”
由此，生态美学则在研究重心上与单纯侧重以环境审美为对象的环境美学更为严格地区分开来。同时，在这里，程相占不仅延续了曾繁仁的思路，把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区分开来，而且他也试图与曾繁仁的生态美学思路相区分。如果说曾繁仁试图从研究领域的角度把狭义的环境美学上升为一种美学观念的话，那么，程相占则把生态美学的研究重心集中在“生态审美”的观念上。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说中西生态美学之间的差异在诞生初期还只是一种名称使用的差异的话，那么，随着中国学者的不断努力，这种差异逐渐变为一种深层的内在差异。当然，这一差异也与各自的美学传统有关。
在西方，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单从学科名称的提出来看，确实各有起源。环境美学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1966年赫伯恩（Ronald W.Hepburn）的《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而生态美学则可以追溯到1972年米克（Joseph W.Meeker）的《生态美学的构想》。
他们提出的学科设想也的确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在反思西方美学漫长的对自然美的忽视和贬低传统的基础上，开启对自然美的研究。赫伯恩指出了分析美学的缺陷，即把美学仅限于艺术美学，而缺少对自然美的关注。米克则直接追溯到柏拉图，认为是他开启了西方美学“艺术与自然相对立”
[1]
的传统，致使自然在西方美学中一直处于被贬低的状态。到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环境美学真正兴起的时候，卡尔松、瑟帕玛和伯林特等美学家继承了这一思路。他们不仅关注环境，更关注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环境之美。同时，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生态学也成为他们建构环境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
卡尔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环境美学研究。他认为，不论艺术美学还是环境美学，都应该知道欣赏什么并懂得如何欣赏。如此，知识对于欣赏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审美地欣赏艺术，我们必须具备艺术的诸多传统以及在那些传统中诸多风格的知识，如果审美地鉴赏自然，我们必须具备不同自然环境的知识以及这些环境中的诸多系统和因素的知识。”
他重点探讨了来自艺术欣赏范式的两种欣赏自然环境的方式：对象模式和风景模式。显然，对于自然环境，如果它们出现在艺术中，采取这两种方式当然是合适的，但是作为自然环境本身，它们是不合适的，最合适的方式应该是自然鉴赏的环境模式。也就是说，拥有足够的自然环境的知识对自然鉴赏而言是必要的。瑟帕玛曾向卡尔松学习过环境美学，因此，二人的观点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也认为对对象合理的欣赏方式与对象的类型和对对象采取的态度有关，而不论对对象的分类还是审美态度的形成又都与欣赏的知识密切相关。他把环境分为物理环境和人工改造的环境，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其欣赏方式也有所差异。“环境的审美范式在自然科学、文化科学以及常识的基础上被决定；正确的基础是由当代科学知识所给予；其目标不是审美价值普遍地最大化，而是在知识框架和其他价值所允许的界限内最大化。”
与卡尔松和瑟帕玛把“环境”看作一个审美对象不同，伯林特认为“环境”根本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与主体交融在一起的。“‘某个’环境的想法，可算是心身二元论的最后残余之一。”“因为从根本而言，没有所谓‘外部世界’，也没有‘外部’一说，同样没有一个我们可以躲避外来敌对力量的内部密室。感知者（心）是被感知者的一部分，反之亦然。人与环境是贯通的。”
因此，对环境的欣赏，不能是对象式的，需要的是主体全身心的参与，“感性体验不仅是神经或心理现象，而且让身体意识作为环境复合体的一部分作当下、直接的参与。这正是环境美学中审美的发生地”。
在伯林特这里，生态学的作用不是直接参与审美，而是对环境审美方式的启示。传统美学是主客分离的，而生态学恰恰让我们知道主体与客体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甚至一切客体都应是身体化的存在。
在中国，生态美学的诞生逻辑与西方不同。因为不论是中国古代美学还是现当代美学，自然美始终是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自然美在中国古代还非常受关注。因此在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像西方那样自然美被长期忽视的情况。生态美学在中国诞生，从美学的内在发展来看，是与中国当代美学特别是实践美学的理论缺陷密切相关的。实践美学诞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它认为美的本质就是“自然的人化”，即人类通过实践对自然征服、改造的结果。而所谓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恰恰是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实践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观念是截然对立的，它也必然成为生态美学所要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刘成纪在梳理中国新时期美学走向时，较早指出生态美学的诞生必将代表着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方向。他认为，作为后实践美学之一的生命美学突破了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而走向个体性，但是在生态危机面前，仍然表现出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只有生态学才能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痼疾，使“人与自然在生命基础上重建和谐共存的关系”
，因此，生态美学将是对实践美学之后生命美学的再一次超越。韩德信等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生态美学是“实践美学失势，而后实践美学又无力承担美学重任之后，一种理论自救的重要理论尝试”。
在他看来，实践美学的理论缺陷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渐明显，但是后实践美学由于过于强调生命、生存等精神活动，无法完成超越实践美学的任务。而生态美学由于坚持生态整体主义观点，恰好可以完成这一任务。曾繁仁在提出生态存在论美学的过程中，多次论述了生态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的关系。2012年，他专门撰文《对德国古典美学与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的反思——由“人化自然”的实践美学到“天地境界”的生态美学》，集中阐述了生态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实践美学的真正师承是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康德美学。同时它也继承了康德美学的认识论、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等特点，集中体现在实践美学对“自然人化”命题的理解和阐释上。实践美学把美看作对自然的改造，却忽视了自然本身的价值。“实践论美学中十分重要的‘积淀说’，只强调了人化的‘自然’的价值，而完全没有看到未经‘人化’的自然的价值。”
不可否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实践美学确实有它的优势也承担着一定的历史责任，但是随着生态危机的出现，它的理论缺陷也自然暴露无遗，必然为新的美学观念所取代。另外，程相占在提出生态美学的第五种立场，即把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生态审美的时候，同时把生态美学看作对一切传统非生态审美观念美学的超越。他论述道：“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态地审美’（to appreciate ecologically），即‘生态审美’，它的对立面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传统的‘非生态地审美’，亦即‘没有生态意识的审美’。”
生态审美作为一种新时代的美学观念，不但对传统实践美学，而且对一切非生态审美的美学观念构成突破和超越。
通过比较可知，西方环境美学主要关注环境审美特征，而中国生态美学关注生态审美，同时二者又与生态学密切相关，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生态美学包含西方环境美学，是中国生态美学的一个分支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西生态美学之间仍然是研究对象大小的问题。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异，还与各自的学术旨趣密切相关。西方环境美学的关注点是环境审美，最终指向是环境本身。而中国生态美学的关注点是生态审美，它的最终指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
我们先看一个事例。2015年10月，在济南召开的“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空间”会议上，西方环境美学家伯林特突然向中国学者程相占发难。他认为程相占的观点和西方学者卡尔松的观点相同，因为他们都强调在环境审美过程中生态知识的参与，“这是对西方美学传统的一个根本问题——非认知性——的挑战”
。在他看来，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话语形态，可以影响审美，但它影响的程度如何是需要考虑的。审美作为一种体验，与认识是有区别的。康德对审美与认识的区分，对美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否则，美学又回到了柏拉图所开创的认识论美学的老路上去了。关于知识能否参与审美这一点，程相占在《生态美学：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兼答伯林特先生》一文中给出了详细的回答。他认为，伯林特对康德关于审美与认识的区分有误解。“康德只不过是通过对比审美判断与认知判断（或曰逻辑判断）的差异来说明审美判断的特点，他丝毫没有否定审美与认知的关系；而在我们的实际审美活动中，根本无法排除知识的存在，笔者无法想象对于一个一无所知的对象，我们如何能够进行审美欣赏。”
事实确实如此，康德在分析“崇高”这一现代美学的概念范畴时就对其在审美分析中的结论做出了突破，崇高背后的理念恰恰就是现代启蒙精神，可以说，没有现代启蒙精神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崇高。如此，对于生态审美显然也离不开特定知识的参与。其实，在这里，我更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即程相占的观点和卡尔松的观点是否完全相同。单从生态知识参与审美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是相同的。但是，这其中还包含着深刻的差异。
西方环境美学被看作美的哲学的一个分支，其理论构建也是以传统艺术美学模式为标准而进行的。它与艺术美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象的不同以及因对象的差异而引起的欣赏模式的差异。针对环境这一特定的审美对象，西方环境美学家纷纷从生态学获得相应的启示，以期在获得环境审美的欣赏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环境。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被尊称为“环境保护运动的圣经”，也是西方环境美学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利奥波德指出了传统美学的缺陷，认为这种传统的美学观是在把自然与艺术相类比，只注意自然的优美风景，而不关注自然的其他方面。如此，在这种环境审美模式下所谓旅游休闲开发给自然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他急切地呼吁“发展休闲，并不是把道路修建到美丽的乡下的工作，而是要把感知能力修建到尚不美丽的人类思想中的工作”
。在他看来，环境审美必须依靠生态学知识，只有如此，才能了解环境、欣赏环境，也才能真正保护环境。高博斯特（Paul H.Gobster）在考察森林景观审美实例的基础上，指出风景审美与生态多样性之间是冲突的。因为，“在风景美学中，追求娱乐（情感）是首要因素，从观赏这个景观中得到这种娱乐而不考虑这个景观的生态整体性”
。相反，建立结合生态学知识的审美则可以改变这一状况，从而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卡尔松与他们一样，也强调生态知识对环境审美过程中认知的重要性。为此，他还举过一个特别的例子。在秋季落日下，美洲落叶松和被甲虫感染的松树，两排树木的叶子都变黄了，一个是因为秋季来临，一个是因为被虫子感染濒临死亡，“美洲落叶松在夕阳下散发着光辉，最有可能被体验为一种美的事物；而已经死亡与正在死亡的松树，尽管同样在阳光下散发光辉，但有可能被审美地体验为丑陋的，或者至少不是一种审美愉悦的来源”
。显然，只有拥有足够的生态学知识，才能获得恰当的审美。也可以看出，西方环境美学所追求的是环境本身的审美，它的极致则是荒野审美。
与西方不同，中国生态美学自我定位为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在这里，生态学不是手段，而是出发点，是美学的重要哲学基础。也正是由此，中国生态美学对生态学的借鉴，首先不是生态科学而是深层生态学，即生态哲学。曾繁仁在首倡广义生态美学时就明确指出，它是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
的。他认为，这一崭新的生态世界观的代表，就是海德格尔的“此在与世界”的存在论哲学。因为“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提供了人与自然协调的可能和前提”
。这一观点得到了朱立元、王诺等国内众多学者的赞同。程相占则结合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提出了“生生”本体论。他说：“生生理念可以用生态学的话语来解释——地球生态圈孕育了生命并承载着生命，用中国古代哲学话语来解释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传》），‘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传》）——天地间有一种神秘、神奇的自然力量，正是它化育了万物、养育了万物，它就是中国哲学所推崇的‘生生之道’，也就是天地万物的‘本体’。”
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生态美学也关注环境，但是关注的不是环境本身的审美，而是人与环境的和谐生态审美关系。
同时，中国生态美学作为一种生态化的美学，是离不开生态知识参与的，它是引导审美走向生态的必要保证。由此，程相占探讨了生态审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生态知识的参与问题。他说：“真正的生态欣赏必须借助生态知识来引起欣赏者的好奇心和联想，进而激发欣赏者的想象和情感。”
在他看来，随着生态审美的进一步深化，生态知识的问题是绕不开的。也是这一点，引起了伯林特的强烈质疑。其实，如果了解中国生态美学的学术旨趣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程相占在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中说得非常明确，它是“一个前提，三个步骤”，生态知识是三个步骤之一。这里的前提，就是主客体的“审美交融”。结合“审美交融”的前提，可以知道，这里生态知识的参与并非引向独立于主体的环境，而是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生生”状态。也由此可知，程相占所主张的生态审美中的生态知识的参与和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模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综上所述，中国生态美学的诞生虽然受到西方生态美学即环境美学的影响，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断努力，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西生态美学之间，不单单是名称使用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审美对象与美学观念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旨趣上，二者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西方生态美学是生态环境美学的话，那么中国生态美学则应是生态人文美学。
[1] Joseph W.Meeker， The Comedy of Survival ：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Charle Scribner's Sons，1972，p.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