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世纪末英国的贫民窟旅游
刘洁莹
摘要 19世纪末英国社会出现的贫民窟旅游与一种社会性的贫困话语紧密相关，吊诡的贫民窟旅游将城市贫困具体化、视觉化，成为当时贫困话语所建构的贫民窟想象与旅游期待的典型形式。本文以景观化伦敦东区的贫民窟旅游为案例，凸显其去政治化的文化逻辑，分析贫穷、罪恶、暴力是如何作为一种贫民窟的自然属性而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在这里，东区的贫困与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沉重代价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相应地，想象贫民窟的方式蕴含了世纪末英国对于文明的衰落与公共控制权的丧失的恐惧，以及资产阶级自身身份确认的困难。
关键词 贫民窟旅游 伦敦东区 贫困话语 景观 阶级矛盾
Abstract Slum tourism，fashioned in Late-Victorian England，is condens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urban poverty discourse and slum imaginations.Providing with visualized poverty and pseudo-reality，slum tourism paradoxically transforms urban poverty from a political and social problem into a cityscape and spectacle，and thus depoliticizes it as if urban poverty i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modern life.Meanwhile，the East End of London as a spectacle can be seen to operate as a manifestation of bourgeoisie anxieties of the Fin de siècle and crisis of identity through the spatial opposition to their own community，the West London.
Key words slum tourism East End of London poverty discourse spectacle class conflicts
伦敦东区的贫民窟在19世纪末似乎突然被发现了。1882年牛津大学毕业的记者、作家沃尔特·贝赞特发表了小说《各色人等》，他将通俗小说中常见的中产阶级爱情故事置于伦敦东区的黑暗与穷困之中，引发了当时社会对于贫困的空间想象。随后，1883年乔治·西蒙斯（George Sims）的系列新闻报道结集出版为《穷人如何生活》（ How the Poor Live ），其中大量的插图将贫民窟的黑暗以及贫民窟居民的悲惨生活呈现在世人眼前。同年，安德鲁·默恩斯（Andrew Mearns）的《被遗弃的伦敦的痛哭》（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 ）的震惊效应更加剧了人们对于伦敦东区作为道德沦丧的罪恶之地的认识。一时间伦敦东区成了城市贫穷的代名词，成为19世纪末英国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贫民窟，这个城市的阴暗之地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评论家、记者、政客、小说家、社会改革者、慈善家、警察。P.J.基廷（P.J.Keating）指出，直至1880年英国的中上等阶层才开始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来了解阶级矛盾。 [3] 1885年伦敦东区著名的慈善机构“汤因比厅”（Toynbee Hall）开幕，1886年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开始对伦敦东区进行社会学调查，在后来的十几年间完成了17卷本的《伦敦人的生活和劳动》（ 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1887年女王在东区为“人民宫”（the People's Palace）揭幕，同年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创立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宣布除了精神救助之外，他们还要对伦敦东区进行社会改造。 [4]
事实上，在此之前，中上等阶层拜访贫民窟（slumming）的做法一直存在，但主要是小规模、独立进行的社会调查，通常由一些作家、艺术家进行，后来又有一些政府或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加入。但总体而言，贫民窟叙事一直是影响拜访实践和贫民窟认知的主导要素。 [5] 但到了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人似乎不再满足于有关贫民窟的报道和叙述，拜访贫民窟成为一种集体性且商业化的行为。伴随着大众旅游业的发展，拜访贫民窟的目的除了具有利他主义的慈善性质外，还开始具有满足娱乐好奇的窥探乐趣。这个时期伦敦东区的贫民窟成为一个被制造和被消费的商品，是受人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是当时富裕阶层趋之若鹜的时尚行为。19世纪80年代，很多伦敦城市指南之类的杂志，不仅向人们介绍商店、纪念碑、教堂，同时还设计出线路，告诉人们如何探访那些位于“白教堂”这样臭名昭著的贫民窟里的“景点”。这种富有人群的风尚迅速影响至美国。1886年9月14日的《纽约时报》指出：“拜访贫民窟的行为开始于伦敦。女士们和先生们对那里的情景充满好奇，当拜访贫民窟成为潮流时，他们会穿上普通的衣服去看看那些曾经听说过的人们，他们对那些人一无所知，仿佛去拜访一些生活在一个奇怪国度中的异类。”这标志着贫民窟从被排斥到被赋值的一个跳跃。它从伦敦社会急于掩盖且希望被遗忘的毒瘤，变为绅士和淑女体现高尚道德，体验新奇的令人生畏的经验的地方。伦敦东区从一种生产资料变为一种消费对象。
贫民窟这一城市空间通过商业化再现之后，成为供人凝视的风景。观光牵涉到想象，但是贫民窟观光不是在脑海中幻想寻欢作乐的过程，而是编织关于城市贫困的白日梦，期待自己能亲身体验日常生活之外的新奇之物。本文着重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对于19世纪末英国贫民窟旅游的讨论：19世纪末的贫民窟旅游蕴含了怎样的想象贫困的方式？贫民窟旅游与当时的贫民窟话语之间有何联系？为什么在世纪末的英国会出现这种景观化的想象贫困的方式？
贫民窟旅游以游客亲身体验的方式带来了对于贫民窟最为直接的真实感，同时也建构了旅游体验的差异感。旅游赋予游客以视觉经验为主的多元感官体验，他们看到狭窄肮脏的街道，衣衫褴褛的孩子，街头的酒馆，麻木呆滞的人群，仿佛真的看到了底层社会的日常，获得了一种“眼见为实”的体验。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通过各种物质层面的感官接触来达到文化认知，在城市贫困的短暂体验中获得一种特殊的审美和愉悦，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则是旅游者旅游和获得旅游体验的动机。 [6]
贫民窟旅游以景观化的方式使中上等阶层产生“真实”幻觉，以为自己看到了真实的城市贫困。“真实感”的塑造为他们对于贫民窟这个城市空间的表征提供了正当性，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理解贫民窟的新路径：作为一种独立的城市景观。当贫民窟这个被行动、活动、叙述和符号激活的地方被作为风景的时候，其也就被化约为图像和具有“景色”的地方。贫民窟变成了一个供观看的景观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这种贫民窟话语不仅激发了社会对于伦敦东区城市贫困的关注和同情，确认了社会对于伦敦东区的鄙视与恐惧，还包含了对于一个未知空间的窥探与惊奇。
在窥探一个与自身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同时，他们也在用一种惊奇的态度来表达自己与那样一种世界的截然不同，这种“与我无关”的游客体验，是在用一种接近的方式表示拒绝。从贫民窟引起社会关注开始，它就是一个古怪特异的空间。“贫民窟内的凄惨景象往往是一片昏暗，十足肮脏，恶臭的烧油路灯之间挂着破衣烂衫。无论是在屋内还是室外，许多人都弓着腰，似乎一直难见真容。”
记者、社会学家、作家们不遗余力地生产各种形象和比喻来指称伦敦东区糟糕的状况。赫胥黎（T.H.Huxley）将贫民窟居民们比喻为“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将他们称作“非洲的俾格米人”（通常身材非常矮小的非洲人种），简·亚当斯（Jane Addams）则选择称呼他们为“奥地利的采盐矿工”，对于威廉·巴里（William Barry）来说东区的贫民窟像是一艘“贩奴船”，乔治·西蒙斯用一种非常传统的比喻，认为自己在伦敦贫民窟的所见所闻犹如“地狱场景，其恐怖程度超过但丁神曲中的地狱”，将贫民窟指认为遥远的部落或是未知的地区，为探访这个城市空间增加了一种发现感和冒险刺激。伦敦东区在此时不只是城市的一部分，1901年，贝赞特关注伦敦东区的情况将近20年之后，认为东区就是一个城市，“世界上再找不出另一个像伦敦东区这样的城市”，这里聚集了将近200万人口，“仿佛一个拥有统一管理的独立城市一般”，就人口数量而言远远超过“柏林或维也纳，或圣彼得堡，或是费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是帝国的中心，是繁荣与进步的代表，却被笼罩在极端的城市贫困的阴影之下，以隔绝的、陌生的方式看待贫民窟，形成了一种游客视角，塑造了一种观看方式。
旅游一方面追求“真实”，另一方面也在追求一种“偏离常轨”（departure）。游客离开日常生活和例行事务，在旅游中让感官投入一系列刺激新奇的活动。贫民窟空间及其居民在游客的窥探与好奇的目光之下被客体化为景物，而被看到、被标记的是那些被认为与正常生活相反的社会构成元素，正是差异性构建了游客的凝视。一方面，贫民窟旅游凸显了贫民窟及其居民的“他者性”，另一方面，游客在对比彼此差异的时候，也确立了所谓正常的、有道德的文明生活。
麦肯奈尔提醒我们，游客与景物间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是景物本身，而是对景物的某个描述。维多利亚时代的贫民窟游客们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有关城市贫困的话语叙事，被引导到白教堂这样恶名昭彰的“著名”目的地，并影响着他们对于伦敦东区的预期与想象。厄里在《游客的凝视》中指出：“当我们在凝视特定景致时，会受制于个人的经验和记忆，而各种规则、风格，还有在全世界四处流传的各地影像与文本都会形成我们凝视的框架。”
就人们对于伦敦东区的想象而言，其城市贫困话语的来源主要包括当时的贫民窟小说和新闻报道。
19世纪80年代“贫民窟小说”（Slum Fiction）在英国文坛异军突起，它们不约而同地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伦敦东区的陋街窄巷之中，深入贫民窟内部，讲述贫民窟居民的悲欢离合。主要作品包括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的《黎明中的工人》（1880）、《无所归属的人们》（1884）、《阴曹地府》（1889）；沃尔特·贝赞特（Walter Besant）的《各色人等》（1882）、《基便的孩子们》（1886）；阿瑟·莫里森的（Arthur Morrison）“伦敦东区三部曲”，即《米恩街道的故事》（1894）、《杰戈的孩子》（1896）和《去伦敦城》（1899）；伊瑟·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的贫民窟系列小说，即《贫民窟的孩子们：奇特人群的研究》（1892）、《贫民窟的孙辈们》（1892）、《贫民窟里的追梦人》（1898）、《贫民窟悲剧》（1893）；玛格丽特·哈克尼斯（Margaret Harkness）的《城市姑娘》（1887）、《失业》（1888）、《最黑暗的伦敦城》（1889）；等等。贝赞特的《各色人等》于1882年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至1905年共售出25万册。“对于很多中产阶级的读者而言，贝赞特的小说就是东区，或者至少是一个让他们觉得舒服的东区，他通常被认为是使得东区的称呼流行起来的第一人。” [9] 贫民窟变成旅游目的地的现象涉及如何生产并维持观看对象的生产过程。黑暗窄巷、肮脏拥挤的工作场所、妓女聚集的街头、移民聚居区、慈善机构等这些反复出现在贫民窟小说中的地点，成为贫民窟旅游的景点。
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城市贫困被第一次发现的时候，人们将贫困的原因归为个人，即穷人自身的道德缺陷，认为他们的酗酒、放荡、游手好闲是来自上帝对他们道德低下的惩罚。那么，到了19世纪末，人们对于贫困的解释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多地将贫困问题归因于环境，受到达尔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影响，乔治·吉辛和阿瑟·莫里森等作家，都将贫民窟这一城市空间排除在城市之外，仿佛这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空间，其中人们的各种苦难和罪恶都受到伦敦东区这个独立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比如阿瑟·莫里森在他的《杰戈的孩子》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充满暴力与犯罪的“他者”世界。贫民窟杰戈的支柱性产业是“偷盗”。从孩子到夫妻到黑帮，都是偷盗产业的从业者，对于杰戈的人来说，成为黑帮组织一员就意味着经济的成功，以及他人的绝对尊敬。莫里森将杰戈的居民比喻为大老鼠，流窜在贫民窟的暗街陋巷，他们摆脱卑贱命运的方式只有死亡。这里的价值取向与维多利亚社会完全相反，不参与偷盗、不酗酒、有工作的人在杰戈的命运就是被排挤、被鄙视，甚至是被殴打。他们被分离出来，任何改革或者教育手段都无法触及他们，因此也无法有效地改变他们，并因此必定会保持他们永久的异质性。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于1902年特地来到伦敦东区，乔装匿名体验生活，创作出《深渊居民》，进一步妖魔化了贫民窟及其居民，认为贫民窟的人们是绝望且危险的野蛮人，犹如动物园里的困兽，“他们身材矮小、发育不良，佝偻着背。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人最初的一点点天性，就像那些住在山洞之内的人们……这些人穿着破衣服，浑身污垢，长着各种令人恶心的皮肤病和脓疮，皮肤青肿，举止粗野猥亵，身体畸形，目光斜视，面容如野兽一般……他们瘦弱的身体里充满力量，残暴的原始力量，抓挠撕碎。当他们冲向人类的时候，会把猎物向后弯曲，甚至对折，掰断脊椎”。 [10] 在他看来只有“动物园的管理员们”才能防止无辜的路人落入贫民窟里那些杀人犯之手。
其次，由于识字率的上升、印刷成本下降、政府税收降低，维多利亚时代的新闻业非常繁荣，这股重要的力量也成为建构贫困话语、塑造伦敦东区刻板印象的核心因素之一。由于报纸杂志之间的激烈竞争，编辑们为了应对，开始开发新的报道形式来吸引读者。调查新闻（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之父威廉·斯特德（William Stead）将感伤主义文学、犯罪报道和其他形式的通俗文化形式结合起来，注重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细节描写，这种报道方式被称作“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在19世纪末对英国的新闻产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往往模糊事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指出，当时的新闻“成为建构现实的艺术，而不是对现实的记录”。 [11] 《被遗弃的伦敦的痛哭》起初匿名出版，没有插图，充满通俗作品中的感伤主义叙述，主题也并不新鲜，但是斯特德立刻意识到它的价值，在自己的《帕尔默报》（ Pall Mall Gazette ）上不遗余力地连续推荐，指出这本小册子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25 October 1883：1），并附上此书的精华缩写版，连续若干天刊载相关的来信和讨论，制造轰动效应。正是借助报纸的巨大发行量，这个话题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引发了政治、经济社会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大量讨论，直接导致1884年皇家调查委员会对于工人阶级住房情况的调查和之后《住房法》（ Housing Act ）的颁布。安东尼·沃尔（Anthony Wohl）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的影响力直接且具有催化作用，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改革文献之一” [12] 。但是，《被遗弃的伦敦的痛哭》在发现贫困引发全社会对于贫民窟关注的同时，建构出了一种与当时中产阶级推崇的家庭观念截然相反的生存状况。在这个小册子里充满类似的描述：“卫生检查员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父亲、母亲、三个孩子和四头猪！另一个房间里，一个男人得了天花，他的妻子刚刚生过第八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们衣不蔽体满身泥土。一间地下的厨房里住了七个人，还有一个快死掉的孩子。”拥挤和肮脏的环境导致了贫民窟的疾病和道德堕落。“我们无法谈论他们的家庭状况，因为这样的地方怎么能被称为家呢？比较而言，野兽的洞穴更加舒适和健康。” [13] 这本小册子强化了将贫民窟及其居民与野兽相比较的贫困话语。
这一形象又通过白教堂谋杀案得以加强。1888年到1889年间伦敦东区的白教堂地方发生了连环杀人案，受害者均为妓女，凶手作案手段残忍血腥，而警方又迟迟无法破案，一时间此案成为英国上至女王下至百姓共同关注的焦点。围绕开膛手杰克的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在伦敦东区的形象建构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具有煽动性的新闻报道，伦敦东区成为整个英国的焦点和茶余饭后的谈资，报道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凶案本身，而且将伦敦东区这一地理空间的各种特征掺杂着想象呈现出来，犹如当时流行的哥特小说。朱迪斯·沃克维兹（Judith Walkowitz）指出“有关开膛手凶杀案的新闻报道首先强调的因素就是其环境：白教堂，这个臭名昭著的贫穷的地方，与伦敦城的金融区相邻，无论是以公共交通还是以私家马车都很容易到达。白教堂是衰落的内城工业区的一部分，处在伦敦东区的边缘，那个伦敦无产阶级聚集的地方，一个拥有90万人口的‘城市’”。 [14] 黑暗、危险、犯罪、血腥、娼妓成了人们对于伦敦东区的固有印象，并不断被层出不穷的报道确认加强。直到今天，“开膛手杰克”仍然是白教堂地区旅游线路的最大卖点。
19世纪伦敦城市化的发展，使人们永远不可能彻底了解伦敦，在人们的想象中伦敦是一座永远扩张的虚构迷宫，也就总有一个隐秘的伦敦存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凝聚了人们的焦虑与恐惧。虚构与非虚构的贫民窟叙事相互叠加、互为影响，构建起19世纪末有关伦敦东区的贫困话语，形成了伦敦西区和东区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道德与堕落、整洁与肮脏的强烈对照，将穷人描绘为一个新出现的种族，他们绝望落后，亟须拯救。这为贫民窟旅游提供了一种期待视野，想象出一种背离常规的生活。旅游活动永远不是纯然的视觉经验，“游客凝视的一切，其实是他们从各种媒体上吸收与内化的理想再现……即使实景不像再现那般美好，但最终盘踞在民众脑海中的依旧是再现的画面，仿佛那是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切”。
因而，贫民窟就变成了由贫民窟话语构造而成的体验景观。同时，在这样一种文化建构之中，贫民窟作为一种物质实体被镶嵌在环境之中，形成一种展示，与贫困话语形成了循环指称的关系，共同形塑了整个维多利亚社会对于贫困的认知。
19世纪末的英国渐渐从日不落帝国的辉煌中淡出，开始经历文明的衰落与公共控制权的丧失。贫民窟被想象成为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秩序话语的对立面。贫民窟旅游用一种想象的亲身经验代替现实的问题，不仅仅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应语境化地纳入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中进行分析，将它作为经济社会等问题的后果与反应。贫民窟旅游折射出当时英国社会的心理机制，帝国中心的伦敦借此与虚构的深渊之城的道德沦丧、腐朽与野蛮联系起来。
贫民窟的旅游事实上暗中培植了一种对待贫困的方式，或者说，对于贫民窟的旅游鼓励人们用惊奇的方式来发现贫困，从而无形中就把贫困想象捆绑到特定的排斥性心态中，即当贫困大量进入人们的视野时，鼓励人们使用一种“旅游”的方式，用亲身经历的现场感，把贫困作为一种“符号”或者说“象征”孤立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之中。当贫困作为景观被观看的时候，它就不再作为“事实”连续性发生了。
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穷人以“再一次发现”的方式出现。1848年宪章运动失败以后，英国社会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克己节俭与自助的观念被广为接受。个人的慈善行为在中上等阶层蔚然成风，“慈善组织协会”于1869年成立；1867年城市工人阶级中的部分男性获得了普选权，1870年英国开始实行国家教育，扩大了学校教育的范围。19世纪70年代在迪斯累利政府的领导下开始进行针对城市贫穷的改革，包括劳动时长的规定、工会权利、公共健康等方面。 [16] 英国社会似乎出现了整体的进步，贫富差距在稳步缩小。1873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认为“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上升”，并非常有希望实现“每个人都是绅士”的时代。 [17] 狄更斯和盖斯凯尔夫人的“社会问题小说”、卡莱尔对于文明的忧思等涉及的阶级矛盾似乎顺利解决了。
但是，在19世纪最后20年，英国逐渐进入一个相对衰退的时期，大英帝国的霸权逐渐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出现了经济萧条。莫尔顿、台德合著的《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中指出，8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中——不论是有组织的或是没有组织的——正在酝酿着一种新的战斗精神”。
特别是伦敦东区1888年火柴厂女工的游行和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直接形成了这两个团体的工会。1889年的罢工很快席卷了泰晤士河两岸，参加罢工的人数庞大，有3万名码头工人和3万多名其他工种的工人。宪章运动的老领袖乔治·哈尼写道：“这次伦敦东头伟大的反抗斗争是过去所有罢工、停工、闭厂都不能望其项背的。自从宪章运动达到最高峰的全盛时期以来，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运动，它的重要性和利害影响能与1889年的伟大斗争相比拟。”
这次罢工使得伦敦东区成为工人运动的榜样，英国工会会员的数量从1889年的86万人增加到1890年的将近200万人。同时，它作为新工会主义最初的胜利，证明了不熟练的工人是可以组织起来并将巨大的罢工运动坚持到底的。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新模式工会”，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只接纳技术手艺高、工资收入高的工人阶级，而将非技术工人排除在外，并且尽可能避免与雇主的直接对抗，采取谈判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诉求。
1890年伦敦举行了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伦敦东区的贫穷肮脏再次浮现出来，而且这些暴民似乎随时会冲出伦敦东区，席卷一切，摧毁那些明亮富裕的文明之地。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复兴，虽然罗伯特·欧文的合作社会主义在19世纪初就广为人知，但是在英国经济迅速发展繁荣鼎盛的局面下，社会主义思想仅仅在少数政治团体中被讨论。《资本论》虽然在1867年就已经出版，但是直到1887年才有了英文版本。社会主义与新工会运动结合，使得19世纪末的工人运动呈现出鲜明的“战斗”色彩，也导致当时英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心理。吉辛的小说《民众》其副标题为“英国社会主义的故事”，小说中对底层贫民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工人阶级出身的主人公自私虚伪、背信弃义，在意外获得一笔遗产后迅速堕落，沾染了很多恶习，为了与上层社会联姻，抛弃出身贫穷的妻子。不仅有很多批评家指出吉辛对于穷人的憎恶态度，他自己在家书中也写到这本书是“对无产阶级目标与能力的野蛮讽刺”
[21]
。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中指出，1875年之后，“由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也为工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阶级，其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运动已在这期间突然出现，并且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这是一个深刻感受到危机而且必须转型的时代。他们传统的道德基础，正在他们自己所积累的财富、舒适和压力下崩溃。”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曾经相信，市场会以自己的方式调整并解决贫困问题。但是到了这个时刻，资产阶级的自信岌岌可危，他们也感受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和世界，逐渐朝其‘离奇死亡’迈进，它在达到最高点的时刻死去”。
对于未来的担忧，对于日渐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的恐惧，这时都被集中于伦敦东区这个罪恶深渊，成为人们恐惧的一个具体对象。彼得·阿克洛伊德（Peter Ackroyd）说“所有对于城市的焦虑都集中在东区，似乎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它已经成为伦敦本身黑暗面的缩影”。 [24] 这一地区不仅是一个城市空间，不仅代表着阶级的区隔，还可以被看成一个隐喻，是威胁和革命的代名词。然而，景观虽然提供了黑暗恐怖的场景，但观看者总是保持着一种安全的距离，当城市贫困与贫民窟居民的生活被固定为一种景观的时候，仿佛就只存在于视觉范畴，而不再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景观的贫民窟既指认出恐惧又化解了恐惧。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原本用以确定社会“中等阶层”的传统等级制度逐渐失效，这个“中间社会区域”的界限就变得非常模糊。霍布斯鲍姆认为在19世纪中期，关于“中产阶级”的条件，其标准是相当明确的。但在19世纪晚期，新兴中产阶级或申请中产阶级身份的人，其数目在迅速增加，这种情况引起了分界和定义的实际问题。中产阶级的条件，在理论上比那些构成贵族身份（出身、世袭称号、土地所有权）或工人阶级的（工资关系、体力劳动）条件更难决定。其中，正式教育越来越成为（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指标。“学校教育主要是提供进入社会上公认的中等和上等地带的入场券，以及使进入者在社交上习惯那些使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的生活方式。”
1828年伦敦大学学院的建立标志着“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开始，它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牛津、剑桥，改变了超高学费的状况，面向中产阶级的子弟，“学费仅相当于牛津、剑桥的1/10，同时采用工学兼顾的走读制度，安排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课程”
。到了1870年，英国议会通过《福斯特法案》，奠定了国家初等义务教育制度的基础，使得受教育人数大幅增加，教育范围的扩大是为社会中力争上游的人而设，并不是为那些已经达到社会顶端的人而设。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允许学生取得资产阶级身份的教育日渐发展，以适应不断增加的人数。随着作为入门必要的初等义务教育的确立，学生人数迅速增加，“19世纪70年代晚期到1913年间，保证学生能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大学，其学生人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大致增加了三倍……到了19世纪80年代，德国观察家已经在担心大学录取人数已超过经济体系对中产阶级的容纳度”。
教育的发展并不能够提供充分的身份标记。对于公认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的收入和教育的结合与民众出身之间的差距明显，而下层中产阶级由于收入不足，出身与民众接近，则较难指认出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
中等阶层身份标记的不明确性构成了他们的身份焦虑，通过共同的休闲方式，形成中产阶级的文化建构，通过确立“他者”形成确认身份的想象。空间生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造空间中心地带，也同时生产出边缘地带的过程，形成严格的等级制，但同时中心地带又要依赖这些处于边缘的他者。社会关系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而形成的城市空间作用于社会各阶层对自身的确认。正如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从不单单注视一件东西；我们总是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
1888年11月1日的《星报》（ The Star ）写道，“东区需要的是光明——电灯的光明照亮那里的街巷的阴暗角落，同情与希望的神奇之光照亮那些承受着苦难的生命中的阴暗角落”。 [29] 显然过去处于黑暗中的贫民窟被人忽视不见，犹如隐形，然而到了19世纪末，全社会对于城市贫困的极度关注宛如突然出现的过度强光，仍然让人无法看清贫民窟的面目。当时风行的贫民窟旅游将城市贫困具体化、视觉化，以“真实感”这样一种伪经验通过底层生活的刻板印象，把伦敦东区固定为一个都市风景，用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将其纳入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仿佛贫穷、罪恶、暴力是这个城市空间的自然属性。中上等阶层并没有想象一个与东区居民平等的未来社会，他们也拒绝承认东区的贫困是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沉重代价。体验贫民窟的贫困发现过程也是塑造自身身份的过程，对于富裕的中上等阶层来说，在世纪末由盛转衰的阴影之下，贫民窟一方面是一个具有威胁的他者世界，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充满冒险刺激的想象空间，既投射了他们的种种焦虑和危机，又以景观化这一去政治化的手法想象性地化解了这些焦虑和危机。
总之，贫民窟旅游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恐惧管理工程”。英国中上等阶层将贫民窟和城市贫困作为安放世纪末种种焦虑的空间，好像只要找到消除贫民窟的方式，一切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通过贫民窟旅游他们似乎无限接近了社会问题的症结，然而通过想象重组，用去政治化的文化逻辑将贫民窟景观化，却使得他们避免真正地去面对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贫民窟旅游就成为他们消除恐惧的心理幻觉，成为他们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
[3] P.J.Keating， The Working Classes in Victorian Fiction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1，p.106.
[4] P.J.Keating， The Working Classes in Victorian Fiction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1，pp.109-110.
[5] Tony Seaton，“The Literary Evolution of Slumming，” Slum Tourism ： Poverty ， Power and Ethic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p.41.
[6] Dean MacCannell， The Tourist ：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Schacken Books，1976，pp.91-105.
[9] Paul Newl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London's East End ，Rodopi B.V.，2008，p.59.
[10] Jack London， The People of the Aby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2.
[11] Anthony Smith，“The Long Road to Objectivity and Back，”in Boyce，Curran and Wingate（eds）， Newspaper History ，p.168.
[12] Anthony S.Wohl， The Eternal Slum ： Housing and Social Policy in Victorian London ，New Brunswick（New Jersey）：Transaction，2002，p.189.
[13] “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 The Pall Mall Gazette ，16 October，1883：11，pp.57-58.
[14] Judith Walkowitz，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 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93.
[16] Krishan Kumar，“Version of the Pastoral：Poverty and the Poor in English Fiction from the 1840s to the 1950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995，Vol.8.
[17] Alfred Marshall，“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es”，A.C.Pigou（ed.），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London：Macmillan，1925，pp.102，115.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特别关注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
[21] George Gissing， Letters of George Gissing to Members of His Family ，London：Constable ＆ Co.，1927，p.172.
[24] Peter Ackroyd， London ： The Biography ，Chatto ＆ Windus：2000，p.678.
[29] The Star ，1 October，1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