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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资料，人类对粮食的需求与生俱来。粮食是烹饪食品中各种植物种子的总称，也可概括称为“谷物”。粮食作物包含的营养物质极为丰富，主要为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脂肪等，是维持生命的物质基础。人体营养最主要、最重要的来源就是粮食。
粮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其自然属性和经济价值，以及在使用上的经常性和普遍性，决定了它区别于其他一般商品，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粮食问题乃国计民生之大事，历来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粮食一直是历代王朝维护江山社稷的头等大事。
“为政之要，首在足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是农业的基础，因此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特殊商品，是实现人的生存权的基本保障，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百姓一旦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就会揭竿起义，进而动摇甚至推翻王朝的统治。《管子·治国》中曾有“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强国之必生于粟也”的论述。而司马迁则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写到，“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因此无论古今，粮食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可能就是我国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反映商品的基本供求关系。“五谷者，万民命，国之重宝”，粮食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大宗的商品，对市场物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粮食价格是商品价格体系的核心，如果粮食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涨，并波及其他商品的价格。因此粮食价格是市场基础价格，粮价稳定，百价稳定。
伴随着封建私有制的产生，特别是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以后，各类官营、私营的粮食贸易日渐活跃起来，粮食价格受其自身所具有的一些规律的支配和众多社会因素的制约而上下波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战国时期，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进一步推广使农业生产力有了巨大提高，粮食产量远高于春秋前，粮食贸易极为活跃，粮食价格也相对稳定、低廉，并且出现了较为完备的粮食价格理论。秦始皇统一后，残暴的统治使全国陷入不断的灾荒和战争之中，导致物价腾贵，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汉代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发展农业。唐朝政治清明，库廪充实，市场稳定，粮食价格稳中有降，但却仍然没有对于粮价的明确规定。宋代开始确立了明确的官营粮食价格的法规，同时政府会根据各地的年成丰歉情况，采取一定的措施平抑粮价。特别是宋室南迁之后，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与南方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相结合，使得农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入明之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多种农副产品流入市场，贸易十分活跃，商业发展迅速，粮价平稳。而清朝则凭借其特有的完善的粮价奏报体系敏锐地了解粮价的波动情况，发展合理的市场机制，市场对粮价波动的作用最为明显。
与一般商品一样，在粮食价格的众多影响因素中，粮食的供给和需求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粮价所不同的是，它不但是粮食总供需关系作用的结果，同时它更是衡量市场经济发展的指标。因此，粮食价格的波动不仅仅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而且具有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意义，通过粮价的变动我们可以纵向感知历史的动荡和变迁。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粮价不但可以反映市场的粮食供需和货币流通情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他物价的变动，引发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使是在粮食供应总体正常的情况下，由粮价上涨所引发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也会给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一旦某个社会群体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社会的稳定必然受到威胁。
具体到清代，首先，农业在清代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突出表现在粮食的生产上，政府对粮食价格以及粮食市场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研究清代的粮价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汲取了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清政府为了了解全国各地粮食供需状况，规定各级政府需要定期向上级报告辖区内的雨雪量、收成预计及实收分数、各种主要粮食市价、人口以及仓储数额，
逐步建立了一套自下而上、层层上报的粮价奏报制度，并且自康熙以来一直延续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康熙朝后期为初成期，最早由一些地方大员不定期地向中央奏报当地某个时间段的粮价；乾隆朝为成熟期，乾隆初年清高宗从奏报的内容、程序和格式上对当地的粮价奏报做了统一的规定。
但是，清朝的粮食政策主要侧重于增加粮食生产上以应对因自然灾害等突发原因造成的大范围饥荒。因此，虽然清政府对粮食价格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关注，却没有形成系统性地应对粮价变动的专门政策体系，甚至有时候对粮食价格不做干涉。
可是尽管如此，在经济结构简单的传统社会中，政府行为对粮价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清政府调控粮食的主要手段是常平仓制度，在丰年政府通过高价收购粮食避免“谷贱伤农”，而饥荒之年则低价大量抛售沉积的谷物来赈济贫农。
同时，受上述制度的影响，清代山西省的粮食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县城集镇的粮食交换主要依靠私营粮商，通过集散市场，沟通城乡有无。较大型的城乡居民用粮借助粮商贸迁有无，因此贸易行为也可以影响粮食价格的形成。
其次，清代独特、完备而严密的文书档案制度使得各类方志和粮价档案大量出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宝贵史料。这些档案当时分别存于内阁大库、皇史宬、副本库、宫中各级衙署中。
例如现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经整理的雨雪粮价类档案有宫中档、军机处录副等数万件。如军机处录副类，道光十九年（1839）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就有一万六千余件。
而粮价表与资料册的数据来源，则是由各省布政使司基于各州县报告制作而成的清册，清册与各督抚上报的粮价奏折相比，“在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各州县信息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史料批判的基础数据”
。
最后，清代距今较近并且经济发展情况相对稳定，相比于此前诸朝代，其社会状况更接近于现今。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清代粮食市场规律可为现今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借鉴。但是，一方面，我们采用的粮价数据来自北平社会调查所的汤象龙等学者，他们对故宫档案中的道光至宣统年间的粮价清单进行抄录，共约2.5万件。这份抄档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并以《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为名于2009年出版。
受制于此，我们对于清代粮价的研究更倾向于研究道光至宣统时期。另一方面，由于道光二十年（1840）发生的鸦片战争使得道光后期以及之后的各个时期国内的白银大量外流，银钱比波动相当剧烈，货币情况变得极不稳定，严重影响到了国内的经济财政状况和社会生活。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每关平一两白银只能换一千二百文铜钱。
我们选用的粮价数据是以银作为货币单位的，因此光绪及之后时期的粮价计量或许存在失真的可能性。因此我们选择较为稳定的道光时期作为本书的研究时期，对于还原市场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对于了解清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均有一定的典型性，对当今政府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更有意义。
但是，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速度还要更快。鸦片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在道光末年就已经显现出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耕”与“织”从此分离，这使得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自然经济首先在沿海逐渐解体，并且逐渐向全国扩散。全国各地一方面引进价值远高于粮食作物的西方经济作物鸦片而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另一方面鸦片使中国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荒废主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不断下降。这为我们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复杂性，为了避免鸦片战争对市场行为的干扰，我们选择山西省作为研究的落脚点。
山西作为全国典型的内陆省份，是处在河山之固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山西省行政区位于黄河中游东岸、华北平原西面的黄土高原上，其轮廓略呈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省境四周山环水绕，与邻省（区）的自然界限分明。东以太行山为界，与河北为邻；西、南隔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北以外长城为界与内蒙古毗连。虽然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战乱时期，外国列强不断挑起各种事端，但是由于地形的封闭特点，山西在整个清代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粮食市场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市场行为仍然处于自发状态，有利于降低我们对粮价波动和市场规律进行科学研究的难度。鉴于自身地形复杂，同时还是京师的护卫，清政府一直重视这个地方的安定。其在清代的粮价波动情况和市场规律，能为处于稳定环境中的当今社会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更好的参考和借鉴。
研究清代粮食价格的目的主要在于了解清代人民的经济生活方式，并且揭示经济发展的过程与规律，从而为今天的经济发展与决策提供参考。通过对粮食价格的分析以及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清代各种因素对于粮食供求的影响情况以及市场的运行状况。多种因素影响粮食的供给与需求，而粮食价格的波动又可以反映出市场的运行状况。因而关于粮食价格的研究一般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即影响粮价波动的因素和市场的运行情况。
经济史的研究中存在众多的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西方经济学注重从量化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美国与西欧的经济史研究中，主要的经济指标可以追溯到三四百年之前，但是中国经济史量化研究中的数据相对匮乏一些。
清代自康熙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粮食价格奏报制度。这个奏报制度将全国各个地区每月的粮食价格汇总到朝廷，以供政府做出决策。现今相关的奏折等史料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这些粮食价格数据是研究清代经济史极其珍贵的资料。众多学者通过研究粮食价格数据在数量经济史方面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
粮食价格的数据整理是相关研究的基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汤象龙等众多学者着手整理清代史料中的经济资料，将道光至光绪年间的粮价数据整理成表格并按省份装订。这些数据有着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封越健、王砚峰等学者自2004年开始对这些数据进行核对、整理并进行增补，之后将其完善为《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
，并于2009年出版。而另一套令人瞩目的数据是20世纪台湾学者王业键对台北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整理并建立的“清代粮价资料库”。这两套粮价资料对于推进数量经济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使用的数据源自《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两套粮价资料各有所长，罗畅比较并分析了两套数据各自的特点，并分别验证了两套数据的可靠性。
除了上述两套重要的粮价数据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对粮价数据以及其他相关数据进行了整理分析。除了对粮食价格的研究与整理，还包括众多其他的商品价格，数据的来源也不仅仅局限于官方的史料，也包括民间的资料。柳诒徵结合多个数据整理了江苏各个地区1600年来的米价。
新中国成立前后也有众多关于粮食价格的研究著作，如应奎的《近六十年之中国米价》
、寄萍的《古今米价史略》
等，均对中国的粮食价格进行了统计与研究。《中国历代粮食价格问题通考》
根据文献资料以及史料对历朝历代的粮食价格进行了统计与整理。除了粮食价格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粮价展开研究，分析各个时期的物价水平。盛俊根据《钦定物料价值》完成了清代乾隆时期江苏省物价统计，
Endymion Wilkinson的
Studies in Chinese Price History
[1]
运用《陕西布政使司造报陕省各属市估银粮价值清册》记载了众多商品22个月的价格。谭文熙的《中国物价史》
论述了西周至民国时期物价的发展变动史，对于清朝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除了官方的文献资料外，民间也留存了很多有宝贵学术价值的资料。如吴麟与严中平等学者通过河北宁津县大柳镇商店旧账本，分析了道光时期的粮食价格与这个地区的零售物价及银钱比指数。
田仲一成通过分析浙江《萧山来氏家谱》中出售祭田的价格推算出收获时期的粮价。
《林则徐全集》中也有林则徐关于道光年间的粮价记录。除了对价格数据进行统计以及分析的研究之外，部分学者对于数据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并整理出了验证的方法。马立博通过分析粮食价格的重复率，依次检验粮价数据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2]
这些文献检验了数据的可靠性，为以粮价为基础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清代的粮价数据源于地方向中央的奏报。清代的奏报制度始于康熙年间。时年苏州织造李煦向康熙皇帝上奏了苏州的粮食价格情况，皇帝对这样的奏折给予了很大的肯定。之后经过数次变更，形成了当时的粮食价格奏报制度。为我们今天进行量化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济学资料。陈金陵的《清朝的粮价奏报与其盛衰》
、王道瑞的《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
等论文对奏报制度的变更历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在专著方面，Wilkinson的
The Nature of Chinese Grain Price Quotations
[3]
以及陈春声的《清代的粮价奏报制度》
也对清代的奏报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众多中外学者对粮价波动的趋势以及周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
中指出清代粮价的变动趋势为清初粮价开始呈现上涨，直到道光时期结束才出现轻微的回落。岸本美绪认为道光时期江浙地区的粮食价格已经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卢锋等分析了过去三个半世纪的粮价，通过整理与分析发现，道光之后的粮食价格一路走高。
全汉昇、王业键在《清雍正年间（1723-1735）的米价》中结合《朱批谕旨》对全国中南部的省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除了对粮食价格进行分析，也有学者对当时的物价进行了研究，如王业键也结合粮价数据分析了清代中国三百年来的物价波动趋势，
[4]
岸本美绪重点分析了清代前期江南地区的物价波动情况。
通过分析粮价波动的趋势，可以寻找到粮价波动的周期，也可以对粮价波动的原因进行分析。岸本美绪借助文集、笔记以及地方志对江南地区的粮价波动周期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彭凯翔通过观察多组粮价的数据发现粮价的波动周期为4年，并且从长期来看，存在20-30年的长周期。
王业键等学者通过严格的计量方法对苏州的粮食价格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并且验证了粮食价格波动的周期为4年左右，而长周期在26年是最为显著的。
国外学者C.W.J.Granger等利用粮价进行谱分析发现13年也是粮食价格波动的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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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汉昇等通过分析雍正时期的粮食价格数据发现当时的米价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周期。
道光时期，全国的粮食价格呈现上涨的趋势，而南方的粮价则开始回落。粮食价格也出现明显的4年波动短周期，以及26年的长周期。
粮食价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多种因素对于不同时间、空间的粮食影响又是各不相同的。对各种因素的具体分析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粮食价格波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分析结果可以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以维持市场的稳定以及粮食价格的平稳。
清代粮食价格整体呈现上涨的趋势，仅在几个较短的时期粮食价格出现回落。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进行分析，清代的人口不断增加，在道光时期达到了4.5亿人的顶峰，
所以导致国内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王业键等在《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整理了长江地区三百年来的粮食价格数据，认为人口以及货币量是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气候的周期性波动与粮价的相关性较差，所以气候对于粮价的影响不如水利等因素。蒋建平在《清代前期米谷贸易的宏观考察》
中也认为人口增多是粮食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货币的存量则对价格的波动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林满红依据萧山粮价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认为，乾隆时期的粮价上涨是由于人口的增长率高于货币的增长率，以及人口的增长率高于粮食的生产增长率。
邹大凡等以上海的粳米价格为基础，分析了人口、银钱比以及粮食生产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
人口波动在影响粮价的同时，粮食价格也会对生育率有所影响，Feeney G.等在著作中以日本为例，讨论了粮价与生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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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通过对各省督抚的奏折进行汇总，分析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政府在了解到民间粮食贸易的具体情况之后调整仓储政策，从而逐渐稳定了粮食价格。
这反映了政府强大的调控能力以及仓储对于粮价的影响程度。龚胜生对两湖地区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粮食价格波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针对年内、年度的波动周期进行了相对完整的讨论，同时对府际以及省际等导致的粮价波动的不同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及研究。
当粮食价格出现不正常波动时，政府将对粮食市场进行干涉，主要干涉手段包括但不局限于仓储、收购、促进流通等。Robert Marks发现18世纪的广州粮价与粮食的产出存在明显的负相关，他认为当时大量的粮食仓储削弱了气候变化以及灾害对于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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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本美绪在《清代中期的经济政策基调》
中对康熙年间粮价下跌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当时清政府通过限制粮食流通、调整仓储政策以及调节税收与租金等方式对粮食价格以及产量进行调整。而唐文基指出，乾隆时期，政府尝试从生产层面增加粮食的产量。
安部健夫着重分析了政府收购粮食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论证了清代中期中南地区的粮食价格受到政府影响较大。
高王凌在《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中也认为政府的高仓储政策是导致乾隆时期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赵恒捷在《中国历代价格学说与政策》
中总结了政府政策对粮食价格的影响。
商人、地主等同样是粮食价格波动的重要利益相关群体，所以他们的行为也会影响粮食价格。松田吉郎在《广东广州府之米价动向与粮食供需调整》
中除了结合地方志从平仓、义仓以及社仓等方面研究了政府对于粮价的影响，同时还讨论了商人以及乡绅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冯汉镐在《清代的米价与地主操纵》
中着重研究了地主对于粮价的影响。陈东有在《康熙朝米价中的商人行为》中着重分析了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重田德指出粮食价格受到地主影响很大，地主通过操纵粮价进行投机从中牟利。
在我们的认知中，灾害对古代农业生产影响非常大，谢美峨针对台湾的自然灾害进行分析后发现，灾害对于短期的供给是有影响的，但是对于长期生产来说影响较弱。灾害影响产量，但是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却不是很大。李军等学者认为，灾害仅仅是影响粮价波动的次要因素，人口的增长、货币的存量以及政府的政策、晋商的积极救济都对粮价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清代鸦片的引入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在山西地区尤为严重。吴朋飞等结合县志等史料对当时山西地区的罂粟种植分布情况以及其对农业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马雪从财政与贸易的角度分析了鸦片种植对于当时经济的影响。
崔宪涛在《清代粮食价格持续增长原因新探》
中提出，粮食价格的持续上升并不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白银的流出，而是因为粮食生产率下降，而罂粟的种植则是降低生产率的原因之一。
农业的生产对人民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方行在《清代前期湖南农民卖粮所得释例》
中研究了江南与湖南地区的粮价差距情况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且分析了这种情况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
人口、货币存量、气候、水利、流通、政府政策、商人与地主等众多因素均对粮价有影响。从粮价波动趋势来说，清朝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与人口增加、货币存量减少的相关性最大。
从波动的原因分析，灾害对于粮食的生产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于价格的影响受到政府救灾以及商人救济等因素的反作用。与之相对的是粮食价格会由于政府大量的采买而大幅上涨，被商人与地主操控。所以粮价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更大。这也说明在清代人们已经拥有应对自然环境波动的能力，但是从灾害发生时短期粮食价格受到影响的情况来看，
又可以发现这样的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通过分析粮食价格及市场的整合程度，可以得到不同地区之间市场关系的强弱。市场整合情况可以体现一个市场价格波动对另一个市场的影响，以及两地的供求变动关系。由于两个市场的价格波动可能是由于第三方的因素所导致的，所以在进行市场整合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并且通过协整分析对不同府州的市场进行分析。由于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剔除季节性因素对于数据自身的影响，需要进行X 12 平检。
施坚雅对清代中国的整个粮食市场进行分析，他根据市场的整合程度将中国分成九个区域。
[8]
这个理论被众多经济史学者引用。Sands通过分析清代大规模的跨地区贸易发现，各个地区之间并非施坚雅所认为的是相对独立的，而是有着各自的关联性。王业键通过分析全国的粮价数据及市场整合程度发现，中国市场在17世纪中有着显著的发展，但是到了18世纪之后，中国市场的整合情况劣于欧洲。
[9]
薛华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认为，中国在18世纪已经形成了存在贸易的跨区域整合市场。Brand等学者指出，19世纪的中国农业市场已经接入世界市场中，不再具有其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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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在《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通过相关性分析以及离散程度分析的方式对全国各个地区的整合程度进行了研究。
而陈春声通过计算两个市场之间价格波动的同步性分析岭南地区粮食价格的市场整合情况以及供给的有效性，并且将计量分析与史料描述相结合，详细描绘了当地市场的运行状况。
众多学者通过各个省份的粮食价格对南北方以及省际的市场整合情况进行了分析。王业键在
Spatial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Grain Prices in China
[11]
中指出，中国南北方的粮食价格出现了同方向的价格波动情况，这说明在18世纪早期已经出现了跨地区的粮食贸易。颜色等对比南北方的粮价数据后发现，南方的市场整合情况要明显优于北方的市场整合情况。
王业键等通过分析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的粮食价格，对东南沿海与长江三角洲是否形成相对统一的贸易市场进行了验证。
但是张瑞威通过分析18世纪的粮价数据指出，中国当时的市场整合是偶然的、脆弱的，并非市场发育的结果，而是政府与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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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博对两广地区各个府州的粮价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此时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相对较高。
王国斌等在分析华中地区的粮食价格相关性后发现，湖南作为大宗粮食产地，其与各个府州的整合程度较高。
李明珠通过回归分析研究直隶省的市场整合情况，并且发现北方的整合情况相对统一。
[13]
但是Wilkinson通过分析20世纪陕西省的粮价数据之后发现，除了西安与其周边的地区，其他地区的整合程度均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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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自17世纪以来，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在18世纪末被西方超越。到了19世纪，中国的农业市场渐渐地失去了独立性而被西方所影响。从地域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南方的市场整合程度高于北方，而南方沿海地区的整合程度更优。北方的市场整合出现了两种情况，直隶省的整合情况较优，但是陕西的整合情况较差。具体情况需要我们更加全面以及深入的了解与研究。
清代市场机制日趋完善，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若仅从经济层面考察，18世纪广东区域市场结构的有机性和市场功能的有效性，甚至可以与同时代的法国相媲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渗入，更使清代像广东这样地区的商品经济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山西省是怎样的情况？单就粮食市场而言，粮食价格能否通过市场实现，而市场性因素对于粮价波动的影响又有多大？当然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使他们不能理性认识、理解市场供求情况，并因此合理安排种植，他们的生产更多的是以家庭为个体的小型化单位，这使得大多数农户与市场处于一种结构性的阻碍状态，而大部分情况是地主、商人把他们与市场联系起来。且大多数农民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目的，而不是计算成本投入、产出收入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就此来说，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人。与此同时，地主手里掌握着大量粮食，他们往往能够通过控制市场投放量影响市场供求关系，进而影响到粮食价格，这就使得一般的商品供求关系及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改变。因此研究清代粮价受供需及政府行为的影响能够借用价格理论的思想，但是应用其分析方法又受到一定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说，简单计量方法以及简单经济学思维的使用或许有助于对史实的理解。
经济学思维主要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市场条件下价格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价格受供给、需求的影响，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供小于求价格上涨。同时价格也反映供求，若价格相比之前上涨，可能是市场上需求增加，供不应求，当然也可能是货币流通量大于经济需要，也就是通货膨胀。若价格相比之前下跌，可能是市场上供给增加，供大于求，当然也可能是经济长期低迷，货币流通量小于经济需要，从而使得通货贬值。供给对于价格的影响是通过产量实现的，根据生产函数Y=f（L，K，N）的机制；需求对于价格的影响是通过需求量实现的，根据需求函数q * 1 =q 1 （p 1 ，p 2 ，…，p n ，I）的机制。
综上基本可以做出以下基本假设：
1.道光时期的山西省已形成粮食市场，且市场性因素以供求为主，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较大。且粮食价格能迅速随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化做出反应，且不存在消费者与商家看涨囤货居奇的现象。
2.假定山西是一个封闭的区域，我们的研究只针对山西省粮食市场，忽略其他省份等外部性因素的影响。
本书围绕粮价展开，从三部分入手，第一部分是对粮价问题基本条件和粮价波动情况的描述，主要是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价格波动三方面展开。第二部分是从宏观、微观层面对粮价影响因素的描述，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山西省和从微观层面太原府的粮价波动影响因素展开。第三部分是从府、省角度对市场整合的描述，主要选取交易成本和贸易两个指标对市场整合进行衡量。总的来说，第一部分主要解决的是粮价波动是什么情况，第二部分主要解决为什么粮价波动是这样的情况，第三部分主要解决粮价的波动情况能够反映什么。
供给、需求的均衡形成价格，但要有价格前提是有粮食的供给。市场粮食供给的形成是农民种植、商人收购运输贩卖的过程，其中农作物的种植即农业生产是人类努力与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然环境主要由气候和土地组成，土地以地形地貌、山川河流的客观因素为重，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又以光、温、降水等因素为最重要。客观因素决定了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自然环境，而不同粮食的生长习性不一样，其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不同，所以各区域的粮食分布情况不同，明确此有利于粮食供给量和需求量估计的展开。而细化到山西省各级府县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粮食运输及贸易情况的展开极为必要。故我们在第一章中主要对这三个问题展开叙述，其一是明确山西省的地理位置和行政规划，包括各州府。其二是明确山西省的自然环境特点，主要叙述山川、气候、环境和自然灾害情况，其中山西省是灾害的多发地，我们对灾害的描述主要是从灾害种类出发，分别叙述道光年间旱灾、雹灾、涝灾、蝗灾和雪灾等灾害在山西省的暴发频次。其三明确清代粮食种植情况、分布情况和主要用途，我们主要从粮价奏报制度的五种粮食（麦子、小米、高粱、荞麦和豌豆）和一部分经济作物入手。
人类努力主要是指人类主观能动创造的社会环境或者对已有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其中包括货币、政治、经济等社会的大背景，也包括人类对于生产基本要素的运用、政府组织对于宏观情况的调控、货币形态及购买力的变动等一系列会对粮食种植产生影响的机制或因素。
我们在第二章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叙述，一方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最基本要素，就农业生产而言主要就是人口和土地的因素。我们对于人口、土地主要就其统计制度更替、在时间上即清朝代更迭之间的变动、在区域内的分布情况，明确道光年间山西省人口、土地环境。另一方面为平稳社会环境，清政府对于宏观情况已经有一定调控意识，就粮食来看清政府调节市场粮食价格的主要手段是仓储，除备荒、赈灾外，亦可调节平常年份的市场价格。我们对于仓储主要就其制度变更、储量变化展开叙述。另外，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价值的特殊存在形式。价格以货币衡量，而清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加之道光年间横跨古代、近代，钱法混乱，故确定货币基准对于粮价问题的展开很有必要，我们以道光朝为例，从道光时期货币概述和货币购买力变动情况叙述货币形态与购买力。其中清乾隆之后田地、人口和仓储量的统计数字多沿用雍正朝，所以从朝代上来看数字基本变化不大，多是定额数。实存与实际也有一定出入，故统计数字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参考。
粮食价格是传统社会经济的晴雨表，民安物阜、国泰民安、物价稳定往往是一个朝代强盛的标志，而民生凋敝、物价腾贵又往往是一个朝代覆灭的明显征兆。深入研究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对于认识市场粮价的波动规律，减轻粮价波动对我国农民收入、农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保持与我国经济社会人口发展相适应的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经济效益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无疑，清统治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没有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比清代更关注粮价。清代为此建立了一套自下而上、层层上报的粮价奏报制度，我们在第三章从奏报制度出发对粮价数据的选取和统计方法做了一定说明。粮价数据的确定是下述研究的基础。
太过频繁的价格波动一方面不利于粮食生产者形成稳定的预期，降低了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和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会加剧政府对粮食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换言之，粮价波动对一个地区的粮食生产、粮食贸易和宏观经济调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研究粮价波动的规律对于考察道光年间山西省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按时间跨度的不同分别从粮价的年内变化和粮价的年度变化两方面考察道光年间山西省的粮价波动，通过对记录在案的麦子、小米、高粱、荞麦和豌豆这五种粮食，从共性和个性方面分别比较其在晋北、晋西北、晋中、晋南、晋东南五个区域内粮食价格的涨幅和降幅，分析粮价变化的趋势。在年内分析中，我们计算了每种粮食在每个地区不同月份的月价差，通过对比各个地区的粮价在每月的波动次数（包括上涨和下降），以其波动频率来反映其波动情况。而在年度分析中，我们根据不同粮食划分不同地区，比较不同地区的粮价波动。
粮食价格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首先粮食生产、运输、贩卖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其次是一个市场化的商业过程。那么发生在过程中的社会性、市场性因素就可能对粮价产生一定影响。就社会性因素来看，统观全省，其中政府、货币、灾害的因素对于粮价的影响较大，我们在第四章主要是从灾害的暴发频次、仓储量、银钱比和货币购买力这四个指标对粮价的影响进行叙述，有两种思路，一是比较粮价波动趋势与同时期该因素的波动趋势，若趋势大致相同，则说明该因素一定程度上对粮价有影响。若趋势不相同，则该因素对于粮价的影响较小或基本无影响。二是进一步做相关因素与粮价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相关系数分析确定因素与粮价的相关程度大小，回归分析进一步判断相关因素对于粮价的影响程度。
就市场性因素来看，与一般商品一样，在粮食价格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粮食供给和需求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同时粮食的供给和需求也是当时经济情况的一个反映。而对于清道光粮食价格能否通过市场实现，同时市场性因素对于粮价变动的影响有多少，我们会在第六章中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分别叙述供需机制对于粮价的影响，其中供给层面根据生产函数Y=f（L，K，N），确定土地、技术变迁、资本和劳动力是影响产出进而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而对于清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的作用尚小，故不做考虑。劳动力的影响主要是丁口人数的变动，其与人口的变动有很大的重复性，故也不做考虑。我们主要就土地、技术变迁因素对于粮价变动做分析。需求层面根据需求函数q * 1 =q 1 （p 1 ，p 2 ，…，p n ，I），确定该商品的价格、其他商品的价格（我们主要针对替代品对其的影响）、收入是影响粮食需求进而影响粮价的主要因素，但清道光年间农民基本是种粮所得满足温饱，其他收入很少用于消费，所以忽略收入的因素，而加入人口变动。我们主要分析人口和替代品因素对于粮价变动的影响。
粮价不但是粮食的总供需关系的作用结果，它更是衡量市场经济发展的指标。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市场整合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整合是指地区之间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波动出现随时间同步变化的一种状态。地区之间价格变动同步性越强，表明市场之间组织越有效，市场整合程度越高；反之，价格波动同步性越差，则表明市场整合的程度越低。市场整合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地区之间套利的空间和效果，决定着生产要素和商品在空间上的流动。正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市场交换与市场范围的扩大是促进分工与生产力提高，从而促进财富增加的源泉。因此，有关市场整合的讨论，不仅仅是现代经济地理学、贸易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经济史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因此，我们选择市场整合作为研究的指标。
市场整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发育程度与效率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水平，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典型特征。一个地区的市场整合情况需要根据不同情况来进行综合判断，一般需要三个方面的信息：价格（P N t 和P M t ）、交易成本（C MN t ）和贸易量（G MN t ）。其中交易成本是指在完成一笔交易时，交易双方在买卖前后所产生的各种与此交易相关的成本，通过比较交易成本与两地价格差之间的大小关系，体现要素在两个市场之间的自由流通程度，因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区间市场的效率水平。而贸易量是指两地间某种粮食的贸易数量，反映区域间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这与市场的发育程度有关。因此我们的研究主要从交易成本和贸易的角度来考察五种粮食作物道光年间山西省内的市场整合情况。由于全省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在第六章首先选取较为简单的贸易或者交易的最基本的单元——相邻府间的贸易进行研究，通过对太、汾两地间的交易成本和贸易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市场整合程度。对整个山西省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我们难以计算出所有府间的交易成本，而对于经济比较不发达的古代，交易成本主要是运输成本，因此我们从运输成本和贸易两方面来考察山西省的市场整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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