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根据粮食价格波动对灾害发生进行预测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出现，《苏轼文集》中多处记载了他通过粮食价格判断灾害发生的奏折。清朝汲取历代经验，约在康熙年间开始要求各地官员按月上报粮食价格。粮食市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是不是已经基本可以依靠自身的价值规律对商品价格进行自动调节，还是依旧受制于集权政府的管控，抑或是掌握在其他社会团体的手中，这取决于市场和外部因素的力量对比。在这场市场和外部因素的力量对比中，粮价贯穿始终。素有经济“晴雨表”之称的粮价一方面受市场的作用，进而通过粮价反推出市场本身的特征；另一方面外部因素影响粮价，粮价波动程度的高低很好地反映了外部力量的强弱。

清代的国内粮食贸易多通过农村集市、中心镇集、地区性集散点，以及某些有大区域影响甚至全国影响的粮食市场多级途径进行。随着全国性商业市场逐步形成以及地域性商帮的兴起，粮食的贩运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地域内，流通半径和流量都大幅增加。因此若要在这样区域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的传统时期，衡量市场依靠价值规律调节价格的程度，考察用于检测区域内价格变动同步性的市场整合度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市场整合度的判断取决于交易费用和贸易条件。清代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费用、搜索费用等，受限于史料，往往难以直接量化。本书试图借助量化数理模型模拟估测清代山西省内太原府和汾州府府间贸易的交易费用，考虑是否可以通过比较府间价差与交易费用的大小初步判定两地进行这种简单贸易时不同种粮食的贸易壁垒或者说贸易阻力大小，并且试图引入环境变量，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还就如何排除假性市场整合的情形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贸易市场的发展是人类在生产和商业流通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由于它影响着不同地区之间的商品流动，所以逐渐成为贸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市场发展趋于完善的清代，在对跨区域贸易问题的研究中对于贸易条件的探讨就显得更为必要。贸易条件分为贸易量与贸易方向，清代贸易频繁，不会存在完全贸易壁垒，那么可以通过对贸易量和贸易方向的判定得出清代山西省内主要的粮食贸易站点（包括生产中心、转运中心和消费中心），并且不同种粮食之间的贸易具有一定差别。本书依旧试图通过引入环境变量解释这种差别，并且找出每种粮食可能的贸易运输路线。这或许可以对研究区域制度的形成提供参考。

对于外部因素，从大方面来说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即外生的环境变量，具体来说有自然灾害、人为战争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那么这些外部环境变量对于粮价势必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明确基本环境情况后，我们可以运用学过的计量经济学知识，将衡量指标量化来探究其对粮价的影响，或者通过具体数据得到粮价与因素的变化趋势。

山西素有“十年九灾”之称，尤其在道光中期灾害频发。其对农作物种植影响颇大，且古代弥补影响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一旦发生灾害，农民可能颗粒无收，那么这一年粮食势必减产，相应供给有所减少，在需求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粮食价格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

1840年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之签订，中国近代史也由此拉开序幕。也正是这一年的国门洞开，才让西方思潮得以进入中国，稳定且原始的小农经济结构才得以有可能被打破，延续几千年的中央封建集权制度也因此受到挑战，或改良或改革。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也促使此前此后的粮价因此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特征。

清朝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粮价奏报体系，且有完备的仓储体系，尽管在清朝末期仓储作用很小，但政府对于粮食的重视和极强的操控力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政府对于粮价的影响不可忽视。但道光朝已经处于清朝中后期，政府对于粮价的影响虽仍然存在，但操控力远没有那么强大。

我们以那个特殊的年代为基点，沿溯展开整个清代道光年间，追随前人的足迹，对史料、古籍或近现代著作做了一定的分析整理，加以自己的想法，以期对当时山西乃至中国的社会图景，尤其是粮食方面有一清晰的简单勾画，特著此书。本书主要分为粮价描述、粮价影响因素分析以及粮食贸易三部分：一是立足数据对粮价变动做基本描述，结合史料分析各年度人均耕地以及人均仓储变动情况，对比粮价变动趋势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二是结合道光时期山西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贸易运输等对山西省内府州之间的贸易情况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三是以太原府与汾州府为例，计算两个相邻府州之间粮食贸易的交易成本，据此分析市场整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