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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石涛教授是我读博士时的师兄,尽管博士毕业之后我们走向不同岗位和研究领域,但石涛师兄对我的指导仍让我受益颇深。石涛师兄在教学科研方面颇有建树,他在经济史领域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对于一些问题常常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路,在众多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或参加多项国家科研项目,专著文章也多次获奖。并且带出很多高水平的学生,比如他的学生李志芳、马国英、卫宇等都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颇为独到。

最近听闻他带着几个本科生,运用清代粮价数据写了一部关于清代山西省粮食价格与市场的学术专著,这让我颇感惊讶。因为本科阶段要对经济史这个领域有兴趣,并且肯下功夫去做出一些成果是很难能可贵的,于是我向石涛师兄索要了这部书的书稿。

粮食价格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课题,目前学术界对于粮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粮食价格自身的波动情况、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例如自然灾害、人口、政策、货币购买力等),以及通过粮价波动研究市场整合情况等几个方面。我本以为这部书也不外乎这几个方面,但是阅读了这部书稿之后我发现这部书突破了传统分析市场整合的计算方式,而是采用交易成本作为分析的核心。不仅通过建立适当的数理模型,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同步性和滞后性有较为精深的研究,还得出了市场相关性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甚至初步计算出了进行省内贸易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与运输费用,并且试图结合交易费用与贸易条件两方面的内容对市场整合进行探讨。尽管作者在量化和模型构建上仍存在一定问题,但其创新精神应得到鼓励和提倡。另外,本书还通过引入环境变量以期从根本上解释和衡量各地粮食的不同供需情况,将粮食规律性的上涨以及下降的时期结合粮食自然生长的成熟期进行分析,发现了各个地区粮食生产以及商人从中投机倒卖的规律。并且作者们还大胆地将理论成果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将山西省的市场整合关系体现在二维地图上,这对于直观地观察山西省粮食流通路径有一定意义。

此外,尽管本书的出发点是对两府之间的商品交流进行研究,并且经过一定的延展发展到涉及山西全省的粮食价格与市场相关问题的研究,但作者仍然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对内陆省份的粮食贸易情况进行解读。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山西省作为处于“河山之固”的内地省份,省内的粮食贸易应该并不发达。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晋商汇通天下,这使得山西与外界有一定联系,但粮食流通仍受限于交通等条件。实际上从本书对此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山西省粮食贸易在清代依然活跃,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对于内陆省份的传统认知,我认为对此问题应该给予一定的关注。

更为有趣的是,本书选取的时间段是清朝的道光帝统治下的30年,这当中就包含了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横跨了古代和近代。研究此前和此后的粮食价格变动的差异,寻找变异性特征,对考察当时中国社会受战争冲击的剧烈程度更具意义。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未能完全考虑供给、需求层面的影响因素;对于交易费用的测算也不够精确,在数据上可能会存在一定误差;对于粮食流通形式的考察,仅仅考虑商业形式的粮食流通,未考虑赋税形式的粮食流通,这一块还有所欠缺。但作为刚刚接触经济史的本科生,且在本科学业繁重的阶段,五位在石涛师兄的指导下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依然可喜可贺。

李军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6年11月2日 WdBKzLbd3J1+M/n4YxD+G7/nGFowlaHBGaCHqClRvXszMfsERYDQHDCu5wBXFzBM



摘要

根据粮食价格波动对灾害发生进行预测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出现,《苏轼文集》中多处记载了他通过粮食价格判断灾害发生的奏折。清朝汲取历代经验,约在康熙年间开始要求各地官员按月上报粮食价格。粮食市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是不是已经基本可以依靠自身的价值规律对商品价格进行自动调节,还是依旧受制于集权政府的管控,抑或是掌握在其他社会团体的手中,这取决于市场和外部因素的力量对比。在这场市场和外部因素的力量对比中,粮价贯穿始终。素有经济“晴雨表”之称的粮价一方面受市场的作用,进而通过粮价反推出市场本身的特征;另一方面外部因素影响粮价,粮价波动程度的高低很好地反映了外部力量的强弱。

清代的国内粮食贸易多通过农村集市、中心镇集、地区性集散点,以及某些有大区域影响甚至全国影响的粮食市场多级途径进行。随着全国性商业市场逐步形成以及地域性商帮的兴起,粮食的贩运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地域内,流通半径和流量都大幅增加。因此若要在这样区域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的传统时期,衡量市场依靠价值规律调节价格的程度,考察用于检测区域内价格变动同步性的市场整合度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市场整合度的判断取决于交易费用和贸易条件。清代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费用、搜索费用等,受限于史料,往往难以直接量化。本书试图借助量化数理模型模拟估测清代山西省内太原府和汾州府府间贸易的交易费用,考虑是否可以通过比较府间价差与交易费用的大小初步判定两地进行这种简单贸易时不同种粮食的贸易壁垒或者说贸易阻力大小,并且试图引入环境变量,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还就如何排除假性市场整合的情形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贸易市场的发展是人类在生产和商业流通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由于它影响着不同地区之间的商品流动,所以逐渐成为贸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市场发展趋于完善的清代,在对跨区域贸易问题的研究中对于贸易条件的探讨就显得更为必要。贸易条件分为贸易量与贸易方向,清代贸易频繁,不会存在完全贸易壁垒,那么可以通过对贸易量和贸易方向的判定得出清代山西省内主要的粮食贸易站点(包括生产中心、转运中心和消费中心),并且不同种粮食之间的贸易具有一定差别。本书依旧试图通过引入环境变量解释这种差别,并且找出每种粮食可能的贸易运输路线。这或许可以对研究区域制度的形成提供参考。

对于外部因素,从大方面来说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即外生的环境变量,具体来说有自然灾害、人为战争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那么这些外部环境变量对于粮价势必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明确基本环境情况后,我们可以运用学过的计量经济学知识,将衡量指标量化来探究其对粮价的影响,或者通过具体数据得到粮价与因素的变化趋势。

山西素有“十年九灾”之称,尤其在道光中期灾害频发。其对农作物种植影响颇大,且古代弥补影响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一旦发生灾害,农民可能颗粒无收,那么这一年粮食势必减产,相应供给有所减少,在需求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粮食价格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

1840年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之签订,中国近代史也由此拉开序幕。也正是这一年的国门洞开,才让西方思潮得以进入中国,稳定且原始的小农经济结构才得以有可能被打破,延续几千年的中央封建集权制度也因此受到挑战,或改良或改革。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也促使此前此后的粮价因此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特征。

清朝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粮价奏报体系,且有完备的仓储体系,尽管在清朝末期仓储作用很小,但政府对于粮食的重视和极强的操控力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政府对于粮价的影响不可忽视。但道光朝已经处于清朝中后期,政府对于粮价的影响虽仍然存在,但操控力远没有那么强大。

我们以那个特殊的年代为基点,沿溯展开整个清代道光年间,追随前人的足迹,对史料、古籍或近现代著作做了一定的分析整理,加以自己的想法,以期对当时山西乃至中国的社会图景,尤其是粮食方面有一清晰的简单勾画,特著此书。本书主要分为粮价描述、粮价影响因素分析以及粮食贸易三部分:一是立足数据对粮价变动做基本描述,结合史料分析各年度人均耕地以及人均仓储变动情况,对比粮价变动趋势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二是结合道光时期山西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贸易运输等对山西省内府州之间的贸易情况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三是以太原府与汾州府为例,计算两个相邻府州之间粮食贸易的交易成本,据此分析市场整合程度。 WdBKzLbd3J1+M/n4YxD+G7/nGFowlaHBGaCHqClRvXszMfsERYDQHDCu5wBXFz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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