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经济效率的研究源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认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区域经济增长研究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阶段。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从劳动分工角度分析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指出劳动分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及国民财富的增加。同期的马尔萨斯（Thomas R.Malthus，1798）则对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指出人均收入会保持在一定均衡水平，形成“马尔萨斯陷阱”，经济增长将终止。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经济增长理论仿佛被遗忘。经马歇尔（Marshall，1920）的外部性理论和熊彼特（Schumpeter，1934）的“创造性毁灭理论”，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经济增长理论重新回到经济学家的视野。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的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在此背景下产生，Harrod-Domar模型认为，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投入-产出比，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虽然该模型突出了资本投入-产出效率，但是由于假设劳动与资本不可替代，其并不符合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
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对Harrod-Domar模型进行了修正，采用要素可替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其特点是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长期的人均经济增长率趋于零，需要借助外生的技术进步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因此，索洛（1957）在《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一文中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将总产出的增长分解为来自要素投入的贡献和来自技术进步的贡献。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于技术进步外生的限制，对如何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解释缺少说服力，为解决此问题，20世纪80年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应运而生。罗默（Romer，1986）发表了《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提出了知识生产报酬递增对产品生产的外部性作用，促进产品产出的增加，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卢卡斯（Lucas，1988）则通过《经济发展的机制》拓展了资本概念，讨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Young（1991）则提出了“干中学”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综上，从古典、新古典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人们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认识逐渐深刻。但是从全要素生产率、知识生产、人力资本等来寻求经济增长的源泉，仍然相对狭隘。此外，以上经济增长理论大多基于发达国家经验获得，对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仍有待考察。特别是自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依据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否定，更能说明这一点。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效性都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自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以来，其关注尤为密切。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肯定了东亚国家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World bank，1993）。但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4）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东亚无奇迹”（TFP低效）。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拥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
Lau等（1990）、Young（1994，1995，2000）以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依据，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持久增长的根本原因，据此测算结果表明，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增长，而生产率没有提高。
但是，Krugman等的观点也受到国外学者的批评。Bhagwati（1996）全面批评了Krugman的观点，他认为东亚国家基于出口导向的奇迹是存在的，而且通过国际贸易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同时较高程度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强化了进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Chen（1997）认为Krugman、Lau、Young等学者犯了概念性错误，并没有了解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且他认为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的”和“不包括资本投入的”两类，Krugman、Lau、Young等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仅代表“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忽略了投资的作用，而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恰恰应该是紧密联系的。
针对“东亚无奇迹”的观点，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陈岩（1997）针对Krugman“虚幻的亚洲经济”的观点分别从投资驱动的阶段性、经济增长的收益递减的质疑、从苏联看东亚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反驳意见，但是他承认Krugman的文章对中国市场经济、转变经济驱动力等有启发意义。宋铮、陈凯迹（1999）认为，Lau等（1990）、Young（1994）以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依据分析“东亚奇迹”充满争议，从知识、人力资本等要素收益递减角度分析更不符合现实，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仅关注技术内生化问题，也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因此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东亚奇迹”更加合理。林毅夫、蔡昉等（1999）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东亚经济发展进行了解释，认为这是一种成功的发展战略。郑玉歆（1998）指出，以索洛余值为基础的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不能观察到的所有因素带来的增长，可识别因素越多，余值越小，生产函数、要素度量都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而这些都是被以往研究忽视的。同时他认为应该正视投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作用，技术进步是建立在资本积累之上的，这也得到了林毅夫等的认可（林毅夫等，2007）。陈宗胜等（2004）认为，“东亚奇迹”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加速产业结构转换的结果，但非农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显著。
总体来看，由于不同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认识存在差别，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有差异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很广泛，既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也包括政策、制度等，仅从代表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考虑显然是不全面的。
不管对东亚经济增长效率持否定态度还是肯定态度，关于“东亚奇迹”的讨论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都有利于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反思。基于此，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也进行了研究。
郭克莎（1990）对1979～1988年中国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现代经济增长是以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增长为核心的，1979～1988年中国经济增长显著依赖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经济过热，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张军扩（1991）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对中国“七五”计划期间（1986～1990年）的综合要素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比改革开放前明显加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低得多。
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生产率、效率和改革学术研讨会”围绕改革与生产率、生产率质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1952～1979年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为0，而1979～1990年为30.3%，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全要素生产率虽有提高，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要低（李京文、郑玉歆，1992）。
蔡昉、王德文（1999）从劳动力数量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结构转变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王小鲁（2000）对改革前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进行了研究，认为改革后的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高于改革前，但生产率提高主要源自改革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而非技术进步。而颜鹏飞、王兵（2004）认为1978～2001年总体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但1997年后出现了递减趋势，胡鞍钢、郑京海（2004），孙琳琳、任若恩（2005）也得出了类似结论。郭庆旺等（2005）认为1979～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低，1993年以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涨跌互现，波动较大，1993年后则逐渐下降，2000～2004年才呈上升趋势。徐家杰（2007），章祥荪、贵斌威（2008）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呈低位徘徊趋势。赖明勇、王文妮（2009）得出结论，1952～2006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滑，东部最低，但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最高。李宾、曾志雄（2009）则认为以往研究高估了资本增长率而低估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原因在于采用了不合理的投资指标。
Lau等（1990）、Wu（1993）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企业效率问题，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工业效率是提升的。李京文、李军（1993）对1952～1990年中国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比改革前高质、高速增长毋庸置疑，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有质的飞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提高，但并不稳定。沈坤荣（1994）应用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测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慢，但高速增长的背后是高投入和低效率。
郑玉歆（1996）首先对以往研究的数据可靠性与方法科学性进行了质疑，然后在Jefferson，Rawski等（1992，1996）研究的基础上，对1980～1992年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80～1992年国有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5%，1984～1988年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3%，1988～1992年的贡献率下降为31%，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仍有很大提高余地。
Liu（1996）等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进行了研究，认为改革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是明显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增长，产出的增长主要是靠大量的投入（Huang et al.，1998）。孔翔、Rorbert等（1999）和郑京海等（2003）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发现经历了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其效率仍然非常低。李小平（2005）认为1986～2002年中国制造业34个分行业的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密切，但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胡永泰（1998）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及资本积累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认为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其基础来源于劳动力剩余的自由化。此外，陈卫平（2006）、全炯振（2009）、李谷成（2009）、周端明（2009）、车维汉和杨荣（2010）、王珏等（2010）、方福前和张艳丽（2010）、朱喜等（2011）研究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杨向阳和徐翔（2006）、左冰和保继刚（2008）、原毅军等（2009）、杨勇（2009）、胡朝霞（2010）对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
王志刚等（2006）、宫俊涛等（2008）的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中西部较低，虽然有所波动，但地区间差异变化不大，刘秉镰、李清彬（2009）通过对中国地级城市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傅勇、白龙（2009）认为除东、中、西分异特征外，资源富集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较快。叶德磊、邓金鹏（2010）的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日益扩大，在平衡区域发展方面应该提高西部地区教育和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依靠投资。王大鹏、朱迎春（2010）的研究认为1998～2006年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较低，但2007～2009年相对东部而言，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增长幅度更为显著。
郭庆旺等（2005）利用非参数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对中国不同省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认为中国省份经济增长差异较大主要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尤其是技术进步率差异较大所致，石风光、李宗植（2009）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许和连等（2006）认为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在差异。吴玉鸣等（2006）认为工业资本投入对中国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很大。傅晓霞、吴利学（2006）则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主要来源于要素积累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但199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大，这一点与李国璋等（2010）的研究较为一致。傅东平（2009）认为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刘建国等（2012）对1990～2009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认为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1.35%，但东部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提高，另外他还从经济集聚、人力资本、信息化等方面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
此外，李亚平等（2007）、刘建国（2010）、孙威等（2010）、方创琳等（2011）、宋亚君等（2012）、牛品一等（2012）分别对中国省份、资源型城市以及城市群效率进行了相关研究。
综上，通过对以往文献梳理可知，国内外学者对Krugman“东亚无奇迹”的说法大多持否定态度，特别是国内学者，主要质疑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毋庸置疑的是，通过对“东亚无奇迹”的讨论，学者加深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认识，这对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十分重要。
由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不同学者由于所研究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差别，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同样，即使学者的研究时段一致，由于所选择的指标和方法有差异，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
更重要的是，在研究区域经济效率问题时，大多数文献以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效率等单一效率指标来识别区域经济效率，对区域经济效率的理解存在偏差。另外，在研究范围上，大多数研究仅仅关注了全国层面的经济效率，而对省域及以下范围的关注较少，对区域经济效率之间的差异及空间格局关注不足。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对区域经济效率的认识仍有差别。因此，在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解、方法的选择以及指标的甄别基础之上，建立科学的区域经济效率识别体系，将更有利于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问题进行剖析。这也是本书研究的切入点之一。
张宇（2007）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不会在短期内得到体现，而是一个长期过程。刘舜佳（2008）以1979～2006年省份面板为样本数据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长期来看却弱化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金相郁（2007）认为1996～2003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来自技术变化而不是效率变化，同时工业总产值、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和财政收入等的不同是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涂正革（2007）的研究认为竞争、学习和模仿、经济全球化和外商直接投资、民营化改革和经济扩张等是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原因。
彭国华（2007）、魏下海（2009）、赵奉军（2009）等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张先锋等（2010）基于地理溢出效应视角对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R＆D、人力资本与公共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影响。刘秉镰（2010）、张浩然等（2012）都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但对于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结论不一致。
郑云（2009）认为对外开放虽然提升了长三角地区的技术效率，但对技术进步是有挤出效应的。毛其淋、盛斌（2012）认为对外开放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起到积极作用。陶长琪、齐亚伟（2010）从技术引进、R＆D投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恶化。赵志耘、杨朝峰（201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引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很大作用，R＆D投入虽然增加，但没有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1994年以来制度变迁的影响增强，马丹丹（2012）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魏学辉、白仲林（2012）认为科技发展战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正效应，而产业结构调整与资本投入弹性则与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
综合来看，不同学者大致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R＆D投入等角度对中国经济效率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不足之处在于，其所构建的回归模型大多只涵盖其中某个或者几个因素，对影响因素的整体性把握不足。
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是区域经济学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区域经济状况存在差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区域经济差异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得到快速深入发展，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已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李汝资等，2013）。
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全国层面，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李小建等（2001）对中国县级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差异明显变小，但沿海与内陆差距明显扩大，并将县域经济划分为四种增长类型；周玉翠等（2002）研究中国省际经济差异的动态变化特征，并且确立省际差异警戒水平；吴殿廷（2001）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南北差异进行研究，指出南高北低的不平衡现状，提出了扭转北部落后局面的对策；彭文斌等（2010）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进行研究，发现各省份相对发展率差距很大，但三大地带内部差距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刘清春等（2009）从宏观层面指出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三次地理要素；许月卿等（2005）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动态时序测定，并且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管卫华等（2006）则在全国经济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不同时间阶段的分析，指出不同阶段要素投入与区域差异的相互关系；王小鲁、樊纲（2004）以东、中、西区域视角考察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分析了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徐建华等（2005）、欧向军等（2007）、贺灿飞等（2004）、覃成林（1998）也分别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进行了研究。
然而上述研究主要基于产出（经济总量）视角，也就是主要侧重于以GDP及其增长为基础，基于投入-产出效率视角的关注较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差异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地区差异，这是因为虽然有些地区经济总量较高，但这可能主要来自投入增加带来的总量提升，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有必要将投入和产出同时纳入区域经济差异的考察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