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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一词被广泛应用于现实工作生活中，比如，不同家用电器的功率有差别，不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有差别等，这些都属于“效率”范畴。《现代汉语辞海》中将效率定义为：（1）机械、电器等工作时，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百分比，属于物理学概念；（2）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属于管理学概念（张涌等，2011）。此外，路丽梅（2003）主编的《汉语辞海》中指出，效率是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劳动效果的比率，将效率与要素联系到一起，如果将消耗的劳动量替换为资本、技术等要素，也是可以的。
在经济学领域，“效率”几乎是应用最广泛的概念，通常指不浪费，或者现有的资源用得最好（毕泗锋，2008）。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第一章“论劳动分工”中，就从劳动生产率视角提出了以效率为基础的分工理论。
然而“效率”一词并没有严格的界定，西方经济学家大多以帕累托对效率的定义为标准。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971）提出“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概念，认为在不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是有效率的，意味着经济活动必须同时满足产品在消费者之间实现最优分配、资源要素最优配置、产出数量最大化；反之，则被称为“无效率”。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对效率的定义，主要是基于“最优分配”的角度。
经济效率有微观概念与宏观内涵之分。微观经济理论方面，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G.罗斯基在针对中国经济统计指标相关问题分析时指出，经济效率应该是配置效率、技术效率（X-效率）和动态效率的综合（见图2-1），其中，配置效率是指通过调整要素投入在不同产品或者企业的比例来提高经济效率（由图中G点移动到E点），技术效率是指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方式提高效率（由图中F点移动到E点），动态效率指通过技术革新、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率（由图中生产可能线K 1 L 1 迁移到K 2 L 2 ）（Rawski，1992）。
图2-1 微观经济效率变化
而在宏观经济理论中，经济效率指的应该是一种“投入-产出”关系。准确地说，经济效率是指用货币单位计量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张先治，1994）。此外，经济效率还同成本最小化相联系，即它要求以最低的可能生产成本达到产量最大化（胡代光等，2000）。如图2-2所示，横轴、纵轴分别表示投入 X 和产出 Y ，那么 OO 1 和 OO 2 就分别表示不同的投入-产出水平，也就是说，投入 x 1 产出 y 1 水平下的效率 E 1 = x 1 / y 1 ，投入 x 2 产出 y 2 水平下的效率 E 2 = x 2 / y 2 。
图2-2 宏观投入-产出效率
与经济活动的微观机理相比，区域经济学更加关注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因此，在评价宏观经济活动运行状况时，不能仅仅以产出规模来判断经济活动运行质量，而是要结合经济活动的要素投入规模与产品产出规模，综合判断经济运行质量。这也是本书研究经济效率问题的意义所在。
此外，早期国内学者一般主要关注经济效益，且往往用经济效益来替代经济效率。而本书认为，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之间是没有直接联系的，经济效益更多与利润相关。以竞争与垄断关系分析，处于垄断环境时，产出降低企业利润是提高的，也即经济效益提高，然而由于垄断环境中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经济效率却是降低的。在竞争环境中，产出增加企业利润是降低的，也即经济效益降低，然而由于竞争环境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效率是提高的。此外，短期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有较大关联，而与经济效率没有直接关系；但长期经济增长，则需要伴随经济效率的提高。
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成为经济增长中效率研究的热点。索洛（Solow，1957）在《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除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易纲等，2003），采用总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余值（索洛剩余）来测算。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及分解，可以确定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要素投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以识别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性。
不论是经济效率的投入-产出视角，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视角，所考察的都是经济增长内容，也即探讨经济增长的来源。区域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它仅仅反映区域经济总量的增加，显然不够全面，对于现阶段中国区域经济而言，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总量的突破，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区域经济质量的提升，将更为重要。因此，从经济效率、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寻求经济增长源泉已经不能满足当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要求。基于此，本书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概念，希望由此可以更为深入地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格局，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
区域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陈传康先生认为，“区域”是一个连续空间。这个空间是指地球表层的某一具体范围，它的界线由一些具体指标来划定，可以是气候区、植被地带等均质共性区域；也可以是交通运输枢纽、流域、贸易区等辐射吸引区域；也可以是一定的行政区、教区等管理权区域；还可以是起着一定职能作用的功能分区（陈传康，1986）。魏后凯（2011）总结了区域的主要特征。
第一，区域的内聚力、结构、功能、规模和边界是构成一个区域的五个基本要素。其中，内聚力是区域形成和演变的基础，它决定了区域内部的结构和功能，进而决定了区域的规模和边界。正是这种内聚力使得区域各组成部分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产生一种共同的区域利益和区域意识，而这种区域意识是区域主体采取措施提高自身发展水平的前提。
第二，区域具有客观性和动态性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区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现象，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区域，区域是事物发生、发展的空间载体，并由此体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区域又是处在不断演进变化之中的。随着自然、社会、经济的演变，区域内聚力将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区域特别是经济区域的结构、功能和规模发生改变。
第三，区域具有一定的等级体系，不同等级体系的区域决定了其结构、功能和规模都有很大差异。一个城市、一个经济地带甚至一个国家都可以被看成一个区域，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的发展目标都是实现自身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属性差异，城市关注自身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竞争关系，经济带关注一体化发展，而国家关注区域分工和整体利益最大化。
本书认为，所谓区域是指按照一定的目标和准则来划分的，并且因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聚力而强化的，具有相对完整的结构、功能，并且具有较为明确规模、边界及等级的空间有机体，也即区域是一个具有区内一致性、区际差异性及动态性特征的有机实体。而长期以来中国由行政力量主导形成的行政区域，具有区域的一般特征，如此，本书将在行政区域范畴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效率。
陆大道（1998）在其著作《区域发展与空间结构》中指出，在内涵上，区域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发展及环境治理的改善等；在空间上，区域发展是一个三维概念，既包括横向发展界面的扩展，也包括纵向发展质量的提高；在时间上，区域发展还具有历史的、渐进的特征（见图2-3）。此外，区域发展不仅关注区域内部，更关注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
图2-3 区域发展三维概念
具体来说，区域发展是指“在宏观国民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区域经济总量获得增长，人口增加及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地区之间建立合理的经济关系，逐步缩小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为实现此目标而制定的区域政策”（陆大道，1998）。
从区域发展内涵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发展的一个方面，但同时也兼顾区域发展的时空内涵，即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活动区内一致性、区际差异性的整体体现，具有历史的、渐进的时间过程特征，要求经济活动在横向发展界面扩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纵向发展质量的提高（见图2-4）。
图2-4 区域经济发展与增长内涵对比
区域经济发展不仅包括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伴随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技术进步等，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社会进步、人们福利提高等要素在内的更为深刻的经济运行过程（孙久文等，2009）。
本书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个时段发展水平的度量，是区域经济总量扩张、要素生产率提高、结构升级等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是区域经济总量效率、区域经济要素效率以及区域经济结构效率
等在区域空间上的叠加，具有动态的阶段性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效率之所以包含以上三个方面，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区域经济总量提升基础之上的（既包括存量，又包括增量），只有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区域社会、福利等才有物质保障，区域经济才能进入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因此区域经济总量效率应该是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基础。本书定义区域经济总量效率为区域平均效率，包括区域经济的单位面积产出、人均产出（存量）及其增长率（增量）。
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总量扩展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向高效率的集约型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区域经济要素效率是指区域要素投入与产出间的比例关系，包括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用来测度要素规模效率、技术变化等方面。
最后，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不仅依靠资本、劳动力、知识等累积性要素，还需要结构变迁等非累积性要素。区域经济结构效率是指不同产业经济运行效率，以及产业结构变动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结构效率来识别区域经济的产业增长点，进而对区域进行功能定位，因此区域经济结构效率包含了三次产业经济效率及产业结构变动效率。
综上所述，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是一个总量、要素、结构相统一的概念，本书从区域经济总量效率、区域经济要素效率、区域经济结构效率三个层面来综合定量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演变。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规律表明，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等要素积累能够保证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Romer，2000）。而长期的区域经济增长目标则是依靠结构转换、要素配置、技术等变化来实现。结构转换、要素配置与技术进步带来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反过来又促进了产业结构转换、要素配置效率、技术等的提升。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是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劳动地域分工是指人类经济活动按地区进行的分工，即各地区根据自身禀赋进行专业化生产，以达到区域间产品相互贸易的目的。由于分工，劳动力专注于某种操作，在“干中学”中提高了劳动熟练度和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同时分工节省了重复学习成本，促使劳动者从事技术创新，提高了产品的劳动生产率。
区域发展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等。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区域要素的利用效率也不断提升，继而要素不断向高效率产业和地区流动。由于区域间要素禀赋、发展阶段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效率存在差异，由这种差异产生的“梯度效应”，必然引起区域发展要素由低效率区域向高效率区域转移，进而促使区域整体效率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梯度效应”促使区域间要素流动，但是区域间梯度效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均衡”的过程之中。
图2-5为分工、效率与区域协调的互动关系。
图2-5 分工、效率与区域协调的互动关系
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现象，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在经济学领域是不争的事实。而区域经济学家普遍将此与技术、创新等区域发展要素联系到一起。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梯度效应”处于“动态均衡”的过程之中，若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梯度”逐渐缩小，甚至发生逆转，要素的流动方向也会发生变化，导致区域发展比较优势的转变，进而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