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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1978～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9.86%的平均年增长率，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仅为2.84%（见表1-1），世界上从未有过另外一个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林毅夫等，2006）。
表1-1 世界国家和地区GDP增长率
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到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18942亿元（见图1-1），连续超过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见表1-2）。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已经逐渐演变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国家统计局，2013）。
图1-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表1-2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占世界比重
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渐趋合理（见图1-2），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2年的10.1%；第三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3.9%上升到2012年的44.6%。就业结构方面（见图1-3），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由1978年的70.5%降低到2012年的33.6%，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持续提高，且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到2012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占到36.1%，居三次产业之首。综合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变化来看，中国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的转变，并且开始向服务业大国转变。
图1-2 中国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图1-3 中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经济发展推动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投资增加，产业集聚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增长到2002年的39.1%，年均增长0.88个百分点，同样过程比西方发达国家快了一倍左右。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高达52.6%（见图1-4），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人口（常住）开始超越农村人口，城市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
图1-4 中国城市化率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全国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到199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也仅为330美元，稍高于同期世界低收入国家287美元的标准。而到201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4940美元（见表1-3），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表1-3 世界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总收入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国民消费贡献较小，第二产业特别是资源消耗大的粗放型工业比重高，而依靠技术进步、管理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提升的创新型产业发展不足。实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势在必行。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经历了由将数量与速度摆在首位的“多快好省”发展路线，到将发展速度与效益放在首位的“又快又好”发展思路，再到保证经济增长可持续、结构协调、发展速度稳定的“又好又快”发展战略（刘树成，2007）。在稳定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上，注重区域经济发展效率与质量，是对当前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对一定阶段国内各（类型）区域发展方向和空间格局的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区域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过程，从“三线建设”，到改革开放的沿海城市开放开发，再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对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魏后凯等，2010）。
虽然区域发展战略主导下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宏观经济格局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的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格局始终没有太大变化），但是通过资源、要素等的有机整合，不同区域的经济空间结构在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呈现高级化的网络化发展模式，经济扩散效应开始显现；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也逐步由点轴发展向面状扩展，西部地区呈极核式发展（李国平等，2013），集聚效应在不断增强。总体来看，区域间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以点（中心城市）、线（交通沿线）、面（城市群、都市圈）为区域依托的高效率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快速工业化时期。根据钱纳里对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梁炜等，2009）。
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原材料、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密集投入。特别是在工业化初级阶段，以原材料及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进行大规模区域开发活动，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重化工业领先于其他产业增长，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一路攀升（杨璟，2012），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成本压力（各种要素成本）等问题集中显现，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约束特征逐渐突出（钞小静等，2009）。
此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及地区经济冲击下的投资拉动、内需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以及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期间发达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和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凸显带来的自身节能减排的“诉求”，都迫使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转型与调整。由此带来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经济增长率降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面临极大挑战。
由于长期对“两高、两低”（高投入、高能耗、低成本、低效率）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度依赖，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而忽视了经济增长中付出的高昂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与数量扩张的非一致性问题突出（刘伟，2006；任保平，2012）。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中心问题（也许是唯一的中心问题）（Samuelson and Nordhaus，199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预言东亚（包括中国）经济危机时指出，亚洲（中国）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卓越的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提升的结果（世界银行，1997；Krugman，1994）。虽然他对中国经济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但其指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缺失”问题的确值得深思。
自“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以来，全国及各个地区经济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甚至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已经开始超越东部地区（如内蒙古自治区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三大地带间、不同省份间经济实力的差距继续扩大，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明显的技术经济梯度（陆大道，2009），区域不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并未改变。
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归结于历史上经济布局所带来的“路径依赖”效应，总体看来符合中国经济空间发展规律。但更重要的是，要将其归结于以往所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输血功能”有余，而“造血功能”不足，也就是只有外部推动，而缺乏实现内生增长的动力来源。而内生增长的动力应该来源于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提升，归根结底来源于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因此，如何提升区域人力资本，实现技术进步与创新驱动，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将是未来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贯穿于整个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对“理性人”的假设使其更加注重经济效率问题，认为如果经济活动没有效率，公平也就成为空谈；而社会学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认为经济发展是为人类服务的，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经济效率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由此，政府在宏观经济发展决策中想方设法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与统一，认为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更加注重公平”。但事实证明，现实中效率与公平谁先谁后的问题仍然很难把握，值得反思。
区域是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经济学、社会学等在研究效率与公平时忽视“区域”的重要性，是导致效率与公平得不到有效统一的症结所在。效率是相对的（即区域之间的效率是有差异的），但对某一区域的经济活动而言，效率又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如果更加注重区域经济效率的提升，必然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等的提高，进而会促进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的发展，而这正是公平本质的体现。由此看来，从区域视角来认识效率问题，将更有价值。
基于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背景及区域发展中面临问题的思考与认识，本书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足以证明中国改革政策的有效性，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如结构失衡、投资过热、内需不足、资源约束、环境恶化、区域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
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如何认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才能有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众多问题。这也是本书需要解答的根本问题。本书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济总量增长是基础，经济要素高效利用是保证，而经济结构转换则是过程的实质。
为此，本书引入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概念，从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视角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本质为何？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是否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而提高，到底提高了多少？区域间经济发展效率的差异如何，呈现什么样的空间格局，未来的提升路径在何方？这是本书即将研究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