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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有很多，本节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演变机制进行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演变的微观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宏观作用机制包括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结构、城市化、经济开放度、制度环境、产权安排等。其中，技术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核心，而其他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均作为技术的一种载体给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演变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知识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知识经济成为现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技术作为知识转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对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均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潘文卿，2011）。这是因为，历次生产效率的重大提升都是由技术的重大变革引发的，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突出，技术成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可以认为，技术进步是区域经济发展效率不断演进提升的核心动力。
首先，技术进步直接促进了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命题。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1.7%，而在1950～1972年高达6.1%。1953～1973年的世界工业总产量相当于1800年以来一个半世纪工业总产量的总和。其中，技术进步因素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起初仅为5%～10%，20世纪70年代增长至60%，现在已达到80%。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区域经济发展对要素投入的依赖也在逐渐降低，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其次，技术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技术溢出包括知识性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产业关联性溢出（network spillover）、市场性溢出（market spillover）（Jaffe，1998）。其中，知识性溢出主要是指新思想的传播、专利技术的公开、技术人才的流动等；产业关联性溢出主要是指具有相似投入和产出的企业或者处于产业链中不同位置的企业间相互学习、模仿及创新活动等；市场性溢出则主要是指融入产品的物化型技术知识（embodied technology）在不同企业或地区间基于市场交易的流动。无论是知识性溢出、产业关联性溢出还是市场性溢出，都是通过技术的某种形式载体，将技术由孵化区转移至使用区，进而达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通过技术溢出方式，不仅可以提高本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而且可以促进所有邻近区域或者下游技术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进而形成以技术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格局。
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主要类型，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物质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而对于人力资本，我们将其归为劳动力的结构问题。资本是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提升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资本投入，才能进行经济活动，进而才有可能出现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等经济发展现象。
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在生产过程中能够持续存在，并用来生产产品、创造收入的物资，如厂房、机器设备等。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的观点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社会分工及生产率提高等均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这里的资本积累主要就是指物质资本的积累。而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物质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
但是，对于资本是否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本书认为，单纯的资本投入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然而，如果说资本的投入附带着技术进步因素，则经济效率的提升有可能出现。同时，资本的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也会产生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经济结构对资本量的需求不一样会导致要素投入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技术的体现），进而可能会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资本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其对经济效率的作用需要在技术进步基础之上来实现。
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体现在劳动力价格方面，也即劳动力比较优势。劳动力的价格对区域生产方式的选择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区域劳动力价格较低，那么区域倾向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若区域劳动力价格较高，那么区域倾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无论是高价劳动力还是低价劳动力，区域在进行产业选择时都是遵循劳动力结构的最优化配置规则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区域产业和企业在进行生产方式和技术选择时除了考虑劳动力的价格外，还应该考虑劳动力的结构问题。
劳动力结构问题的本质是人力资本问题，主要表现为低质量劳动力（一般劳动力）与高质量劳动力（人力资本）之间的差别。但必须注意的是，劳动力价格低不等于劳动力质量低（即人力资本缺乏），而劳动力质量低（人力资本缺乏）也不一定意味着劳动力的价格低，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国家更加明显。低质量劳动力比例高的区域，仅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要产业；而高质量劳动力比重高的区域，既可以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又可以选择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即如果区域劳动力结构中人力资本越丰富，那么就越有利于区域产业或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姚伟峰，2007）。而毋庸置疑的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经济效率要远远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效率。
资源禀赋是指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自然资源素质状况（张力小等，2010）。本书所指资源主要是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等能源资源，以及土地等资源。一方面，区域发展需要煤炭、石油等能源资源以及土地资源，以确保本地区生产建设；另一方面，丰富的资源输出给本地区带来丰厚的收益回报，可以作为区域收入的来源。
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其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是否一定是正面的却饱受争议，也就是关于“资源诅咒”效应是否存在的争论。就短期来讲，丰富的自然资源会给区域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否可以持续，要看其是否实现集约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率。而就长期来看，资源禀赋往往会使区域经济发展陷入资源依赖的路径锁定，也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一种或者多种资源，而随着这种资源的枯竭，区域经济结构面临困境，带来经济停滞、环境恶化等负面问题。
区位主要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的位置、布局、分布、关系等，分为宏观区位、中观区位和微观区位三种尺度形式（白光润，2009），不同尺度区位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均有差异。本书主要考察宏观区位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克服的地理成本。
宏观区位是指区域经济所在地的海陆位置、地形地貌、水热条件、交通条件等，主要是影响宏观区域位置的分布。从全球来看，一般来说，人口分布与经济活动分布是相对一致的，这与人们对自身活动区位的选择关系密切。从世界宏观格局来看，世界人口主要分布在各大洲的沿海位置，而经济活动在沿海地区的分布情况更加显著。这可以认为，一方面，由于人类真正开始认识世界是从认识海洋开始的[近代工业文明在海洋上的传播及海洋运输业的发展（杨青山等，2004）]，所以“路径依赖”效应使得人口、经济活动分布均趋于沿海；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为各国之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便于一国吸引和接收其他先进国家的技术、投资等，进而促进了沿海地区区域经济的高水平发展。而对于深居内陆、远离沿海需求市场的区域，资本在这里投资必然发生高昂的运输成本（李雨停等，2009）。
而从地形地貌这一区位条件来看，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显著，这主要是从地理成本角度出发的。地理成本，即为了保障区域人口、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支付的用于克服地理环境障碍和地理距离障碍的资本（丁四保，2007）。
地形地貌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对城市分布的影响。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最高的区域。而城市分布对地形地貌的选择性非常显著，以中国为例，从表3-1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城市分布在平原地带，包括滨海平原、三角洲平原、冲积扇平原、河谷平原等。
表3-1 中国城市在不同区域地形类型的分布（1983年）
上述城市分布地带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最高的地区。封志明等（2011）研究了中国地形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联系，指出地形起伏度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显著。平原地区（地形起伏度为0.2以下地区）县域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40%（2005年）；平原丘陵地区（地形起伏度为0.5以下地区）县域在全国的累积GDP频率占总值的70.74%，高原山地地区县域GDP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极低（见图3-4）。
图3-4 地形起伏度与经济密度的关系
资料来源：封志明、张丹、杨艳昭：《中国分县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46～151页。
这一方面是由于地形地貌条件恶劣地区远离市场、吸引投资难度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地形地貌条件恶劣地区进行投资，需要克服高昂的地理成本。这样一来成本上升，经济利润下降，因此从投入-产出角度来看，地形地貌条件相对恶劣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相对较低。
不同产业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配置不同，导致不同产业经济效率存在很大差异。理论上，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是不断提高的。本书认为，产业结构演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变化，也就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变动，另一个是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也就是产业内部产业链的延伸和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但是无论从上述哪个方面出发，产业结构演进都从两个主要方面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即要素配置优化、生产技术革新（见图3-5）。
图3-5 产业结构演进与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关系
首先是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即通过调整要素投入在不同产品或者企业的比例，优化区域经济的产出组合方式——生产前沿面，提高经济效率。一般而言，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的经济效率低于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经济效率和以金融等高级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率。伴随产业结构的演进，资源从低效率产业转移到高效率产业，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更是如此。因此，通过产业结构的演进，可以调整要素投入在三次产业之间的配置，这样要素更加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进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率。
其次是生产技术的革新，即通过提高生产技术，延伸区域经济生产前沿面，提高经济效率。产业结构演进伴随着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内部结构得到优化，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实行规模化生产带来一定的规模效率，提升产业结构效率，进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率。也就是说，无论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还是第一产业，都可以通过提升技术效率水平和规模效率水平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进而共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率。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关于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论述还很少。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具体来看包括人口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地域空间转型、生活方式转型等（许学强等，2009）。如前文所述，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提升的本质是总量（规模）效率提高、要素效率提升、结构效率改善，而城市化就是通过人口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地域空间转型等过程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产生作用，一般来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逐渐提升。
城市化是要素集聚发展的过程，首先体现在人口结构转型，即人口城市化方面，是指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一方面，人口城市化解决了农村劳动人口过剩的问题，实现了农业的集约化生产，提高了农业产业效率；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
其次体现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理论上，城市化过程应该是伴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化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城市制造业、城市信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陈淑清，2003）。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是按照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进而到第三产业的规律演化的，同时，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率要大于第二产业的经济效率，同样第二产业的经济效率也要优于第一产业的经济效率。因此，城市化过程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
再次体现在地域空间转型方面。城市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空间不断扩张的过程，而是伴随着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要素集聚与空间扩展过程。随着城市空间扩展，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向城市集聚，一方面经济要素在城市空间的集聚使得城市单位产出附加值提高，提升区域经济总量效率；另一方面经济要素集聚于城市空间内可以促进产业规模扩张，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率。因此，无论从总量角度，还是从结构角度，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全球化是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主题，而区域经济参与全球化程度的最重要体现之一就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的开放程度，即本书所指的经济开放度。经济开放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区域经济融入全球化市场的进程不断深入，通过参与全球化的分工、合作与竞争，不断提升自身的产品质量、组织管理水平、高新技术等，进而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经济开放内容丰富，本书认为，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最为直接和重要。
Coe和Helpman（1995）首次从国际贸易角度考察了贸易伙伴国的研发如何通过进口传导机制影响本国技术进步，进而影响本国的经济效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投入有助于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其影响程度随着本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阶段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不同，初始阶段，以提供资本为主，解决投资接收地的资本不足问题；第二阶段，以学习与模仿为主，包括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工作技能，通过合资开拓国际分销渠道、获得研发支持、建立区域品牌等；第三阶段，以技术外溢为主，通过技术外溢带来的技术外部性，提升本地区技术水平；第四阶段，以区域产业结构转换升级为主，通过产业结构转换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
制度主要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方面。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人为设计的、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约束（North，2008），具体包括非正式制度（风俗、地域文化）、正式制度和制度的实施，其基本功能是约束、激励、服务和维护公共秩序。当然，本书所关注的制度主要偏向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正式制度），以及风俗和地域文化（非正式制度）。而对于产权制度，由于其特殊性，我们将其单独列为影响因素之一并在后文论述。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二者谁发挥主要作用。计划经济主要通过政府作用将资源配置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高的部门，资源在部分部门之间流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寻租、无序竞争等问题，阻碍经济效率的提升。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能够自由流动，资源配置能力高，在市场信号引导下充分释放经济潜力，理论上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往往会出现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扭曲竞争，同样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升。
因此，在凯恩斯主义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同时发挥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上述影响。在市场化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减少政府干预，避免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而政府主要进行监管（如采取专利保护等法治化措施）及公共资源配置。二者的有序结合理论上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
而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风俗和地域文化，地域文化通过对生产力主体的行为引导，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譬如中国岭南文化素以务实、进取、兼容为特质，以其为背景，广东省的经济呈现与山东、东北等地不同的经济特征，如经济开放程度高、民营经济更加活跃、创新型产业发展迅速、外商投资比重高等（殷晓峰等，2010），因此也极大地促进了本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
产权学派认为私有经济效率必然优于国有经济效率（刘小玄，2003），私有产权是实现有效市场的基本条件。虽然这种说法具有绝对性和片面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度的国家所有制将阻碍技术进步和资本运行效率的提高（魏伯乐，2006）。
表3-2为所有制结构与经济效率对比。
表3-2 所有制结构与经济效率对比
产权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在于诱导经济主体的行为，它规定了人们配置稀缺资源从而进行竞争的行为方式（张光华等，1997）。国有经济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下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最大的问题就是产权不明晰、产权规则不完善及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后果是政府干预过多、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侵蚀国有资产等妥协或寻租行为发生，同时责任者不承担（或不完全承担）相应的后果，难以保证优化资源配置从而降低了经济效率。然而私有产权最大的特点就是产权明晰（张仁华等，2002）。私有产权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与国有产权不同的是，私有产权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经济效率。然而对私有产权来讲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理性人假设前提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难以承担公共服务功能（当然，公共服务功能并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但区域发展包括社会效率的提高，因此也是值得强调的），这需要国有产权进行补充。
因此，就产权安排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而言，本书支持私有产权有助于经济效率提高的观点，但其以牺牲一定的公共服务为代价，降低了社会效率，带来某些不稳定因素。所以，本书认为，在确保私有产权利益的前提下，将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组合在一起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陈清泰，2014），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全面提升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