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海内外现藏《泰西人身说概》诸版本考论

项旋

摘要： 《泰西人身说概》是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一部西方解剖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译著。长期以来，《泰西人身说概》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对其版本进行了考察，一般认为存世版本为一种刊本和九种抄本。除此之外，实际上海内外仍有五种抄本至今未被学界注意，分别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两种，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伦敦会抄本一种，以及何焯藏抄本、流荫堂抄本各一种。五种抄本版本各异，形态不一。本文揭示了新发现的《泰西人身说概》五种抄本的相关情况，同时系统比对了海内外存世各种版本的文本信息及差异，从中发掘规律性信息，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泰西人身说概》从明末至今数百年的流通状况。

关键词： 《泰西人身说概》；版本；流通

《泰西人身说概》是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一部西方解剖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译著。此书由邓玉函（Johann Terrentius，1576—1630）草译，毕拱辰润饰成书。邓玉函于1618年来华，1621年到澳门。后赴嘉定学习中文，后避教难于杭州，居李之藻家中。其间，由他口述，李家一文士笔录，约在1622～1623年译成《人身说》一书。1629年邓氏奉召赴京主持修历，1630年在北京去世。

《泰西人身说概》的校订者毕拱辰（？—1646），字星伯，山东掖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甲进士，曾任江苏盐城知县、陕西朝邑知县、浙江按察司知事等职。1646年在山西被李闯王部下杀害。1634年，毕氏在京城得交汤若望，得邓玉函译《人身说》遗稿，因“闻邓先生译说时，乃一鄙陋侍史从旁记述。恨其笔理而不能挈作者之华，语滞而不能达作者之意”，于是，“为之通其隔碍，理其纷乱，文其鄙陋，凡十分之五，而先生本来面目宛尔具在矣” ，并易名为《泰西人身说概》。毕拱辰校订的西学著作除《泰西人身说概》，还有高一志的《斐录答汇》。

作为中国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译著，《泰西人身说概》可以说备受医史研究者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者的关注，对其版本、内容、底本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的成果十分丰硕。早在1943年，范行准在其《明季传人之西洋医学》中即对这部书的内容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关于《泰西人身说概》的版本，一般认为存世版本为一种刊本和九种抄本。 迄今为止，只发现一种刻本，即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就是迄今所知唯一存在的刻本。《说概》并未立即刊行。范行准从裴化行处得知1643曾刊刻出版。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的著作中载有该书刊本的书影，文中注明“邓玉函口述1623，毕拱辰润定1634，刊行1643”。根据韩琦教授提供给笔者的书影，该刻本前有毕拱辰《泰西人身说概序》，共七叶。全书分上下两卷，卷上二十一叶，卷下二十三叶，全书有圈点。该刻本将“天主”写作“大主”。以往学界均认为该刻本无刻印处记录，经笔者仔细观察，该刻本篇首序左下角的书脚有“顾之玉刊”字样，这直接表明该刻本为顾之玉刻印，而他到底是出资刻印者还是刻工的身份，在何处刻印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查考，但该信息的发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除了上述唯一的刻本，《泰西人身说概》抄本则较多。范行准曾购得两部，一部为康熙旧抄本（《栖芬室善本书叙录》又注为嘉庆抄本） ，后赠予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一部为乾隆时旧抄本，赠王吉民芸心精舍收藏。张荫麟有一部抄本，燕京大学图书馆据张氏本复制一部，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又从燕京大学复抄一本。除上述5个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抄本，具体抄写年代不详，内有姚衡道光十二年（1832）跋，弥足珍贵。以上几种抄本均与另一部西洋解剖学译著《人身图说》合订一处。新竹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曾从法国国家图书馆影印一抄本，该抄本只有《说概》而无《图说》，但后附有《图说》的《正面全身之图》与《背面全身之图》。其行格与以上讨论的版本相同，但每页的起首字不同，而且有断句符号。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研究中心亦藏有一抄本，约于1950年代据叶企孙所藏抄本转抄，分4册装订，《说概》《图说》各二册。叶氏抄本年代不详。 邹振环先生还从上海图书馆发现了两种抄本：抄本一分上下卷，卷上十六叶，卷下十八叶。卷首题“耶苏会士邓玉函译述，东莱后学毕拱辰润定”。后文附录“中国洗冤录附”尸格：仰面部位、合面部位和周身，以及附录“画答”。文中将“天主”改作“大主”。抄本二原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本，卷首题“耶西会士邓玉函译述，东莱后学毕拱辰润定”。卷上二十一叶，卷下二十四叶，有红点点断。

经过笔者的查考，《泰西人身说概》除上述学界已经发现的诸多版本，海内外仍有五种抄本至今未被学界注意，分别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二种抄本，澳大利亚图书馆所藏伦敦会抄本一种，以及何焯藏抄本、流荫堂抄本各一种，且五种抄本版本各异，形态不一。本文意揭示新发现《泰西人身说概》五种抄本的相关情况，同时系统比对海内外存世各种版本的文本信息及差异，从中发掘规律性信息，较为全面的考察《泰西人身说概》从明末至今数百年的流通状况。

一 新发现的海内外现藏《泰西人身说概》诸版本

经笔者查考，海内外公私收藏机构中新发现5种抄本，分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国内拍卖行等机构。具体版本信息如下。

1.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泰西人身说概》两种抄本

目前，学界已经发现并最常引用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编号为5130。它与该馆所藏其他有关在华天主教文献一道，2009年由台北利氏学社影印出版，黄兴涛主编的《明清之际西学文本》收录了《泰西人身说概》，即利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此抄本加以标点整理。 经笔者的查阅，除了此编号为5130的抄本，尚有编号为5131、5132的两种抄本未被学界注意。

编号5131抄本。书题《泰西人身说概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书前有目录，分为上下两卷，每卷首题“耶稣会士邓玉函译述，东莱后学毕拱辰润定”。文后附录《洗冤录》。不避“玄”字讳。

编号5132抄本。书题《人身图说上卷》，半叶九行，行二十字。书前有目录，分为上下两卷，每卷首题“耶稣会士邓玉函译述，东莱后学毕拱辰润定”。文后附录《洗冤录》。不避“玄”字讳。

2.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书题《泰西人身说概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书前有目录，分为上下两卷，每卷首题“耶稣会士邓玉函译述，东莱后学毕拱辰润定”。全文有句逗点断，不避“玄”字讳。经该馆介绍，此抄本来自伦敦会特藏（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笔者按：伦敦会成立于1795年，是一个超宗派的新教传教组织，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为其派往中国传教士中的代表者。马礼逊在1807年9月到达广州以前，已经致力学习中文，后来他的中文程度已足够从事翻译《圣经》、编纂中文字典和翻译其他西方著作。马礼逊还收集了大量传教士文献，后归入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并建立了伦敦会特藏文献，其中就包括了《泰西人身说概序》。

3.何焯藏抄本

此抄本系道光间陈子茂（陈德培）据何义门藏本所抄。2013年，江苏真德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根据拍卖纪录，该抄本1函4册，白纸线装，用乾隆本朝纸精写。《泰西人身说概》及《人身图说》合订。前有跋“此书原本系何义门太史旧藏，已赠二尹陈子茂，副本只有是册也。诸同志借抄本勿遗失”。可知其曾为何焯旧藏。

4.流荫堂抄本

书题《泰西人身说概》，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书前有目录，分为上下两卷，每卷首题“耶稣会士邓玉函译述，东莱后学毕拱辰润定”。文后附录《画答》。不避“玄”字讳。书脚题“流荫堂”，根据道光十四年刊行的《吴门表隐》记载：“盘门新桥巷沈氏流荫堂自制的珍珠丸”，该抄本很可能就是苏州流荫堂，时代不应晚于道光。

二 新发现的海内外现藏《泰西人身说概》版本考察

笔者把刻本及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及流荫堂抄本等五种版本，分别摘取其中的封面题名、篇首序及有无玄字避讳、文中“大主”是否抬格、有无目次、附录等多项图像信息进行列表分析，以期发现差异，进而探讨版本流传等重要问题（见表1）。

结合笔者对上述版本的比较信息，我们可以针对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首先，五种版本的封面题名并不一致。罗马中央图书馆藏刻本题为《人身说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抄本题作《泰西人身说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三种抄本则分别题作《人身说概》（编号5130）、《泰西人身说概序》（编号5131）和《人身图说上卷》（编号5132）。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的题名，按其意应是把《泰西人身说概》当作《人身图说》的上卷。根据笔者前文所述，在诸多版本中，往往把《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合订，就容易产生将《泰西人身说概》当作《人身图说》上卷的印象。方豪《中西交通史》就曾提及：“亡友张荫麟藏有抄本，与《人身图说》合装，亦抄本，署罗雅谷译述，龙华民、邓玉函校阅。”关于《说概》和《图说》的关系问题，学界早有讨论。冯承钧将二书混为一谈。方豪《中西交通史》介绍《泰西人身说概》之解剖生理学时，列入了《图说》的内容，可见他也视二者为一种。他们均没有说明理由。范行准先生则认为二书译者不同，刊行时间亦不同，应为两部译著。根据牛亚华的研究，“事实上，二书在内容上并无重复之处，而是互补关系，不存在孰多孰少的问题”。 我们从上述5种抄本也可以发现，早期的刻本并无与《人身图说》合订，而到抄本时，逐渐的将二者合订一处，以至于造成误导。

其次，在笔者所列上表中，把篇首序中是否避“玄”字讳作为一个重要考察点，其原因是历代王朝特别是清代避讳谨严，相关文献进行严肃审查，一般而言，康熙及康熙以后文献中出现“玄”字或缺末笔或改“玄”为“元”。根据这一避讳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判定其版本在康熙之前或者之后。根据笔者对《泰西人身说概》6种版本情况的考察，罗马中央图书馆藏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三种抄本（编号分别为5130、5131、5132）均不避讳“玄”，直接写作“故夫玄黄剖判……”，可知为康熙之前的版本，我们已经获知罗马刻本刊刻于晚明，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三种抄本与之差异不大，也很有可能是晚明抄本。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抄本采取“玄”字缺末笔的方法避讳，我们据此大致可以判定该抄本抄写时代为康熙以后。

再次，上述表格还比较了《泰西人身说概》文中涉及“大主”一词是否抬格处理的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其实与《泰西人身说概》的润定者毕拱辰是否为天主教徒密切相关。毕拱辰与耶稣会士的往来亦密切，他曾刊刻利玛窦的《圜容较义》，并润定高一志的《斐录答汇》和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二书，方豪尝在未注明出处的情形下以毕拱辰为天主教徒，称其“为教友，圣名斐理伯” ，有称其有教名“斐鲁理” ，有称其“由慕西学而人教”，理由是他在《斐录答汇》序中“天主”二字另行抬头署名中有“后学”字样，因此应为天主教徒。而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认为此或属附会，因其在死难时仍蓄有姬妾，与“十诫”的教规严重不合。笔者查阅毕拱辰润定的《斐录答汇》，毕拱辰在序言中提到“客岁铨补京毂，薰沐肃大主后，即晋谒龙精华、汤道未、罗味韶诸先生”，“薰沐肃大主”即是受洗之意。毕拱辰与这些耶稣会士结交的时间应该为1630年后在北京期间。除此之外，该刻本《凡例》大谈天主教教义，落款者是“珠船生述言”，而笔者查阅，毕拱辰著有《珠船斋诗草》，可见该凡例为毕拱辰所自撰。因此，毕拱辰应该是天主教徒。作为教徒，他在主持润定刊刻的《斐录答汇》凡涉及“大主”一词前均空一格或者抬写，以表对天主的崇敬。同样，在毕拱辰润定的《泰西人身说概》诸多版本中则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罗马中央图书馆刻本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涉及“大主”一词时均空一格或者两格，可见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很有可能依据罗马本抄写；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三种抄本涉及“大主”一词时均不空格，表明这三种抄本所依据的版本较为接近，未必依据刻本抄写。

最后，关于各版本《泰西人身说概》的目录及内容改写问题，以往学界关注得很不够，实际上这些都是探讨《泰西人身说概》版本源流的重要信息。经过比对以上五种版本，可以发现，罗马刻本、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抄本及法国国家图书馆抄本（编号5130）均有目录，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另外两种抄本（编号5131、5132）均无目录。这说明在抄录过程中丢失了目录信息，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另外，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抄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抄本均有不少改动文字的痕迹，或将“手骨”改为“小臂”，或增加文字，或删除等，说明抄录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的错讹，有的及时进行了纠正，这是抄本抄写过程的原始记录，特别值得关注。关于《泰西人身说概》的附录，罗马刻本原本并无附录，但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得两种抄本均附录有《中国洗冤录》，无疑是在原刻本的基础上按照抄写者本人的喜好增添入了信息，这也是我们在考察抄本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为了把版本信息更加清晰，有必要对15种版本相关信息进行对比研究。笔者列表著录相关信息（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