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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星亮
内容摘要：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标准主要是文化而不是血缘和种族。历史上的民族认同是自由的，民族身份可以随时改变。古代民族认同的变异性，促使各民族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一个民族是静止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是分不开的。以文化作为分类和认同的标准，不同文化的族群由淡漠隔阂走向自然融合，促成主体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并促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古代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强化了古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促成各民族大一统意识的形成，有利于各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两千多年统一和完整，与古代中国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古代中国民族分类民族认同文化
世界历史上民族或族群分类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按血缘来划分，民族身份以父母血缘来决定。一种是按种族来划分，西方国家多采用这种方式，如希特勒鼓吹种族优劣论，并按种族优劣对世界各国民族进行分类。20世纪以来，部分国家实行种族隔离制，根据人种的不同（如白种与黑种）分成不同的人群，并制定相关的法规，区别对待不同种族。还有一种是按文化来划分，如中国历史上民族分类和民族认同的标准就是文化，这种分类和认同方式有利于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有利于不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有利于全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本文主要对古代中国的民族分类与认同做一探讨，说明它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长期保持统一的关系。
先秦时期中国的族群有所谓五方之民的区别，主要是饮食、习俗和语言等方面的不同。彼时的中国人以文化为标准，把古代中国人分为两大类别：一是居住在中原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人；二是居住在中原周边地区的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少数族群。由于中原的华夏文明水平较高，因而成为古代中国的文明中心，并逐渐形成以文化礼俗为标准的族群分类的标准。与华夏礼俗和伦理道德相同或相似的族群，便是华夏人或中国人；与华夏礼俗和价值观不同的，就是四方之民。历史文献中常出现的所谓“夷夏之辨”，是古代中国在民族或族群识别、分野方面最重要的观念。而“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血缘、体质等方面的差别，而是指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差别。认同并采用华夏礼俗和伦理道德的，不管他是中原人还是边疆之民，都被视为华夏人；认同并采用边疆地区的戎、狄、蛮、夷礼俗和价值观的，即使他原是中原人，也一样被视为非华夏人，而是拥有该文化的某族之一。例如，据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为夏后氏之裔。这并不是说全部匈奴人都是夏后氏的后代，而是匈奴的统治者是夏后氏的后代。商灭夏后，夏王族部落往北迁徙至漠北草原，并与当地的游牧民族融合，由于夏王族部落文化水平高，成为漠北游牧民族匈奴的统治者。
后因夏王族部落人数较少，采用匈奴的礼俗和伦理道德，融入匈奴。不过，他们还保留夏王室龙图腾崇拜的一些习俗，所以史籍记载有匈奴崇龙习俗。又如南北朝时的桓诞，为桓玄之子，原是安徽怀远（谯国龙亢）的汉人。桓玄被诛后，桓诞流亡到大阳蛮中，入乡随俗，采用蛮族的文化习俗，并以足智多谋而成为群蛮首领，拥有八万余部众，后来依附北魏孝文帝，受封襄阳王。
古代民族以文化分类的方法与古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密切相关。章太炎认为：“华夏之人采用夷狄文化便成为夷狄之人，夷狄之人采用华夏文化便成为华夏之人。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也。”
当代一些学者也认为，古代中国是“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 state），而不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中国的文化价值和伦理道德被用作族群分类的标准。中国历史上虽然历经较为频繁的朝代更替，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清末。因此，近代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文明体的国家。
著名古史学专家杨树达先生也对历史上的这种分类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认同是自由的，民族身份可以随时改变。选择何种族群作为自己的族属，不以血缘或历史，而是以文化为标准；不是以强制的方式，而是自由选择。认同哪一个民族的习俗和规范，你就属于该民族；如果改用另一个民族的习俗和礼仪，你的民族属性也随之改变。
唐朝思想家和政治家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这是春秋时期的族群认同的基本原则。
唐代的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程晏认为族属改变完全在于文化认同，他说：“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程晏所言，说明一个人和一个群体或为“华夏”或为“蛮夷”，其主要根据是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而文化和心理认同是可以变化的，它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发生认同的变化。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个人或者某群体都可从蛮夷变为华夏，也可以从华夏变为蛮夷。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的，“能驰心于华”，虽然“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华夏之民，“反窜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
兵部尚书李靖就夷汉关系问题回答唐太宗的话语极具理论意义：“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
如北齐神武帝高欢，原为河北景县（渤海调蓨）的汉人，后其祖父因犯法而迁徙到鲜卑人居住地区的怀朔（包头市东北），成为鲜卑化的汉人。史称高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遵同鲜卑”
。高欢不仅入乡随俗，而且改用鲜卑人名字，取名“贺六浑”，还娶了鲜卑贵族出身的妻子。高欢曾掌东魏兵权，称大丞相，其子高洋取代东魏建立北齐，追谥高欢为神武帝。
大量史实表明，“变异性是古代中国人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无论是什么朝代，都承认个人的“族性”具有可变性。历史上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族属固定在某一民族之中，从来没有认为个人的“族性”是不可变的。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是分不开的。以文化作为分类和认同的标准，不同文化的族群由淡漠隔阂走向自然融合。古代民族认同的变异性，促使各民族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一个民族是静止不变的。由于古代民族的划分仅仅是粗略的区域划分，而且这种划分随着民族的交融而不断变化，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把民族身份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它促使各民族之间频繁地交流交往交融，在文化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使各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使中华民族逐步成为不可分的整体。
众所周知，民族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因素，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至鸦片战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各民族不断整合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互动频繁，迁徙不息，其结果，一方面导致民族融合，大量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另一方面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形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的整体。从以前的传说时代至夏王朝建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大互动、大整合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一阶段。各民族集团通过密切的互动、交流与冲突，随着夏王朝的建立而形成华夏民族。春秋战国时期至秦汉的大一统，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大互动、大融合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发展中的第二个阶段，同时还是汉民族开始形成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周边的部落或部族，大多和中原的华夏族有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有些甚至相互通婚。战国时期的秦国本来是一个西戎和华夏族混杂居住的地区，到秦始皇时征服了西戎与巴蜀一带的氐羌。东方的齐鲁两国则完全征服并同化了东夷民族。春秋时的吴国也是一个荆吴与华夏人混合居住的地区，而越国原有的居民主要是南方百越民族，后来吴国和越国均先后成为华夏集团的成员。楚国本身就是一个南蛮之邦，后来也加入华夏集团，战国时楚国征服长江流域的荆吴苗蛮与百越。秦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国民族互动的第二次大迁徙和大融合。从魏晋南北朝的冲突到隋唐的整合，形成第三次民族大互动、大迁徙、大融合的周期，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最重要的第三个阶段。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各民族在文化、经济、宗教信仰方面相互影响、兼容并包，在婚姻上相互通婚，北方不少民族与中原人在血缘上逐步融为一体。另外，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中原人为了逃避战乱，举家整族向南方迁徙，形成中原汉人向长江以南大迁徙，最远达两广和福建等地。随着几次民族迁徙，各民族都在广泛迁徙和互动中交融，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人融合，南方少数民族与南迁的中原人融合。直到隋朝统一全国，东西南北的汉文化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又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新的整体。唐代，主张华夷一体，夷夏不分。中原的汉人进一步广泛地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员及其文化，从而扩大了汉民族的人口规模。五代十国至辽宋金元时期是第四次民族大互动、大融合时期，北方各民族集团大批进入中原，而中原汉人也因战乱再次往南迁徙，并在南方建立了政权。宋辽金元时期，契丹、奚族、女真（部分）、党项、渤海等都逐渐融入了汉民族中。到了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而内迁女真人中的大部分至元末已完全融入汉族。
明清时期是我国第五次民族大互动、大整合时期。明朝时期，不仅留在中原的少数民族主动融入汉族，甚至西北的少数民族也大量迁入汉族地区并与汉人融合。清王朝建立后，不仅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而且形成了各民族复杂群居的局面，使其逐渐演变成满汉文化。清王朝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民族交往的措施，加速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历史上每一次大互动、大融合，都加速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至清末民初，基本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任何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都会对周边社会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其技术与文化往往也会成为周边地区人群学习、借用或模仿的对象。中原地区的汉族因为居住的稳定性以及农耕历史的悠久，其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水平处于相对高位，促使周边民族地区的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趋同，与中原的汉族融为一体，像“滚雪球”那样，逐渐地使汉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据体质人类学家研究，北方和南方的汉族基因差异很大，北方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基因很接近；南方的汉族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很接近，这也说明大部分汉族是由古代的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我国文化宝库中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既有大量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也有大量少数民族作者的创造。”“要向各民族反复讲，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关于这些，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大量的证据。
首先，作为中华文化主要源流的华夏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参与创造的。创造华夏文化的中原人融入了大量的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秦汉以后，大量的古代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人融合，并把自己原有的文化带入中原地区，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当代的中原文化与古代的中原文化完全不同，其原因是融入大量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以来迁入广东等地的客家人，保留了较多的古代中原文化和语言的特征。
其次，通过文化交流，周边各族的文化传入中原地区，成为中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自张骞通西域后，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物产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增加了中原人民的财富。从丝绸之路传入的精神文化产品也很多，如乐器乐曲的传入。在唐代的长安，西域乐舞具有压倒本地乐舞的优势。在开元天宝年间，西域乐舞盛行于长安。胡腾、胡旋和柘枝都由女伎表演。开元间，康国、史国、米国俱曾献胡旋女子。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刘言史《王武俊宅夜观舞胡腾》诗：“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棉花西见残月。”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说：“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唐代回纥人的服饰在中原地区也产生重大影响，回纥服饰和梳妆打扮成为中原人的时髦。中唐诗人元稹《法曲》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由此可见，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并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
再次，周边各民族的文化融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由于古代中国的中原文化发展程度高于周边民族的文化，因而周边各民族大量采用中原主流文化，例如，道教文化、儒家文化、汉传佛教文化都大量传入周边各民族地区，并成为当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例如，古代中原音乐传入纳西族地区并经过纳西化而成为闻名中外的纳西古乐，畲族文化中吸收了大量的古代中原的道教文化。因此，现在的少数民族文化中有大量的中原文化因素。满、回、壮、土家、白等民族采用中原文化的要素更多，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都大量借鉴古代中原文化，使中原文化成为许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吾尔族、藏族等在历史上也程度不同地吸收了中原文化。不少学者认为，11世纪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学者玉素甫·哈吉甫创作《福乐智慧》（成书于1069～1070年）时借鉴了先秦百家诸子思想和言行。古代藏族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地区后，定都逻娑（今拉萨），始制藏文、藏历，创订法律、度量衡，分设文武各级官职，并引进唐朝先进的封建文化。布达拉宫本身就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晶，吸收了大量的古代中原建筑文化因素。再如明末清初的回族学者，为构建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教义，从儒家经典中吸收相近、适用的思想和理念，融入伊斯兰教教义学中，并重新注释、理解伊斯兰文化，使回族的伊斯兰教成为中国化的伊斯兰教。
最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理由有三。一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北京话就是吸收许多少数民族语言词汇演变而成的。中原地区原来使用的汉语目前只保留在古代南迁的中原人中。保留古代中原汉语较多的是客家方言、闽南方言和广州方言等。因此，现在的国家通用语言并不是完全由汉族创造的，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有些学者认为，普通话是满族和汉族文化交融的产物，是满族学讲北京汉人的明朝官话（吴语）时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汉语，即满式汉语。满式汉语后来通过清政权推广到全国，就成了清政府官话。二是因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及其支系的方言差别明显，普通话成为国家通用语言。三是汉字是全国大多数民族通用的文字，尽管各地方言差异很大，相互之间难以交流，但文字却是相通的。例如，在新疆和田古城址出土的汉佉两体钱，正面是篆书汉字，背面是佉卢文
；另一种是在新疆轮台古城出土的汉龟两体钱，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古龟兹文。
这种刻有两种文字的钱币说明：自汉代以来西域地区即隶属中原王朝统治，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关系密切，在西域使用“双语”较为普遍，汉语和中文早已成为古代西域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和文字。
据上，各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互动、交流中逐步交融、整合而形成有机的文化整体，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中华文化。无论是汉族地区的中华文化，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华文化，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有些人把中华文化等同于汉文化，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不承认少数民族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站不住脚的。
由于古代中原文化水平远远高于周边地区，古代少数民族认同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认同以炎黄子孙为代表的华夏民族。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说明匈奴人认为自己是夏王族的后代。在蒙古高原崛起的游牧民族鲜卑的一支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其自视为黄帝之后裔，《魏书》开篇便称：“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资治通鉴》载北魏孝文帝改姓诏书，亦称“北人谓上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徳王，故为拓跋氏”
。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夏国，“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以此来说明自己秉承夏朝正朔，以中国正统皇帝自居。《辽史》记载契丹族为“轩辕后”，并称“辽之先，出自炎帝”
。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华先祖的认同，从精神层面上确认各民族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古代大多数少数民族无论在分治时期还是统一时期，都自认为是中国人。
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理念包括大一统的地理观、政治观、思想观和民族观。天下观是“大一统”理念的地理观，华夷一统则是“大一统”理念的民族观。“大一统”理念不仅是汉民族的共同理念，也是少数民族的共同理念，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历史上各民族的政治精英，均以“大一统”作为建国和治国的目标，皆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在分治时期，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都谋求统一九州，共同的观念成就了完整和统一的中国五千年历史。
“大一统”理念之所以获得中华各民族的高度认同，根本原因在于“大一统”理念中的“华夷一统”或“华夷一体”观。“华”与“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时可以变换的。因此，“大一统”理念自汉代以后被各内迁民族用作建国和治国政治理念。
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强化了“华夷一体”和“华夷一统”的意识，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逐步趋同。北方地区建立的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都以“大一统”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以建立“天下一统”的王朝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例如，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石勒（羯人）、前秦的皇帝苻坚（氐人）等都自称“中国皇帝”，以统一中国为己任。虽然未能达到统一的目的，但说明大一统理念在少数民族政治精英中根深蒂固。
宋、辽、金、西夏时期，大一统的意识和观念仍存在于各民族中。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他们认同中国，认同中原主流文化，并采用中原汉人的政治制度与礼俗，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大一统的思想。辽朝统治者认同中华，并以“中国”自居，把当时的辽宋并立局面比作南、北朝，随时准备消灭被其称为南朝的宋朝以统一全国。辽之后的金朝亦以大一统作为建国理念，并以中华正统自居。金朝第三位皇帝金熙宗完颜亶（1119年2月28日～1150年1月9日）曾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
试图征服其他王朝政权，建立真正的“大一统”王朝。海陵王完颜亮崇尚汉文化，并大力推广汉化，加强中央集权，强化金王朝本身的华夏正统性，他曾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
。正隆六年（1161），完颜亮意图统一华夏，发大军南征宋朝。
喀喇汗王朝是公元10～13世纪古代回鹘人及其他民族在西域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其知识精英们认同中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公元11世纪就把当时的中国分成上秦、中秦和下秦三部分：上秦为中国东部，即宋朝；中秦为契丹，即辽朝；下秦为喀喇汗王朝。
该词典的作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把喀喇汗王朝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说明西域古代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大一统政治观和大一统地理观，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人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也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王朝。元朝统治者十分注重以主流价值观作为凝聚全国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核心理念。公元1260年，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即皇帝位后，尊崇儒学，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发布《中统建元诏》，建年号“中统”，明确宣布新政权采用中原王朝的传统政治制度。
1264年，忽必烈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1271年，忽必烈据汉文化经典而改建国号“元”，取《易经》“乾元”之义
，以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元大德十一年（1307）秋，新即位的元武宗海山加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表明元朝对孔子的尊崇超越了唐、宋两代。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清朝在地理和政治上的大一统于康熙年间基本完成，至乾隆年间，康乾盛世形成，并成为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国家。清王朝不仅继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而且以中原主流文化作为正统文化，尊崇儒家思想、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顺治二年，清世祖福临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清王朝发展了大一统思想和大一统文化，强化了“华夷一体”意识。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分类的标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缘和种族，民族认同的特点是变异性。这种分类和认同的方式不仅促成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成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强化了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国的认同，而且促使各民族为长期保持大一统的中国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