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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星亮
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复兴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人提出的合作共赢、共同富裕的国际性现代化倡议，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第一个“走出去”的发展倡议，是促进国内东西部平衡发展的倡议，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超越版和升级版。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发展、共同富裕和社会稳定担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合作共赢共同富裕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从2010年起，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法测算，201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不管根据什么方式测算，中国还只是个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大国。美国学者谢淑丽（Shirk）把中国称为“脆弱的超级大国”
。
2013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时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一带一路”倡议融通古今、连接中外，为实现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建设世界强国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发展、共同富裕和社会稳定，以及我国担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提供了思想基础。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人提出的合作共赢、共同富裕的国际性发展理论？
近代以来，为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中国政界和学界主要考虑国内的现代化，没有考虑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问题。因此，有关理论都是关于国内的现代化理论，如“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等。
“中体西用”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或现代化理论。“中体”是指以儒家为中心的主流思想体系；“西学”是指西方近代以来的先进科学技术。这一思想的雏形最早是由冯桂芬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提出来的。
1898年，张之洞综合了30多年的有关观点
，在《劝学篇》一书中较系统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他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西学”为“中体”服务。“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影响极大。首先，“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打破了中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冲破了保守主义的藩篱；其次，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合法化，为洋务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再次，为中华民族的整合提供了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思想。
“全盘西化”论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和陈序经等。1929年，胡适发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最早提出“全盘西化”这个概念。
陈序经于1934年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较全面地论述了“全盘西化”思想，他认为文化是不可分的整体，是一种系统，要学习西方，便要全盘照搬。因此，他的理论被称为“全盘西化”论。胡适于1935年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表示“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并指出“全盘西化”一词招致诸多争论，不妨改作“充分世界化”。
上述两种理论着眼点和立足点仅限于国内，没有从周边国家和世界的角度考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是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与其内外环境密不可分，只考虑内部因素而不考虑外部因素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现代化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从全球的角度、开放的角度，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现代化而提出来的。
“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主张“共商、共建、共享”，强调开放包容、多边共赢和均衡发展理念；主张沿线各国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各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强调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兼容并蓄、共生共荣；主张沿线各国之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政治上互信、经济上融合、文化上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所以，“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论，同时也是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改变贫困面貌、消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摆脱战乱不息的状况、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是中国人提出的第一个合作共赢、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国际性的现代化理论。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倡议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第一个“走出去”的发展理论？
首先，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内向型、保守型的文化，与西方的外向型、进取型文化完全不同，没有形成对外发展的理论。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内向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外向型文化。
古代中国人十分爱好和平，不喜欢战争，以防守为主，主张后发制人；主要通过内部控制来维护国内的稳定与安全，不太重视外部环境对自身安全的影响。西方文化则不同，注重外部环境对本国安全的影响，强调通过对外扩张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把战争视为国家的常事，喜欢在不断向外扩张中巩固和发展自己；强调先发制人和主动攻击，喜欢把对手消灭在崛起过程之中。辜鸿铭曾说：“西洋人贪得无厌不知足，而东洋人则是知足者常乐。”
陈独秀也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日本著名学者村山节在《东西方文明沉思录》一书中也认为，西方文明（以美国为代表）是男性文明，具有较强逻辑性和占有欲，呈现一种攻击性的男性性格和不断扩张的特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则不同，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综合性，呈现出一种非攻击性、温和的女性性格与宽容的特点。
中国历史上的治边政策，也主要采用防御性策略。对边疆地区的部落、部族首领多采用册封制度、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等，主要目的是稳定边疆、保护京城和内地的安全。对某些反叛的部族或地方性政治的军事打击或征讨，也是为了边疆的安定和内地的安全。总的来说，中国历代大多数王朝在保守、内向的文化心理影响下，对周边地区采取的是安全防御政策，不是对外发展的倡议。
其次，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属于回应型模式。
世界各国现代化模式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内生型。它主要通过内部变革和创新引起社会和文化现代化，如欧洲英法等发达国家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均属于内生型现代化模式。第二种是回应型，即许多国家内部创新机制，没有活力，无力从内部产生强大的动力，以促使社会和文化转型；在发达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冲击下，社会和文化逐步走上现代化进程，如中国、日本等国均属回应型。第三种是同化型，即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被殖民统治的国家，被迫采用殖民统治者国家的社会制度，以代替原有的传统制度。
中国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在《美国与中国》和其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性。即使有发展，也不过是内部稍作调整。中国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他在论述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时，用“冲击—回应—再冲击—再回应”理论来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即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对挑战的种种反应（积极的或消极的）。19世纪中叶以后，在先进的西方文明刺激之下，传统、落后的中国文明不得不逐渐做出反应，从而使内外发生变化，逐步走向现代化。
由于以上两种原因，近代以来，我国并没有形成对外发展理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系统的涉外构想，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和文化深度互动的新型合作模式，积极主动地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共建共享，积极主动地在陆上与海上同时进行“丝路”建设，形成海陆统筹、“一体两翼”、面向全球、东西互济的对外发展格局。陆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包括古代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二是“经济走廊”建设，包括“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经济走廊”相结合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布局。海上丝绸之路从沿海重要港口出发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走出去”发展之路，顺应了欧亚大陆经济互动和文化交流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发展严重失衡，差距不断扩大。自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显著，但东西部发展差距过大仍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以往的基本思路是“对口支援”“内部帮扶”，让东部和中部先富起来的省份加大对西部支持，这种支援或帮扶是被动的，很难达到目的。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进一步促进东西部平衡发展。首先，通过拓宽西部对外通道，促进西部地区进一步向西开放。对外通道与区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对外通道发达的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较快。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成为我国经济的重心，与得天独厚的海洋运输通道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地区面向大海，开放程度高，接受新鲜事物多，思想解放较早，引进国外和港台资金、技术也较多。缩小东西部差距，加快发展西部地区，除了发达地区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外，还必须加大力度拓宽西部地区的对外通道。“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拓宽西部地区的对外通道。大力建设和拓宽西部到中亚、西南亚、中东和欧洲的通道，促使西部进一步向外“再开放”，达到“以外促内”的效果，借鉴欧亚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经营方式，增强西部地区的发展内力。
其次，近年来，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产能过剩，发展速度缓慢或停滞不前。东西部地区互补性很强，东部地区地少人多，资源贫乏，西部地区则相反，人少地广，资源丰富。长期以来，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过分依赖海洋通道。只依赖海洋通道，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海陆通道并举，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促进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积极主动地向西部再开发，也就是通过升级版的西部大开发，倒逼中国国内改革红利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把过剩的产能用于西部的开发；另一方面可以把现代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带到西部地区，推动东西部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地区进一步对外开放，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则主动向西发展，在内外刺激下，必然会大大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有利于缩小东西部的差距，有利于全国各民族共同富裕目标的早日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在空间上和内涵上都与古代的丝绸之路不同。
首先是在空间上的超越。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合作空间”上极大地超越了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地理范围。改革开放以来，首先在东南沿海地区开拓创新和寻求突破，然后从沿海地区向西部地区不断扩展和推进，“一带一路”为进一步向西扩展提供了空间。沿线各地既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有发达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在空间走向上与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和中国西行远洋航线基本重合”，分别从欧亚大陆北面的大陆核心地带和南面的大陆边缘地带从东向西贯穿了这块大陆上几乎所有的重要枢纽区。“中国将能够通过‘以纲带目’引导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走向，从而在全球层面塑造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
扩大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空间，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将推动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对外开放，推动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
其次是在内涵上的超越。历史上“一带一路”主要是经贸、文化和宗教交流。例如，自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我国的丝绸、彩锦等丝织品，茶叶、肉桂、茯苓等农产品，瓷器、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活字印刷等，铁器及制造技术、穿井取水法等水利灌溉技术等，都沿着丝路先后西传到中亚、中东和欧洲各国。中亚、中东各国的良种马、葡萄、胡萝卜、扁桃（巴旦杏）、波斯枣、甜菜和苜蓿等也都传入中国。据班固《汉书·西域传》载，出使西域的“汉使采蒲陶（葡萄）、目宿（苜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苜蓿是马最好的饲料之一，所以内地汉代除了引进西域马之外，同时也引进马喜欢吃的草。欧亚各国宗教艺术、音乐舞蹈等也都沿丝路逐渐东来。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宗教，沿着丝绸之路先后传入西域和内地，经过本土化，成为中国特色的宗教。
“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简单地重现古代丝绸之路的经贸、文化和宗教交流，而是集经济、政治、外交、国家安全等为一体的历史超越版。例如，经济上不再是简单的经贸往来，还包括交通设施、大型港口、水力发电站和油气管道建设，以及沿线各国共同进行现代化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等。国家安全包括经贸安全、能源安全、边疆安全，反恐反极端反分裂等重大领域的问题。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复版，而是超越版和升级版。
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种种危机，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现象严重。部分国家和地区战乱不息，恐怖活动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难民人数不断增加，严重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建构一个和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社会新秩序，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无论在发展理念、扶贫脱贫、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还是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反恐反极端等方面，都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模式。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可以把自己发展的一些宝贵经验和发展模式，供沿线国家借鉴和参考。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早在80多年前便指出：“中国人的思想能丰富我们的文化，就像同他们做生意能使我们的口袋鼓起来一样。”
他甚至强调，“从人类整体的利益来看，欧美人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国人的慢性子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
我国著名思想家梁启超认为，复兴中华民族，并不是只考虑本国富强，而且还要给全人类带来幸福，他说：“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没了。”
“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
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建设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发展、共同富裕和社会稳定担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