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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说过：“只有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正确制定自己的战略。”
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美俄等军事强国在战略上的互动，给战略威慑带来深刻的影响，战略威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认真研究战略威慑发展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向，将有助于更好地揭示战略威慑的本质，有利于我们未来在运用战略威慑中把握主动、争取先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恩格斯认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
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是为了政治和经济而进行战争。
经济的集中表现是政治，战略威慑同样是政治的继续，与经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往往是双方冲突对抗的起因，而实施战略威慑仅仅是手段，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离开了经济利益就无法揭示近年来战略威慑的根本动因。当今世界是一个以国家主权为基本特征的体系，各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经济利益，各个国家都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相互间的矛盾。因此，各个国家的政治通过军事手段，运用战略威慑力量必然自觉、充分地反映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在争取和平、追求发展成为世界政治的主题背景下，世界人口、资源、技术等因素造成的各大陆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世界范围内联系的不断扩大，各国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竞争不断增强，领土、资源、贸易等因素导致的纠纷和冲突也日益增多，特别是各国为维护或扩大本国的自身经济利益而产生的矛盾日益增多。这些矛盾的表现已超出意识形态范围，直接表现为以国家现实经济利益为其特征。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更加注意全面考虑国家利益，更加注重国家长远的实际利益，也使得运用战略威慑手段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所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
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威慑是针对特定的对手，威慑对象集中于欧亚大陆腹地，而冷战后威慑对象散布很广，由单一变为多元、由确定变为不确定、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地缘政治上的集中变为分散、由国家扩大到非国家行为主体，使美国对一些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进行威慑。因此，近年来美国政府强调要从威胁的性质而非特定对手来考虑威慑，将针对特定威胁的特定威慑与针对一般威胁的普遍威慑更好地调和起来，力图具备对付任何对手的“全方位威慑能力”。
鉴于冷战后的现实威胁集中于威胁频谱中较低层次，美国的战略威慑也从冷战时期针对与苏联进行的全面核战争威胁，扩大到针对世界各地区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层次的威胁，包括恐怖活动和低强度冲突在内，力图覆盖整个威胁频谱，主要是对付非生死攸关的利益和美国盟国所面临的威胁以及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与使用。
俄罗斯以及多数中小核国家和事实上核武器拥有国为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基本上是在区域范围内进行威慑。这种状况在近期内将不会表现出大的变化。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交往中地区关系的进一步增多，也必然会带来利害关系的增多，特别是随着世界上民族、宗教、地理和资源等矛盾的日渐突出，一些利用核威慑来寻求保护、制止矛盾、获取利益的国家也会增多，利用核威慑“杠杆”化解矛盾、提供核庇护的“概率”也会增大。这种“两增多、一增大”的趋势，最终可能突破现有威慑区域化的格局，使威慑范围向更广的方向拓展。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对于胜利，盾可能与剑或矛一样重要。”
列宁曾经指出：“自始至终全是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即使有也是例外。”
历史证明，在大多数战争中，敌对双方都不能完全脱离同防御的关系。以往人们认为进攻是积极的，防御是消极的。但是，导弹防御系统的出现，使上述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战略防御的威慑价值来自这种防御对发动核进攻的代价和利益的影响。这种防御是通过动摇进攻决策者对其进攻部队能力的信心，而不是增加被进攻者实行报复的剧烈程度来影响进攻决策者的风险估算。冷战后美国将导弹防御系统、先进常规武器和后备基础设施视为新的威慑能力。减少对部署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作为打击力量的依赖，代之以更多依赖先进常规武器与导弹防御系统的威慑作用，
已经成为美国战略威慑力量的一种发展趋势。俄罗斯之所以强烈反对美国发展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是因为根据核威慑的逻辑，一个国家降低自己的易受攻击的程度，就会降低和削弱其他核国家的威慑能力，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这些国家提高自己的战略核力量水平，从而导致核军备竞赛的升级。俄罗斯要保持国家战略威慑的有效性，就“必须使每个核国家在任何冲突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的核力量来说都是易受打击的”，
这样才能保持威慑的稳定。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技术所产生的威慑作用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刻。科学技术进步与武器发展对战争制胜机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核技术和火箭技术的问世，使人类进入核时代，核力量成为最具威力的威慑力量，直至今日仍然是世界很多国家所追求的威慑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在武器装备领域广泛应用，不断提供新的实战和威慑能力。正如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中所写：“落后的巨大的危险在于敌人在技术上的突破，特别是在冲突光谱上端部分的技术突破（例如空间活动、核武器、崭新的动力与推进系统、生物战或细菌战、计算机方面的新成就、气象控制、激光应用等），可能使世界的对比立即发生惊人的变化。”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在武器装备领域广泛应用，大大提升了武器装备的精确打击能力和生存能力。信息技术把各有形战场空间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各战场围绕统一的目的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从而使战略威慑力量不断增强。信息技术、激光技术、动能技术、高功率微波技术、计算机网络攻防技术、空间作战飞行器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发展，催生出新型武器装备，一批新概念武器技术逐渐走向实用，也产生了信息威慑、空间威慑等新的威慑方式。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战略威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战略威慑的力量更加强大，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威慑手段更加灵活，威慑效果更加明显。
战略威慑与实战，既是反映人们解决社会矛盾所进行的行为选择，也是当今解决国际矛盾惯用的双重行为方式。当人们面对激化的社会矛盾而又认为无其他手段可供选择时，战争就会爆发。
战略威慑运用以非战争手段为主，但不排除有限的作战手段。在信息化条件下，单纯的威慑很难达成目标。威慑作用力的大小常常与实战能力的大小成正比，而实战能力又只能在实战中显示出来。因此，实战过程中伴随的威慑力效能最高，战略威慑的实现一定要建立在提高实战能力的基础上。如果把战前的武力显示作为“声势”威慑，把战后的胜利作为“效果”威慑，那么后者远比前者更有效。威慑与实战界限趋于模糊，威慑中有实战，实战中有威慑，威慑与实战相互交融、渗透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近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清楚地表明，缺乏了实战行动的配合和支撑，信息攻击、信息威慑行动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很难达成目的，严格区分威慑与实战在实践中并无多大意义。特别是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战将是未来冲突和战争的新形式，它不仅模糊了战时与平时的界限，而且使战场结构和作战思想、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对战争胜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信息化条件下的战略威慑力量构成复杂，有常规威慑、核威慑和信息威慑等多种手段。威慑力量运用多样，不仅通过平时的威慑，还通过战时的“逐步控制”、“逐步升级”或“跨步控制”的威慑。不同威慑手段各有所长但也都各有其局限性。从常规威慑手段来看，拥有强大的常规力量和雄厚的战争潜力，可使对手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就感受到威慑。但同时必须指出，常规力量不可能完全代替核力量的威慑作用，因为它永远不可能产生出与核力量相同的恐惧效果。单纯的常规威慑不仅在遏制大规模战争方面无法达到核威慑的效果，就是在遏制局部战争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核威慑具有强大的威慑效果，但在遏制局部战争方面却作用有限。因为核武器的杀伤破坏力太大，使用受制因素太多，一旦使用会遭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因而对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往往起不到遏制效果。信息威慑具有使用方便、作用广泛的优点，但它只是一种软杀伤，只有与常规威慑和核威慑等硬摧毁相结合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美国防务问题专家罗杰·斯皮德曾指出，为了保持战略的连续性，美国需要把常规力量、战区核力量和战略力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以便对付各种规模的挑战。
因此，信息化条件下的战略威慑突出表现在几种威慑手段的综合运用，使之相互取长补短，实现威慑效果的最大化。
慑中有战、战中有慑、慑战并举，始终力争以最小的代价达成战略目的，是信息化条件下常规威慑的重要原则。传统的常规威慑更多的是强调战前威慑，如美军曾认为战争爆发后威慑形不成事实上的战斗力，因而不再起作用。信息化常规手段的可控性和灵活性，为在战争的全程根据战局发展和对手反应，实施有针对性的威慑创造了条件。
同时，威慑与升级的联系更加紧密。战争政治目的的有限性和信息化手段的可控性，使得一定条件下战争行动的升级成为达成威慑目的的有效途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贯彻新的威慑理论，坚持慑战一体和威慑的全程性，注重在战前和战中各个作战阶段始终保持不间断的威慑，将威慑行动贯穿于战争始终。在战争爆发前，美国持续性的威慑渗透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和战争准备的各个环节。战争伊始，美军实施的“斩首”行动就是一种战略威慑。战争进程中，美英联军在实施“震慑”打击的同时，通过媒体大量散布具有心理威慑效应的消息，为美军顺利进入巴格达创造了条件。科索沃战争中，北约采用空中战役逐步升级的方针，空袭首先重点打击南军防空系统、首脑机关和支撑南军及特种警察部队作战的目标；接着打击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以及石油设施、道路和桥梁；继而打击野战部队、电力系统和工业系统，最终以南联盟接受北约停止轰炸的条件而结束。
自古以来，威慑与媒体就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拿破仑曾说过“记者的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曾表示“一个自由电台的能力等于20个师”。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化社会以来，特别是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国际舆论交流的不断扩大，新闻出口的多元化环境和信息源的多元化，使新闻媒体在战略威慑中的作用更加重要。战略威慑及其舆论传播，已成为国家间、政治组织间极为常见的和不可回避的手段，舆论传播成为战略威慑的主要领域。在战略威慑的对抗中，大批高度精确化、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武器装备的广泛运用，对心理威慑的渗透性、时效性和震撼性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极大地增强了心理攻击和心理防御的效果。这时的新闻媒体不再是社会公器，而变成了一种双方可以利用的威慑工具。通过新闻报道来为战略威慑制造舆论声势，鼓舞己方斗志，影响敌对方的判断、心理，从而争取达到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收益的结果。这既体现在鼓舞己方士气方面，也体现在通过彰显实力威慑敌方，迫使其恐惧、生畏，争取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利用新闻媒体强劲的信息渗透力和承载力，实行全方位的心理战、谋略战是信息时代与以往的不同之处。现代社会的战略威慑通过新闻媒体传播达到的效果，是其他历史时期所无法实现的。
[1] Steven L.Spiegel， World Politics in a New Era ，3rd edition，Wadsworth，2004，pp.419-420；Kenneth Watman and Dean Wilkening， U . S . Regional Deterrence Strategies ，RAND，1995，pp.13-16.
[2] Mark Henry Lunardi， War in the Shadows ： Deterrenc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University of Virginia，2001，pp.12-13.
[3] Alexander，L.，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4] Bernard Brodie， The Anatomy of Deterrence ，World Politics，Ⅺ（January 1959），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