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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千百年来人类的战争史，从总体上说是一部崇尚威慑与实战相结合的战史。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战略威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之策，开始成为军事斗争舞台上的主角，成为引导世界各主要国家和战略同盟制定防务政策的理论。重视威慑力量的作用成为当今世界军事战略的显著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研究战略威慑问题，是在新形势下对军事指导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战略指导思想的创新、丰富和发展。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对于掌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争是实现战略目的的最有效手段。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殊活动形态，是敌对双方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武力进行的激烈的军事对抗活动；是解决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最高斗争形式；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在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中，总共只有300年左右的绝对和平时期。在其他时间，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此起彼伏。仅在我们所熟知的这段历史中，就发生了1.4万多场各种战争，现今世界各地区武装冲突的策源地依然存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成为主旋律，制止战争被提到了优先考虑的战略地位。世界军事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深刻变革，日益呈现出通过战略威慑维护和平、遏制战争的趋势。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战争的破坏力空前提高，战争不再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最佳手段。新武器装备的威慑作用空前增大，使得战略威慑这种非战争方式单独或与战争相结合被广泛运用。战略威慑顺应了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正成为国际军事斗争的重要形式。各个国家为维护国家利益运用武装力量时都会权衡利弊，试图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战略威慑行动可控性好、破坏性小，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与灵活性，通过战略威慑行动谋求国家利益与获取国际斗争中的主动权，达成其他手段与方式无法达到的国家意志，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领导人处理国际危机和地区冲突的首要选择。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这个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在21世纪新阶段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然而战略机遇期并不是保险期、平静期，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矛盾和挑战。在新世纪新阶段，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与周边国家还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历史遗留或新近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引发军事危机。国际动荡和不利因素直接影响到包括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内的国家利益的维护，属于本国的一些岛屿被他国霸占，一些海域和岛屿反而成为与邻国的“争议海域和岛屿”。而有效的战略威慑，是制止因霸权主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纠纷、民族冲突等因素引发危机冲突、导致战争的根本手段。利用非战争性质的战略威慑来传达保卫国家利益与安全的意志与决心，运用军事力量的威慑作用形成对周边冲突的强大武力威慑，以打消别国企图侵占国土和争夺海洋权益的野心，从而避免单纯运用法律方式和外交方式所造成的软弱无力和战略上的被动。只有具备了强大的战略威慑力量和对海洋的实际控制力，法律方式和外交方式等和平方式的作用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才能保障国家在国际上各项合理主张的实现和对海域的有效控制、管理和开发的绝对权力。
国家利益是决定一个国家军事战略走向的基本依据，是国家军事战略指导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军队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肩负着既要保障传统国家利益安全，还要维护好国家拓展战略利益安全的双重历史任务。战略威慑力量的运用也是以国家利益为主要依据并为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就应当具有延伸到哪里的战略威慑能力。中国长期以来作为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国家，国家利益基本需求是维护本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实行全方位开放，国家战略利益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拓展。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已经超出传统的国土疆界与世界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海洋、太空和电磁空间的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不仅要关注和维护国家生存利益，还要关注和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不仅要关注和维护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安全，还要关注和维护海洋、太空和电磁空间的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这就要求把军队的职能任务由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扩展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结构下，军事力量的任务、职能和手段进一步拓展，即“由传统的防卫作战转变为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多重任务，由通过单一的对抗、战争保安全转变为沟通、交流、理解、合作保安全”。
维护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是当前国家战略威慑力量最直接的使命，维护国家利益是军队的价值所在，是全部活动的实践支点，也是军事力量建设的最高准则。
战略威慑运用离不开实力和决心的展示，即以非战争手段为主，但不排除有限的作战手段。如果把战略威慑理解为纯粹的非战争手段，就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形态的发展，战略威慑呈现出常规化、实战化、全程化、多样化等特点，威慑与实战的联系日益密切，威慑与实战的综合震慑效应日益凸显。作战行动与非作战行动已经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严格区分威慑与实战的实践意义大为降低。从总体上看，冷战后绝大多数常规威慑行动与实战行动密切相关，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的存在或显示来达到政治目的的现象比较少见。
当前，各国军队注重追求“基于威慑的作战”，强调威慑以实战为后盾，以实战标准实施威慑，增强威慑的实战化程度，综合运用战略威慑和实战打击两种手段，把最强烈的震慑效果集中在对敌方决策者和军民的心理施压上，在确信威慑失效的情况下，适时转入实战，通过实战方式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以慑止战、小战制敌已成为当前军事斗争的重要实践手段。而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发展则为进行“基于威慑的作战”提供了可能，把威慑的思想渗透、贯穿于作战的全过程并把信息投送、信息威慑延伸、渗透到作战进程中，以威慑提升实战效果，以实战强化威慑效应，把作战行动与非作战行动统一起来考虑，体现了威慑目标和实战手段的科学组合和有机统一。使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行动融为一体、相互增力，来达成战略威慑的目的。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军事理论建设的成果，可以显示一个民族的智慧，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一支军队潜在的威慑力量。先进的军事理论往往能带来更大的优先权和主动权，战略威慑行动的有效实施自然也离不开战略威慑理论的指导。如果军事理论落后，思想观念陈旧，必将受制于人。20世纪空前惨烈的战争，对人类造成前所未有的浩劫，使得战争和战略理论中注重威慑和危机控制的成分与日俱增。
新军事变革必然导致新的军事战略理论产生，新的军事战略理论又引领军队质量建设，促进军事变革的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良性互动。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对战争和战略理论进行新的探求。美国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分析了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确立了以“打赢、慑止、准备、维持”为核心的四项战略目标，认为这是捍卫与促进国家利益的重大使命。强调要恰当地运用、平衡和组合军事与非军事力量，借助武力打击之外的其他手段，要将常规威慑与核威慑相结合，保持无可匹敌的军事能力。尽管各国的军事思想千差万别，但都十分重视军事力量的和平运用，以促使政治、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解决矛盾，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战略威慑实践的发展。现代军事斗争的飞速发展，决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紧迫性和无限性。战略威慑问题是近年来军队高度关注的重要内容，也是全军军事理论研究的重点、难点。加强战略威慑的研究，形成系统化、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对于指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创造相对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和战略态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