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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学理论的首要功能，不是总结实际，而是指导实际；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总结过去的经验，只是指导今后实践的手段，丢掉对今后实践的超前指导，理论也就失去了它的首要功能。
威慑理论是冷战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国际安全理论，
曾被誉为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重大、最深奥的学术创造。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艾肯和邓肯·施奈德认为，“理性威慑是一门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理论……它主导了二战后的战略思维……并为西方军事政策提供了理论框架”。
尽管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十分重视发挥威慑的作用，但是在冷兵器时代，武器威力小，不可能像核武器那样在瞬间造成对手难以忍受的破坏与杀伤，所以威慑作为一种心理作用机制，功能十分有限，遏制战争的成功率极低，常常发生战争。直到出现了核武器，威慑有了新的诠释与活力，以至于当今时代，所有重大国际战略理论均无法回避核威慑这一概念，战略威慑才充分表达出它真正的含义。
核武器自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其巨大的毁灭性让世人记忆深刻，拥有核武器成为大国追求的目标，核武器被看成是维护自身安全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万能良药。核武器在把传统消耗战思想发展到了极致的同时，也把军事手段与政治目标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极致，其过于巨大的负面效应已接近于否定战争的合理性。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所说：“从政治目标是否合理的观点来看，一个全面的核战争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因此，当战争形态演变到核战争这一阶段后，已难继续前行。发展新的军事斗争工具和方法，克服核战争的内在矛盾，必然会成为战争演变的内在要求。
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把实战战略推向了顶峰。大战的浩劫使各国开始对传统的实战战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中的价值和作用提出了质疑。
而此时，推动安全战略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物质技术迅速成熟。外交活动在国家交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传统的崇尚直接武力征服的时代日渐式微，一种全新的战略威慑理念悄然诞生。
西方学者哈特在《战略论：间接路线》中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称为战略的完美境界。他说：“因为这种不流血的胜利似乎是一种例外情形，所以物以稀为贵，更增重了它的价值，这指明战略和大战略方面，它是具有极大的潜在可能性。”
经过战争的洗礼，各国军队开始意识到军事力量在技术上的灵活性、多样性以及国际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已使得一个国家可以运用军事手段实施战略威慑，而无须进行战争即能达到政治目的。
冷战时期美苏双方的战略均势，形成的核对等威慑对世界和平产生了巨大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核武库中有3.5万枚原子弹和氢弹，苏联有4万枚原子弹和氢弹，如果美苏把自己的核弹都投到对方，可以毁灭双方几十次。
当核大国为了维持优势而不断地充实核武库时，一个悖论出现了——为了使自身安全，却又把自身置于不安全的威慑之下，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安全困境”。从而导致了冷战时期的战略威慑层次越高，理论越成熟；层次越低，理论的系统性越差，威慑政策失灵的情况越多，这是一种失衡的战略威慑。这种战略威慑可用于慑止大战而无法对付低强度冲突和常规局部战争，也难以对付诸如大规模毁灭性杀伤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活动。
随着人类民主文明的发展与和平力量的增长，和平合作、互助共赢，愈加成为世界性的共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1986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时指出：“过去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从当前总的形势看，战争可以制止，如果工作做得好，是可以避免的。”
邓小平还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
很显然，在当今世界，战争已经不再是解决争端与分歧的主要手段，而战略威慑的作用日益凸显。综观当代大国的安全战略，无一例外地把威慑战略作为重要的手段。
通过战略威慑遏制、延缓战争，力争以最小的代价达成战略目的，成为各国争夺21世纪战略主动权的首选之策。
尽管当今世界局势总体趋向缓和，但军事斗争的威慑程度超过任何时代。核威慑的阴影尚未消除，信息威慑、空间威慑等新的威慑又已来临。现代化的高科技使战争的强度空前增大，给战争打上了很深的威慑印记。过去，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是准备用来打任何一场当时的技术做得到的战争，而打这样一场战争的目的是要打赢。但在核时代，若爆发了使用核武器的战争，则被视为天下最大的灾难，因此一个大国能否阻止一场全面核战争的爆发，已成为衡量其军事体制是否健全的标准。
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战略格局、国家安全和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趋势，运用威慑手段维护国家安全，成为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我军主动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深入研究战争和战略理论，在继承老一辈革命家战略威慑思想的基础上，从国家和军队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任务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战略威慑理论并运用于实践，把威慑提升到了战略高度。
中国的国防政策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注重遏制危机和战争。建立精干高效的威慑力量，灵活运用威慑方式。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2015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事战略》提出，根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形势任务要求，坚持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进一步拓宽战略视野、更新战略思维、前移指导重心，整体运筹备战与止战、维权与维稳、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注重深远经略，塑造有利态势，综合管控危机，坚决遏制和打赢战争。
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人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新的历史使命不仅仅要求军队承担起打赢战争的艰巨任务，更重要的要求是军队必须增强战略威慑能力，具备遏制危机的能力。随着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不断拓展，战略威慑力量在维护国家和平发展环境，支撑国家利益拓展和地位提高上，肩负着更为重要的责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不经过斗争的和平，而只有力量抗衡下的和平。战略威慑的目的由以维护传统安全利益为主向维护非传统安全利益延伸，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拓展。
任何思想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会折射出时代的鲜明特征。现代军事科学呈现着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化的发展趋势，使新兴的学科不断建立。对某一军事领域所特有的矛盾的深刻揭示，就构成一门特定的军事科学。
战略威慑理论是关于战略威慑的基本概念、历史渊源、地位作用、内在机制、方法手段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等方面的系统性认识。在广阔的社会实践和深邃的理论探索中，战略威慑以其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在从属于军事战略学与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交融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学科理论。
战略威慑理论特别是核威慑理论一直是国际关系学术界瞩目的焦点，各国学者广泛探讨了核时代的核威慑战略、大规模报复、确保相互摧毁和灵活反应战略等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含有威慑能力、可信性、结盟、军控、控制升级等概念的理论体系。我国学术界也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加以引进和介绍，从不同的视角、需要和立场对战略威慑进行了研讨，总结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也提出了许多启人心扉的时代课题。
美国学者迪普伊把“作战理论”定义为，指导或阐明军事作战行动的一整套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其目的是为提出用兵之道提供依据，并帮助各级军事指挥人员和计划人员成功地组织和遂行作战行动。
而战略威慑有别于作战理论，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具有影响战略全局的意义和作用。通过战略威慑遏制战争或延缓战争爆发，或制止战争升级，避免或减少战争破坏，成为战略指导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本书在战略威慑理论的研究中着重研究战略威慑的本质与范畴、规律与原则以及不同时期的运用。战略威慑的运用不仅要确定威慑时机——是在双方冲突中、战争发生之前、战争过程中还是战争结束阶段，同时，还要确定威慑手段是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多种手段，还是运用核力量、常规力量等多种军事力量，更要明确威慑方式。根据不同的威胁，制订不同的运用方案，以满足不同的战略威慑需求。根据新的历史使命的要求，既要高度重视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各项准备，有效履行遏制战争、准备战争、打赢战争的根本职能，又要积极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努力提高应对危机、制止分裂、维护和平的能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不经过斗争的和平，而只有力量抗衡下的和平。能战方能言和，胜战方能止战，只有打得赢才能威慑得住，只有自身具有强大的实力才能实施有效的战略威慑。深入研究战略威慑所呈现出的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把握战略威慑的特点和规律，分析不同时期战略威慑的运用，完善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对于赢得未来军事斗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