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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65年这十余年，被称为战略威慑研究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围绕着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霸权争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威慑理论异军突起，核威慑成为冷战期间战略研究的重点，也成就了威慑理论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了许多关于战略威慑的科研成果。
美苏两极格局形成的战略抗衡、科学技术以及武器装备的发展和采购，对战略威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当时战略威慑理论研究的直接动力来自朝鲜战争和氢弹的发展以及杜勒斯提出来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美国自50年代开始对核威慑理论的争论和探索不仅没有动摇威慑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反而大大增强。战略本身也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的作战打仗，而逐渐转向于用威慑手段来保障国家安全的更高级层次和领域。战略已不再是传统职业军人和参谋本部的固有权，越来越多的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专职威慑理论家、防务专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对国家的防务政策和安全战略发挥出日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美国50年代实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国际斗争中不断碰壁，军事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954年苏联已拥有氢弹和远程轰炸机，1955年苏军第一代弹道导弹开始服役。1957年苏联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和人造卫星上天，战后美国信心十足的时代陡然结束。苏联的科技与军事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十分惊慌，苏联已经拥有把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发射到世界各地的技术能力，具备了摧毁仍主要由轰炸机携带的美国核报复力量的能力，这种恐惧担心成为当时安全议论的中心话题。
美国感到大规模报复不仅不能制止有限侵略，而且容易招致报复性打击，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也同样慑止了己方使用核武器，于是转而寻求新的核威慑战略。美国肯尼迪政府执政后，于1962年10月任命泰勒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正式采纳“灵活反应”战略，开始奉行“限制损伤”的核战略。要求在出现危机时，以进攻性核武器首先打击苏联的军事目标，摧毁其战略核武器基地，以削弱对方的还击能力，减少对方还击时造成的损失。但是，当时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少，命中精度低，难以有效地攻击点状目标，苏联导弹发射井非常的隐蔽，导致“限制损伤”战略难以推行。
随着潜基核力量的发展，美国获得了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美国在60年代初重新获得了对苏联的军事优势，这就为提出新的核威慑战略创造了基础和前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首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次打击”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的核力量即使用先发制人的攻击，也不可能完全消灭苏联的导弹威胁。因此，他主张美国必须建立一支核打击力量，既能经受得住突然袭击，又能对苏联进行其所承受不起损失的反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接受并发展了泰勒的“第二次打击”思想，于1964年提出了“确保摧毁”战略代替“限制损伤”战略。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美、苏相互威慑格局的形成，在“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又发展起来“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概念，这是美、苏力量对比变化而形成的一种“相互威慑”的结果。
战略威慑思想同样也是英、法、德等国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行“依附威慑”的策略，长期追随和依靠美国。英国在50年代提出了以“恐怖平衡”为基础的核威慑理论并从60年代开始奉行“最低限度核威慑”战略，其核心思想是以威慑求安全。英国认为核武器是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武器，核威慑是防止战争的最好办法。法国坚定地独立自主发展核武器，其核威慑与实战有着自己的特色，从50年代开始推行“有限核威慑”的战略并先后提出了“全向庇护”“扩大庇护”等威慑思想，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奉行间接威慑战略，主要依靠美国和北约军事力量的威慑作用。
从50年代早期开始，威慑理论的研究逐步发展起来，美国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家以及与兰德公司有联系的一批新的战略家，掀起了核战略研究的热潮，产生了核威慑理论、有限战争理论、军备控制理论以及其他一些诸如危机管理的概念、逐步升级概念、灵活反应等。当时提出的一些战略思想和战略概念，在今天的美国政策中，仍有很重要很突出的体现。
一是美国建立起较完善的核威慑理论体系。美国学者乔治·凯南在1954年就得出结论，苏联问题不能用纯军事手段解决，美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达到目的，必须寻找更灵活的方式方法。
美国军事专家基尔也认为“我们应当制定有效的战略，这种战略不是为了遏制我们的敌人，而是要影响他们，使他们根据我们的利益来制定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
美国兰德公司的学者开始将自然科学的“博弈论”和“系统分析”方法引入战略研究。核威慑理论的奠基人布罗迪运用数理经济学的博弈理论，特别是把“囚徒困境”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核对抗的分析中，首次提出“理性选择”这个分析逻辑并从此盛行，连同相关的数理逻辑和传统的演绎推理，成为该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 [2]
从50年代后期开始，威慑理论权威托马斯·谢林关于威慑理论的论著《武力及其影响》《冲突的战略》相继问世。他积极倡导用博弈论方法研究威慑问题，形成了在冷战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威慑学派，曾对美国军事战略与威慑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的影响。谢林提出了新的合作观，为了尽最大可能缩小双方利益的差异或冲突程度，必须尽最大努力寻求冲突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双方确保摧毁的威慑状态本身则是诱导双方去寻求共同利益的根源。谢林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使得双方确保摧毁的核威慑能够有效的关键，不是如何使用核武器，而是使对方相信你将如何使用核武器，而必然造成对方无法接受的损失。
这一时期对核威慑理论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关于威慑的细分概念。1960年，H.卡恩把美国的核威慑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慑止直接的攻击”，第二类是“用战略威胁来慑止敌人发动除对美国本土的直接攻击以外的非常具有挑衅性的攻击”。1961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出版了《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被视为当时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纲领性著作，它着重探讨核威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威慑三要素：“有力量，有使用力量的决心和使潜在侵略者估计到这两点。”
围绕着核威慑的对抗，60年代出现了战争升级理论。1963年美国防务分析家赫尔曼·康恩首次提出了“逐步升级”的概念。他把战争从危机到全面核大战之间分为7个阶段44个梯级和6道门槛，每一个层次都提供了强度不同，但适合于该层次情况的一些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对战争的不同等级在打击目标及使用手段上做了详细区分，交战双方的决策者可以通过比较做出行动决定。西方学者认为，可以用战争升级相威慑，使对手慎重考虑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从而使战争在对己方有利的情况下逐步降级。这种理论既“有助于威慑”，又注重实战，因而成为美国和北约“灵活反应”战略的重要思想来源。
美国学者泰勒、基辛格、康恩等人在威慑领域工作的突出贡献表明了，凭借单一的战略核力量不但不能控制局势的稳定，而且会削弱和减少应对挑战的意志和决心。必须协调地发展常规力量和可能提供选择的多种威慑手段，把常规力量作为核威慑的一个有效的补充，才能提供在面临威胁时应对多种挑战的能力并把可能的冲突限制在较低强度的水平上。
二是麦克纳马拉确立了长期影响的“确保摧毁”核威慑战略。在麦克纳马拉任美国国防部长期间，出现了许多新的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有“确保摧毁”、“限制损伤”以及“灵活反应”等，“确保摧毁”的核战略一经提出便成为美国战略威慑思想的基础，这些至今仍然是战略学家辩论的中心问题。苏联军队认为未来战争必然是核大战，“任何战争，即使是从常规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麦克纳马拉提出“避开城市”和“打击军事力量”的主张，被正式确定为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军事战略中的核战略。这一战略区别城市目标和军事目标，为控制核战争提供了一种方案，也适应了当时的对抗形势，与实战思想紧密相关。他提出在核战争中，主要的军事目的应当是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消灭平民。
这是美国战后首次提出把军事力量作为核战争中的主要打击目标。但他在提出“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时，主张侧重打击城市目标，在报复打击中全部摧毁对方城市，以此相威胁使对方不敢对美国发动核袭击，把一举摧毁苏联20%～25%的人口和50%的工业作为威慑的基础。
当时美国的助理国防部长阿兰·恩索文对“确保摧毁”战略的基本原则作过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如果美国的战略力量的首要任务是威慑敌人不敢对美国发动第一次核打击，那么，美国必须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也就是说，要具有这样一支核力量，它能在精心策划的大规模核突袭中生存下来，其所剩余的力量足以突破进攻者的防御体系，摧毁对方。即使在遭到突然袭击后，这种第二次打击能力也必须完全可靠，而且必须使敌人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美国威慑战略的基石。
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为基础，对美苏形成同等制约起到了维护战略稳定的作用。
麦克纳马拉的另一个成就是在任期内把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总数分别确定为1054枚和856枚。
因为自有了核武器，人们一直在考虑“核武器究竟有多少才算足够”的问题，而麦克纳马拉提出了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确保摧毁”的标准。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俄两国还一直在讨价还价以使核力量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虽然苏联极少公开宣布核威慑方面的政策，实际上苏联在这一时期奉行的也是“确保摧毁”或“相互威慑”。苏联基本军事理论著作《军事战略》表明，苏联军队承认了一场世界核战争的惨重而无法接受的后果，这就是相当坦率地承认相互威慑这个事实。实际上，美苏早已把核威慑的概念作为他们战略思想的主体，只不过在强调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并无实质性的差别。美国的威慑理论包含实战的成分，苏联打赢战争的理论包括威慑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