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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北伐军事的节节推进，南方革命队伍的分裂之象日趋显露。矛盾主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同时也牵涉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
大体言之，在北伐初期，苏俄和中共力图使国民党内的权力格局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局面，争取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执政。
为此，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了迎汪回国复职运动，意在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膨胀。
1926年9月初，国民革命军相继克复汉阳、汉口，武昌也指日可下。革命势力正向长江中下游推进。武汉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有望继广州之后成为新的革命中心。蒋介石主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中共欲将广东建设成一个左派革命中心，趁蒋介石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如国民政府北迁，则有可能失去这一基地，因而最初反对迁都。两个月以后，北伐军攻克南昌。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设南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同意国民政府北迁。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做出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的决议。12月13日，在武汉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并正式对外宣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
蒋介石对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变局，最初并未十分在意，但很快察觉以左派为中心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有可能在鲍罗廷操纵下架空自己。鉴此，蒋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委员途经南昌之机，宣布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于他所直接掌控下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
这样一来，武汉与南昌之间的对峙迅速升级。武汉一方坚持以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南昌一方坚持以中央政治会议行使最高权力。
1927年2月21日，武汉方面决定即日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宣布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昌开始办公。武汉方面想通过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乃于3月10～1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由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势力掌控。蒋介石原来的职位如中常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人部部长等要职，或被撤销或被替代，只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全会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但亦因此促成蒋介石大踏步走向“清党”反共。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蒋介石原拟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确立其法理地位，无奈不足法定人数，只好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宣布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于是国民党中枢由一分为二发展为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和宁、汉两个国民政府相互抗衡。武汉中央拥戴刚回国的汪精卫为领袖，并与共产党合作，被视为左派。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和西山会议派主导的上海中央，则被视为右派。
蒋介石在南京另建中枢，其做法有如一年多前的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法理上本无合法依据。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正统”中央在武汉，附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亦未过半数。但蒋介石政权最终仍能立足南京，在很大程度上与蒋介石控扼了“党军”主力资源有关。
为了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抗衡，蒋介石请出隐居上海的胡汉民与之合作，并推举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
当蒋介石尚在筹划“清党”时，上海西山会议派曾表示愿意与之合作“清党”，但蒋介石鉴于西山会议派之“反革命”声名，认为尚不宜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口号。故“四一二”上海“清党”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环龙路44号之中央党部亦同时被查封。直至6月6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于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正式宣布，以后不容再有“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次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决议恢复西山会议派诸人的国民党党籍。随后，宁、沪两方之中央执监委员往返相商党务统一办法，双方同意“举出同等人数筹备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
当宁、沪密商合作之际，武汉中央迫于军事经济等压力，亦于7月15日宣布“分共”。但武汉方面汪精卫在表示分共的同时，仍主张倒蒋，并坚持武汉之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为“党国之最高机关”，提议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要求南京方面服从二届四中全会，亦即坚持以武汉中央为“正统”。
南京方面以李宗仁为代表，联合各军事将领与武汉方面商洽合作，并逼迫蒋介石“引退”。汪精卫与李宗仁等函电往来之际，亦同时与上海西山会议派的许崇智进行商谈。汪提出汉沪合作的两点意见：一是汉沪双方开一预备会，充分交换意见；二是汉方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请西山会议派同志加入。上海西山会议派表示同意召开预备会议，但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因为召开四中全会意味着以汉方为“正统”。西山会议派主张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宁、汉、沪三方大团结。而汪精卫则表示：他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个人，而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整个机构。
8月12日，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接着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亦宣布引退。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即致电武汉，请武汉中央诸人即行来宁。汪精卫于8月17日向武汉中央政治会议提出，南京政府已经停止办公，事实上已不存在，提议迁都南京。武汉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汪的提议，并依汪的意见发表迁都宣言。迁都宣言的发表，意味着仍以武汉中央为“正统”，而不是合并于南京中央。
8月20日，汪精卫偕谭延闿、于右任、孙科、顾孟余、唐生智等离汉东下。22日，李宗仁自南京西上九江，与汪等会商合作条件。李表示欢迎汪等赴南京组织政府，但希望汪能发表一项与南京合作的宣言。汪表示一切问题须等至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李宗仁以为欲在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及组织政府，必须邀请宁方已离职赴沪之委员吴稚晖、胡汉民、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回宁参加。汪等表示同意。
宁、汉、沪三方合作，党统上有一大的障碍，即以何种名义来统合？汪精卫坚持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党内一切纠纷。但宁、沪两方均反对召集此项会议。因宁方否认1927年3月间在武汉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认为此会是在中共“劫持”下召开的，自无继此“非法”的三中全会之后再开四中全会之理；沪方西山会议派则不仅否认二届三中全会，连广州“二大”和二届中委亦不愿承认，最低限度亦须粤二届与沪二届各举同等人数筹备召开国民党“三大”。如照汪之提议开二届四中全会，则西山会议派诸人均非武汉方面所承认的二届中央委员，势将被摒除于会外。为了打开僵局，孙科提议，暂时由三方共同组织一个过渡性的中央最高机构，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负责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统上的困局。这个过渡性的机构，取名为“中央特别委员会”。
9月11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上海召开谈话会，决议由三方共推若干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并于3个月内负责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迟于1928年1月1日召开“三大”。三方共推出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特别委员9人。9月16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宁、汉、沪三足鼎立的局面，暂时整合了自西山会议以来国民党内部分裂的状态。但中央特别委员会本身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一是该会在国民党党章中没有法理依据；二是宁方实力委员和元老委员不予支持；三是汉方汪系人物极力反对。
特委会成立后，西山会议派声势大张。而原来希望在蒋介石下野后便可重掌党权的汪精卫则大失所望。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意味着否定了汪精卫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当宁、汉、沪三方委员在上海举行谈话会时，汪仍坚持其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但为宁方和沪方所拒绝。汉方委员中除谭延闿、孙科表示同意组织特别委员会外，陈公博、顾孟余坚决反对特别委员会。9月13日，汪精卫宣布“引退”。顾孟余、陈公博亦相继发表“引退”文电，以示抵制特别委员会。
特别委员会虽不顾汪等之抵制而成立，但反对特别委员会的声浪亦随之而起。除唐生智起兵讨宁外，苏、浙、南京等省市党部亦表示不承认特别委员会的领导地位，反对矛头多指向特别委员会内之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在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分据要津。而该派在政治立场和人脉关系上，素与胡汉民接近，因此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幕后支柱实系隐居上海的胡汉民。
10月30日，汪精卫与陈公博、何香凝等人联名发表通电，主张克日在广州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并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意以自己为“正统”中央，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中央委员应汪之邀抵粤。这些附从汪精卫的中委，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原为广州和武汉时代之国民党左派；二是多数为粤籍，且以广州为中心与南京方面相对抗，故外间又称之为“粤派委员”或“粤方委员”（还包括陈树人、甘乃光等人）。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之历史地位，与蒋介石相比，自属更深。但“汪派”之形成，较之“蒋系”犹晚。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至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汪在党内之地位虽处于巅峰，但此时之汪氏，尚未形成“汪派”。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氏因不满蒋介石之所为而称病离国。此次事件对汪氏无疑是一大打击。但此后汪氏在党内之声名不减反增，因当时党内许多文人对蒋介石权势的骤增，视之为军权压倒党权，武人压制文人的表征，而汪氏遂成为他们心目中最足以与蒋氏抗衡的文人领袖。武汉方面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之迎汪回国运动，大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慨。经过此番运动，汪氏声名暴涨。尤其是在一般青年国民党员的心目中，以为唯汪氏为“今之完人”。汪之“党圣人”称号，亦起源于此。
当汪氏于1927年4月回国至武汉时，已成全国青年一致崇拜的人物。
而汪派亦于此时逐渐形成。其时，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徐谦别有怀抱外，其余如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等，均集结于汪氏周围。这些人后来成为汪派的核心人物。
蒋介石决意复出，不得不与汪联手。因为蒋要复出，首先需要推翻特别委员会。而集结于特委会的西山会议派，多为党内元老。蒋有意借重汪以共同对付特委会。1927年11月，蒋邀汪赴沪共商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事宜。汪鉴于蒋支持其反对特委会以恢复中央的主张，于是决定放弃在粤开会的初衷，赞同蒋议，启程赴沪，经宋子文居中联系，与蒋建立合作关系。恰当此时，拥护汪精卫的粤系军队张发奎、黄琪翔部发动兵变，围攻支持特别委员会的桂系李济深、黄绍竑。随后中共趁机发动广州起义。事变发生后，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留居上海的一批元老派中委以及西山会议派、桂系等纷纷指责汪精卫与陈公博，认为张、黄兵变与中共暴动均为汪、陈等所促成。汪精卫自知难以在国内立足，遂发表辞职引退通电，乘轮去国。“引退”通电中，汪仍表示“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可不开，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不可不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可不取消”。
11月22日，南京发生群众示威游行集会，要求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请蒋介石复职，被军警镇压，死伤多人，是为所谓“一一二二惨案”。惨案发生后，蒋介石要求追究查办，借此打压西山会议派。时在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的西山会议派人士在南京无法立足，纷纷他往。胡汉民与孙科亦出洋考察。
在这场斗争中，蒋介石采取左右逢源的权谋之术，一方面利用粤变之后西山会议派、元老派及桂系等对汪派之谴责与弹劾，将汪逼走海外；另一方面又利用汪派促开二届四中全会，搞垮西山会议派及中央特别委员会，从而坐收渔利。1927年12月28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结束。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通电复国民革命总司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