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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建
很高兴受邀参加纪念汪籛先生诞生100周年的纪念会，以表达对前辈学者的敬意。我的老师唐长孺先生与汪先生关系很好，痛惜汪先生的不幸去世。唐师很少倡议给其他学者编辑论文集，但积极提议将汪先生的论文编辑出版，并亲自撰写了充满感情的序言。序言中，唐先生高度评价汪先生的为人和学问，称他的论文对隋唐史的研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称自己“不能充分发扬汪籛同志高深造诣”
。
受唐先生教诲，作为唐先生的学生，我一直对汪先生充满敬意。今即以此浅薄小文，纪念汪先生百年诞辰，同时怀念唐先生与汪先生的深厚情谊。
汪先生对隋唐史研究的巨大贡献之一，是对土地制度特别是均田制度的研究。为研究这一制度，自然就会关心唐朝有关土地制度的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田令》。汪先生显然对《田令》有很深的研究，可惜没有留下鸿篇大论，只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篇笔记性质的文章《唐田令试释》（以下简称为《试释》）
。文章依据《通典》及其他史籍，举出《田令》的主要令文共27条，并为其中的10条做了注释。读了这篇文章后，对汪先生的治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他的学问更为佩服，产生了以下一些想法。
第一：
《田令》是研究唐朝土地制度的基础，但《田令》研究却并非一开始就为隋唐史研究者所看重，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研究者极少。我们不知道《试释》完成的具体时间，从该书后记看，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60年代初就能自觉地研究《田令》，特别是并非泛泛之谈，而是具体到《田令》的令文，力图弄清每条令文的含义，从而为研究田制打下坚实基础。这在当时是非常有眼光的，也是中国学者中比较少见的。
第二：
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就出版了《唐令拾遗》这样的巨著，复原了唐朝的《田令》39条。汪先生显然认真研读过《唐令拾遗》（这从《试释》中提到了《唐令拾遗》中的日本《田令》就可明白），对《唐令拾遗》复原的《田令》顺序也应该十分清楚。但是，《试释》一文列举唐《田令》共27条时，却没有遵照《唐令拾遗》复原的《田令》顺序，甚至也没有完全依据《通典》所引“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的顺序。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汪先生列举的《田令》的顺序：
汪先生列举的《田令》的顺序
汪先生列举的《田令》的顺序-续表1
按道理说，《通典》也好，《唐令拾遗》也好，所列《田令》的顺序应该是唐朝《田令》的正确顺序，而汪先生也一定知道这一点，那他为什么要改变这一顺序呢？《试释》没有说明理由。我理解，汪先生是知道《田令》顺序的，但他为了理解方便和研究方便，有意识地改变了《田令》顺序，而经过他的改变后，《田令》的逻辑反而更清楚了。
我们分析一下《试释》中列举《田令》的顺序，就会发现它是按照以下几个板块排列的：
第一个板块是关于一般民众的田地收授，从第1条到第12条，包括田亩面积、授田数额、何为宽乡何为狭乡、在宽乡和狭乡如何授田、园宅地数额、土地上的种树规定、授口分田的从近原则、收授田地的时间和手续、授田的优先原则、工商业者的授田、没落外藩者的田地如何处理
、道士僧尼的授田。其中大部分讲的是授田数额和授田原则。
第二个板块是关于得到土地（特别是永业田）后如何处理，从第13条到第23条，包括官员的永业田数额、永业田可传子孙、永业田不得在狭乡受、赐田不得在狭乡给、解免除名者永业田的处理、永业田不足而身死如何处理、袭爵者如何继承永业田、听卖永业田和口分田的原则、买地的原则、买卖土地的手续、关于不得贴赁和质的规定。其中大部分讲的是受田后的所有及处理原则。
第三个板块是关于职分田和公廨田，从第24条到第27条，包括京官职分田、外官职分田、京城诸司公廨田、在外诸司公廨田。
这样看来，这一排列倒比《田令》本来的顺序逻辑更加清晰，更便于理解和掌握。汪先生不惜打破已有的、确定的《田令》顺序，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排列《田令》条文，将相关规定集中起来，不仅使《田令》更易理解，而且反映出一种打破常规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三：
在注释《田令》时，汪先生凭着深厚的史料功底、对唐朝田制的熟稔，以及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所引《田令》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辨。这里举两个例子。
《试释》举出的第2条令文来自《通典》，原文略云：“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黄、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
《试释》此条的第④个注释为：“‘黄、小、中、丁男子’显然有误，当作黄、小、中女男子或黄、小、中男女。‘口分田二十亩’，亦有误，据《唐六典》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知丁男以外作户主者，应受田为五十亩。据敦煌户籍残卷，知此类人各应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
这里，汪先生看到了其中的“丁”显然有误，因为丁男当户的给田，在本条令文开头就已经规定了，因此认为应该是“中女男子”或“中男女”。中华书局出版的《通典》点校本，此句写作“黄、小、中、丁男女”，并出校勘记说：“黄小中丁男女‘女’原讹‘子’，据北宋本、傅校本、递修本、明抄本、明刻本改。按：《册府》卷四九五（5927页）也作‘女’。”
这是改“子”为“女”，但仍保留了汪先生不同意的“丁”字。到底除“女”讹为“子”外，是否应该有“丁”呢？
近年来唐令研究的一大进步是发现了天一阁藏的北宋《天圣令》，让我们看到了《天圣令》中所附的唐令。其中所附唐令最多的一篇就是《田令》了。我们查天圣《田令》所附的唐令（以下简称为“天圣《唐田令》”），在“唐2”条的此处明确写作“黄、小、中男女”
，没有“丁”字，与《通典》所见文字不同，却与汪先生考证后的第二方案完全一样。
不仅如此，汪先生指出“口分田二十亩”有误，“二十亩”应为“三十亩”的问题，在点校本《通典》中仍为“二十亩”，而在天圣《唐田令》中则赫然写作“口分田三十亩”。这不能不让人佩服汪先生的考证功力。
《试释》列举的《田令》第6条略云：“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然后注释说：“据唐律户婚律里正授田课农桑疏议：‘依田令，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此作‘每亩’，误。当作‘每户’。”
关于此处到底是“每亩”还是“每户”，中日史学家有过争论。新发现的北宋《天圣令》中的《田令》宋2条，是在唐令基础上修改的，略作“诸每年课种桑枣树木，以五等分户，第一等一百根……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宋令此条文字显然是在唐令基础上修改的，最后一句的“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与《唐令》完全相同即可证明。从这条宋令看，很明确是以“户”为单位的。因此，依据宋令，复原后的唐令也应该以“户”为单位，而以“亩”为单位则是错的。宋家钰先生在作此条令文的复原时就肯定了汪先生的主张，认为“每亩”乃“每户”之误，并依此复原了唐令此条
。
以上两条令文的错误，都是汪先生凭借史料功底与缜密思索考辨出来的，并为新出资料所证明。这种考辨功夫建立在对史籍的熟读、对相关制度的把握，以及符合逻辑的推理之上，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试释》一文也有一些不足。这些不足有的是整理遗稿时产生的，责任自然不在汪先生。比如所举的第12条令文来自《唐六典》户部郎中员外郎条，略作“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并注释说：“唐制，反逆缘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官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官户、杂户，州县无贯，配隶诸司。”
这条注释很奇怪，它与令文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令文讲的是道士女冠僧尼的给田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这是整理遗稿时发生的错简。查《唐令拾遗》，在此条道士僧尼给田条之下，有一条作“杂户者，依令，老免进丁受田，依百姓例。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
。推测汪先生的注释应该是针对此条令文，但不知为何此条令文没有出现在《试释》一文中。通观《试释》，汪先生只对他认为最重要的条文作注释。这里对杂户、官户受田的令文注释，说明他看到了此条令文的重要性。可惜的是这条重要令文在《唐令拾遗》中很不完整，且在《试释》中也没有踪影，影响了对唐朝《田令》的整体理解。
可喜的是天圣《唐田令》中保存了这条令文，此即唐29条：“诸官户受田，随乡宽狭，各减百姓口分之半。其在牧官户、奴，并于牧所各给田十亩。即配戍镇者，亦于配所准在牧官户、奴例。”
此条令文的价值在于除规定官户受田外，还规定了某些“官奴”也可给田。试想，汪先生如果看到了这条令文，一定会做出令我们期待的重要注释乃至研究的。
《试释》所列令文第13条是授予官员永业田的规定，在讲到“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之后没有了授六品以下永业田的数额。于是《试释》注释说“足证唐六品以下官吏，所受永业田之数，与庶人同。《新唐书·食货志》云：‘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不知所据，盖误。”
但是，新发现的天圣《田令》唐5条，在“从五品各五顷”之后，明确写有“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
，可证唐代六品以下给永业田的数额还是要多于庶人的，《新唐书》的说法显然有令文依据。《试释》的注释在这方面或略有不足，但《通典》为何删去六品以下永业田的数额则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的唐史研究者与日本学者不同，早期学者并不重视对唐令的研究，特别是不重视对唐令令文的梳理、考辨、探究。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有些学者开始注意使用唐令，特别是其中的《田令》《赋役令》等，但对令文本身的研究依然稀少。在这一领域，汪篯先生应该属于一个先行者。我在研读汪先生的这篇《试释》时，一方面惊讶于他的考辨功力，更重要的是佩服他对唐令令文的具有实用意义的梳理和注释。他完全是为了研究唐朝的土地制度而去研究《田令》，有着极强的自觉，与那种就令文研究令文，汲汲于一字半字异同的做法迥异。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
很可惜汪先生没有把他对《田令》的整体思考留下来。后来，继承他的学问、致力于《田令》研究的宋家钰先生过早辞世，也没能把他对《田令》的整体研究（特别是天圣《田令》研究）写出来，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现在的年轻学者已很少有人愿意在土地制度、在田令上下功夫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汪先生，纪念他在唐朝土地制度研究方面的贡献，就想借此机会呼吁一下年轻学者：随着《天圣令》的发现，《田令》的探讨空间还很大，还有许多问题值得重新研究。如果有年轻学者能向汪篯先生学习，通过自己努力，写出一个全新的“唐田令注释”或“唐田令研究”来，那才是对汪先生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