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服务化最直接的表征就是产值结构或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其直接原因是第三产业增长速度高于其他产业。地区内部产业增长速度差异越大,地区产业结构转换越快。因此,测度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转换速度与方向可对其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态势进行分析。
本书采用贺灿飞(2004)提出的产业结构转换系数 φ 测度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转换速度,即服务化进程特征。
式(2-1)中, X i 是地区 i 产业产值或从业人数年均增速, X p 是地区生产总值或从业总人数年均增速, R i 是 i 产业产值或从业人数在地区生产总值或从业总人数中的比重。
本书采用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2013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16个特大城市市辖区年末从业人数、市辖区三次产业从业人数、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市辖区三次产业产值数据,测度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转换速度。其中,三次产业产值根据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市辖区三次产业产值占比数据计算整理。
测度结果如表2-17所示。2003~2012年,从产值结构转换速度来看,中国16个特大城市的产值结构转换速度整体不高,产值结构比较稳定;产值结构转换速度存在区域差异,除天津外,所有东南沿海地区特大城市产值结构转换速度均高于内陆特大城市。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来看,除汕头、哈尔滨、武汉、北京4个城市外,其他特大城市就业结构转换速度也不高,就业结构比较稳定且不存在区域差异。另外,中国特大城市产值结构转换速度的城市间差异小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的城市间差异。
表2-17 2003~2012年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转换系数
产业结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的方向转换的。但从上节研究结论看,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并不完全符合已有规律。因此,有必要通过产业结构转换方向的变化特征来考量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特征。
本书采用贺灿飞(2004)提出的产业结构变动系数 θ i 测度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转换方向,即服务化进程特征。
式(2-2)中, X i 是地区 i 产业产值或从业人数年均增速, X p 是地区生产总值或从业总人数年均增速, R i 是 i 产业产值或从业人数在地区生产总值或从业总人数中的比重。 θ i >1表明产业结构重心向该产业移动。
本书数据采用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2013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16个特大城市市辖区年末从业人数、市辖区三次产业从业人数、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市辖区三次产业产值数据,测度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转换方向。其中,三次产业产值根据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市辖区三次产业产值占比数据计算整理。
测度结果如表2-18所示。从产值结构变动方向来看,2003~2012年,中国16个特大城市第一产业产值结构变动系数均小于1;重庆、天津、武汉、汕头、佛山第二产业产值结构变动系数均大于1,其他特大城市均小于1;除佛山外,其他特大城市第三产业产值结构变动系数均大于1;除佛山、汕头外,其他特大城市第三产业产值结构变动系数均大于第二产业。这说明中国16个特大城市中,佛山、汕头的产值结构重心向第二产业变动,其他特大城市产值结构重心均向第三产业变动。
表2-18 2003~2012年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系数
从就业结构变动方向来看,2003~2012年,除哈尔滨、东莞外,其他特大城市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系数均小于1;重庆、天津、上海、武汉、汕头、南京、杭州、广州、佛山、成都10个城市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系数大于1,其他特大城市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系数均小于1;北京、西安、武汉、沈阳、深圳、哈尔滨、广州、东莞8个城市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系数均大于1,其他特大城市就业结构变动系数均小于1;北京、西安、沈阳、深圳、哈尔滨、东莞6个城市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系数高于第二产业,重庆、天津、上海、武汉、汕头、南京、杭州、广州、佛山、成都10个城市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系数高于第三产业。这说明中国16个特大城市中,重庆、天津、上海、武汉、汕头、南京、杭州、广州、佛山、成都10个城市就业结构重心均向第二产业变动,北京、西安、沈阳、深圳、哈尔滨、东莞6个城市就业结构重心均向第三产业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