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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之所以最终走上摆脱苏联、加入西欧的发展道路，其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对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严重不满，或者说，是这种发展战略及体制本身在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败。在中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征程中，改革诉求从一开始就存在且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强烈。更何况对于中东欧国家的民众而言，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移植苏式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未必是准备充分或十分情愿的选择。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初期，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的其他中东欧国家都保留了多党合作制以及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市场经济，只是在冷战政治格局形成后，由于苏联的强压这些国家才被迫取消了多党制并确立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同时，在经济上被迫接受了苏联模式或者说斯大林模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在一段时期曾为中东欧经济带来了繁荣，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在社会主义阶段得到了迅速提高，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或者农业工业国的转变。然而，相较其他欧洲国家，东欧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却大打折扣，重化工业化的苏联发展模式导致这些国家围绕着人的需要的物质和服务生产十分落后。尽管中东欧国家先后进行了一些市场化的改革尝试，但在原有的政治制度约束以及苏联的强压下，这些改革大都有始无终，并没有根本落实。其经济形势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经互会总体经济不景气而明显恶化，由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短缺特征也更加突出。1950年至1973年期间，中东欧国家曾有过年均增长3.9%的辉煌纪录，但自1973年至1990年期间，其国内生产总值却大幅下降，这一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在20世纪末期，东方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即使是苏联这个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也无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充分显示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落后性。对此有学者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衰退和普遍虚弱，是它们丧失合法性并最终解体的关键因素。”
经济因素在东欧政治剧变中占据了重要的分量。政体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拥有的合法性，而合法性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被历史无数次验证过的，多个政府的垮台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经济失败，比如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率增加等来解释，可以认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与社会经济系统是无法分开的。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各种反政府势力会乘虚而入，而失业、通货膨胀又会使民众的反抗情绪高涨，如果再加上外部力量的煽风点火，一场旨在推翻政权的政体革命就可能顺势爆发。中东欧剧变就是这样的经典案例。同样，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与同时进行的经济改革相比，中东欧各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总体上相对滞后，并制约了经济领域改革的深入与扩展，使经济改革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针对政治领域进行的大刀阔斧的彻底变革，扫清经济改革中的政治障碍，是政治改革乃至政治剧变的主要诱因。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东欧各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陷入生产下降、通货膨胀以及外债剧增的全面危机时，体制内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已经暴露无遗，表明此前进行的各种改革尝试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继续重复过去的改革方式已不可能。
苏联政策变化对东欧剧变的作用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例如，有西方学者认为，“共产主义在东欧不是一个起作用的体制，只是靠着苏联的支持，它才得以存在”。所以，“在东欧这种斯大林主义主要特征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要首先由莫斯科来推动”。而戈尔巴乔夫逐步放弃苏联原来对东欧的全部强制性原则，这些原则是苏联对东欧控制的基础，从而为东欧政权尝试改革提供了更大的余地。《民主的模式》和《民主的历程》等书也同意这种观点：“80年代后期中欧和东欧的这些缓慢但重要的变化的支持力量，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动的改革过程。正是克里姆林宫战略性思维中的转变，可能构成了这场剧变的最直接的原因。”
当然，经济混乱同时带来的政治混乱，意识形态的分歧、政治斗争、政权争夺等，也直接加速了政治剧变的进程，而这一切事实上也都源自经济改革的失效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果。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变革之所以能以和平的方式迅速取得成功，足以表明这些国家的民众对既有的经济现实和体制本身已经失去信心，换言之，重大政治改革的社会阻力已经大大降低，足以使颠覆性的变革政策得到实施。随着苏联自身也开始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新思维”改革，这种发展模式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这是促使中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转而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东欧大多数国家更接近于西方文明，像地处欧洲中部的捷克、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民族，早在8～10世纪就接受了基督教并使用拉丁文字，在11世纪，随着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大教会之后，这些国家步入了天主教文明的行列，从而成为西欧文明的一部分。在诸多文明中，西欧文明有着诸多独特的文化认知和认同。首先，在对政治多元化以及自由市场经济方面，天主教文明国家与俄罗斯等东正教拜占庭文明国家有着不同的认知。有学者在专门考察了不同的宗教，如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之后得出结论：伊斯兰教和东正教在引进市场经济上存在文化障碍，而天主教/新教国家则不存在这种障碍。其次，政治制度方面，天主教文明奉行的认知是，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普遍是二元的关系。这与将世俗皇帝视为人间上帝、认为教权隶属于皇权的东正教有着重大差别。再次，西方文明崇尚法治，法治的传统为宪政、人权和私有财产保护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奠定了基础。最后，西欧文明推崇多元化社会，在其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自主集团，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等，并逐步发展成各种协会组织和社团，这为多党政治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西欧文明内生的个人主义意识、个人权利传统以及自由传统也为多党政治民主化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正是这些来自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社会因素使得中东欧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中自由民主程度相对较高，尤其是与西欧毗邻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经历了文艺复兴等与西方社会一样的发展阶段，波兰甚至把自己看作“面对拜占庭俄罗斯的拉丁文明的桥头堡”，
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在这里更容易生根发芽。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早在16世纪初波兰就曾经建立了近代欧洲最早的议会制度，一种独特的两院制的贵族民主制（Aristocratic Democracy）。波兰也曾被恩格斯称作“东欧民主的策源地”
。文化上的归属促进了东欧向西靠的决心。
此外，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就对西方民主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追求程度而言，中东欧国家无疑是最突出的。这些国家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之前，大多有过多党政治的经历，特别是靠近西欧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些国家中有多党民主制的社会基础；对多党政治的好处有广泛的社会认知及认同，这无疑会增强它们对西方民主道路的信心。良好的社会基础也大大降低了民主剧变过程中的社会阻力及成本，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东欧剧变如此迅速而顺利。
20世纪70年代末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理论上迅速传播，并由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市场经济的领跑者率先应用到经济实践中，展开了一场以私有化、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不仅使英、美走出发展困境并步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撒切尔夫人政府和里根政府赢得了政治红利。此后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便一路盛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应用，新自由主义俨然成了治理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经济的自由主义达到了其发展的顶点，从全球的角度看，20世纪后20年是新自由主义蓬勃发展且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占据绝对优势的时期，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几乎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共识。对此有学者这样评价道：“新自由主义式的方略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政策范式。现在已经不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主要经济发展模式，参与发展问题讨论的各方目前都在说着同样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就是指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核心可以概括为政府让位于市场。它认为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危机，其实质性根源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那些实行经济管制和计划体制的国家。实践证明市场才是效率和增长的关键，政府应最大限度地让位于市场，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而不应该像计划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那样主宰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在提高效率、刺激增长方面的效力要优于其他经济体制，这一点毋庸置疑。
与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相伴而行的是以自由、人权、反对专制为主要诉求的政治民主化运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全球。民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它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可以说，没有哪个政府肯公开承认自己不是民主的，这意味着，政治民主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尽管如此，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民众往往是很实用主义的，经济形势好的时期，哪怕是政治上的专制也不会受到反对；而一个民主政府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刻同样会面临合法性危机。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20世纪末那场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这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归于经济危机的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无论是欧洲还是南美洲以及亚洲的很多国家，都遭遇了不同的发展困境。“发展困境”的含义在于，危机现象不再是暂时的、偶然性的，而呈现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仅如此，危机还带有全面性特征，即经济危机同时伴有政治危机乃至社会危机。从此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末期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之所以是大范围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原因在于它是针对一种体制——管制乃至专制性体制的一场革命。这种体制或者说是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大萧条危机后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随着苏联模式的成功发展而迅速遍及世界各地，后发国家的情形更为突出；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一导火线的出现，一场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革命便顺势爆发了。它之所以同时发生在政治层面，是因为经济危机形势推动了政治变革，首先是反对党逐渐占据优势并最终夺得政权，而其获胜的法宝便是政治民主。这并不是主观推断，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欧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80年代初拉丁美洲南部的智利、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以及80年代末的中东欧国家，乃至今天的北非、中东的民主化运动，情形大都如此。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二者的结合。中东欧的民主化剧变发生得迅速而顺利，几乎是畅通无阻，要知道它的体制已经存活了40年之久，各国都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但是顷刻这一切几乎都不存在了。回顾这一历史事件，令人印象颇为深刻的是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民主化的多米诺骨牌始于南欧国家的体制变革，当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向政治的民主体制过渡之后，它对南美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于是，智利、阿根廷、巴西、乌拉圭这些国家纷纷走上民主化道路；在这些国家成功走上民主化道路之后（民主化的结果不一定是成功的），又对中东欧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之前的成功示范给了中东欧国家信心：一切皆有可能。而最成功的示范则来自美国、英国——发达的、自由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与成功的新兴民主国家相比，生活水平的落差对中东欧人产生了强大的助推力，他们相信，如果不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也会像西班牙人一样富有了。可见，在先前走上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道路的国家对中东欧剧变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使东欧人更加确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欧洲那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并回到欧洲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
此外，大国政策的影响对于中东欧国家的历史选择具有非同寻常的决定性意义。中东欧国家都是小国，在东欧剧变之前按人口计算，最小的国家是阿尔巴尼亚，人口只有320万；最大的国家是波兰，人口为3870万。小国势单力薄，又往往是在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所以，小国在确定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时一般缺乏自主性，被动性以及受外部的影响更加明显。同时，小国很难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常常要寻求大国作为后盾尤其是作为国家政治军事安全的保障。中东欧发生政治剧变的过程中，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其依附的大国由苏联（华约和经互会）转向了西方国家（北约和欧盟）。这种转向一方面是中东欧国家自主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如何看待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意义。中东欧国家能够在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下实现民主剧变，摆脱苏联及俄罗斯，投入美国和欧洲的怀抱，这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放手”政策的结果，客观地看，苏联的“放手”政策的确对东欧剧变意义重大，至少它使得这场浩大的社会变革如此和平而顺利，除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因为民族分裂发生冲突之外，没有人因这场革命失去生命。为此有俄罗斯学者认为，“是苏联的不干涉为中东欧剧变打开了道路”。
也有俄罗斯学者指出，“苏联的不干涉政策不是间接地，而是最直接地影响了东欧变革的速度和性质”。
然而，来自苏联的外部影响对于中东欧国家的发展仅仅是一种约束，这一约束更多地体现在，苏联的“放手”清除了一直阻碍中东欧国家走向多党政治的民主化与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
在外部影响因素中，西方国家的拉拢政策对中东欧剧变产生了更大的推动作用。美国主导的北约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却采取了以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为主要手段的拉拢政策。有了西方集团的召唤，中东欧民主化剧变的前景更加明确。不仅如此，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这一前景是美好的，它不仅代表着民主和自由，也代表着繁荣与发达。西方的战略性进攻政策对东欧剧变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既是那场大规模社会变革的精神支持也是其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也正是融入西方的美好预期大大降低了东欧社会变革的事前政治约束，从而使得一场波及8个国家1.38亿人民的大规模社会革命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顺利、和平地完成了。因此，在1989～1990年诸多发生民主化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中，可以说，仅有中东欧国家存在着剧变的明确目标，那就是回归欧洲。这一社会变革的目标及前景的确定性，决定了中东欧剧变中的事前政治约束或者说其社会变革成本大大低于其他国家。
通过观察历史不难发现，中东欧国家从体制内改革一步步走向政治剧变，除了由这些国家自身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内在诉求等内部因素决定之外，外部因素对东欧剧变的约束、影响尤为突出。
[1] 资料来源：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 Presidency Conclusions ： Copenhagen European Council ， Brussels ，1993。
[2] 资料来源：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 and the Challenge of Enlargement ，Supplement 3/92，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