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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商品概念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解读
重视分析和阐释商品这个经济范畴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联，并不是从马克思才开始的，早在作为他的先驱者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通过对商品的分析以达到对资本主义整体经济结构的把握。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基人的亚当·斯密和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顶峰”的大卫·李嘉图，就分别针对商品做出过颇为详细的论述，并对马克思商品概念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资本论》所揭示的商品范畴反观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主要问题集中在一个环节上，即商品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
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在谈到如何理解《资本论》的价值理论时曾表示：“最简便的方法是回到可以说是劳动价值学说原点的场面，来对历史的某种原委进行再确认。”
所谓“原点的场面”，就是指商品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产生的最初领域，亦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领域。而所谓“对历史的某种原委进行再确认”，就是指对这个领域的商品价值论进行探索。
斯密讨论商品及其价值的时候并不像《资本论》那样从商品开始，而是从分工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斯密看来，一方面，他所处的时代正好是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时期，而分工正好是促使这种过渡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通过对分工的内在动因进行追问，可以更好地推论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一系列经济范畴，譬如生产力、商品、交换，价值、价格、工资等。所以，《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开头便是：“劳动生产力最为重大的进步，以及人们不管往何处引导或在何处应用劳动生产力，所展现的大部分技巧、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接下来，斯密根据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讨论了促成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原理，他说：“一如我们利用相互约定、交换或购买的方式，从他人身上取得绝大部分自己所需的帮忙，追根究底来看，导致目前这种分工状态的，也正是我们这种相互要求交换的倾向。”并随后指出：“由于人类有这种交易倾向，所以在各种不同专业人员之间，才会形成如此惊人的才能差异。然而也正是因为人类有那种交易倾向，所以才能的差异才大有用处。”
在斯密看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人性当中具有“相互要求交换的倾向”，亦即“以物易物”的倾向，因而分工的内在动因就是这种人性当中所固有的倾向。这就表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是一种表现在人性之中的固有倾向和自然倾向：没有人一开始就知道社会的普遍富裕是由分工造成的，也没有人一开始就刻意采用分工的方式去促使社会达到普遍富裕，但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及其普遍富裕恰恰就是通过这种不自觉的行为产生的，它仿佛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人性之中所固有的“以物易物”的倾向最为具体和清晰地表现在交换领域之中，因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域必然就首先被锁定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领域之中。
基于此，斯密进一步把这种存在于交换领域中的一系列“物”或物品直接看成“商品”，并使之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产生最为密切的关联；因而，商品就成为斯密探讨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之间的“重要纽结”。关于对这个重要纽结展开的考察，斯密认为首先要讨论的是商品在进行交换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亦即讨论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原则：“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在用物品换钱或其他物品时，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决定物品的相对或交换价值。”
正是在这里，斯密通过“水和钻石”的著名例子，最先提出了商品范畴所包含的“两个重要因素”：“必须注意‘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思，有时它表示某一特别物品的效用；有时则表示该物品给予占有者购买其他物品的能力。前者也许可以称之为‘使用价值’，而后者或许可称之为‘交换价值’。”
在斯密看来，具有大量使用价值的商品也许只有很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任何交换价值，而具有大量交换价值的商品也许只有很小的使用价值甚或完全没有使用价值。譬如，水具有最大的使用价值，它是维持动物生命的最有效用的物品，但是水却几乎买不到其他任何物品；反过来，钻石可以买到大量的物品，可是它却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因此，必须探讨的问题是，在使用价值之外，真实测量某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标准是什么？亦即“什么是这种交换价值的真实测量标准；或者说，什么是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基础”
。可以看出，这种逻辑同斯密一贯重视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中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使他彻底陷入模糊之中，亦即使他的商品价值理论具有了一种模糊性。由于斯密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完全割裂开来看待，认为并不是所有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例如钻石），也不是所有商品都具有交换价值（例如水）；所以导致他在讨论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商品的真实价格”或“商品的劳动价格”）的时候，陷入了一种混乱之中。一方面，斯密指出：“每一件物品的真正价格，或者对于任何想取得它的人来说，它的真正成本，就是为了得到它所必须付出的辛劳。每一件物品，对于已经拥有它，而想用它交换其他东西的人来说，它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为他省下了多少辛劳，或者说在于它转嫁了多少辛劳让别人来承担……劳动是最根本的价格，也就是说，劳动是我们为一切东西所支付的原始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是测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标准”
。另一方面，他又说：“但是分工态势一旦彻底形成，每个人劳动能够供应自己的，只是这些物品的极小部分而已。他必须从别人的劳动结果，取得绝大部分的生活物品；因此他是贫是富，就要看他能够支配或购买多少别人的劳动数量而定。”
很明显，在前一种情况中，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或其真实价格大小的，是“生产”某种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或其真实价格大小的，是在“流通”中实际购买到的别人的劳动量。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劳动量。在这里，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由两种不同的劳动量所决定和衡量，这就造成了斯密的商品价值论存在无法克服的混乱：斯密其实是“提出了两种价值论：一种是生产中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一种是交换中购买的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
。对此，马克思后来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述：“亚·斯密在两种不同的交换价值规定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买到商品的活劳动量或者同样可以说，决定于可以买到一定量活劳动的商品量；他时而把第一种规定同第二种规定混淆起来，时而以后者顶替前者。”
正是由于斯密提出的这两种商品价值论具有全然的异质性，商品的价值到底应该由什么来决定在他那里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之所以会造成上述混乱，除了因为斯密把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割裂开来看待，从而没有认识到商品“二因素”所天然固有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之外；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亚当·斯密把两种相反的理论，一种哲学的和一种经验主义的理论放在一起”
。当斯密把劳动当作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来看待的时候，劳动其实已经不是作为一种具体的活动，而是作为构成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实体而被提出来的。换句话说，劳动在这里必须且只能被看作一种抽象的、一般性的活动，亦即只能被看成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而当斯密提出要去寻找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具体尺度的时候，他又陷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现象的观察之中了。他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的亲身经历和实证研究，指出了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大小不能通过它的生产条件来决定，而必须从它的交换条件里面去寻找。也就是说，从经验主义的实证科学的角度来看，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大小或真实价格大小的尺度必须是流通过程中实际购得的劳动量，而不能是生产过程之中的劳动量。由于无法完全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现象领域超脱出来，同时又无法对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进行概念式的把握，因而斯密的商品价值论在这里就陷入一种无法解决的混乱之中了。这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斯密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就在于他试图把具有不同本质的对象归结为同一的起源，把真正的本质（已经归纳出来的）和尚未归纳出本质的纯粹现象看做是具有同一本源的。因此，他的理论就是两种理论，即现象论（没有归纳出本质的现象的集合）和唯一科学的本质论（本质的集合）的毫无必然性的结合。”
在阿尔都塞看来，如果说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劳动一般）可以作为“唯一科学的本质论”来看待，那么，流通过程中实际购得的劳动量则完全表现为“现象论”，二者不具有“同一本源”；如果说前者体现为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那么后者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理论，二者不具有“可通约性”。因此，斯密在分析商品范畴及其价值理论的时候，虽然提出了价值范畴的两个重要因素，从而奠定了商品价值论的基础；但由于他始终游走于“现象论”与“唯一科学的本质论”的解释原则之间，从而使自己的商品范畴处处充满了矛盾和模糊性。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对于斯密的商品价值论所采取的是一种扬弃的或批判的态度，而并非对其全盘否定。虽然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明确指出了斯密在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时所固有的摇摆不定和模棱两可性，但他同时也对后者的商品价值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斯密的这种摇摆不定以及把完全不同的规定混为一谈，并不妨碍他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探讨，因为斯密凡是在发挥他的论点的地方，实际上甚至不自觉地坚持了商品交换价值的正确规定，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
从整体上看，如果马克思缺失思辨思维的话，他是不可能从斯密的商品价值论的相关缺陷（模糊性）中看出其优越性的，因而在这里不能仅仅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成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延续，而要把其看成一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并且这种超越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在辩证法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的超越。从具体内容上看，正是马克思从斯密“摇摆不定”的地方看出了后者的理论中自在地蕴含的“正确规定”，即斯密的商品价值论中已经“不自觉地”蕴含“商品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决定着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把该命题进一步发展为一个更具对抗性的命题，即“作为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工人，他们耗费的劳动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着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斯密没有关注也不会去关注的地方，马克思发现了古典经济学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并实现了对它的超越。这既表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深邃和伟大，又反映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特质。
其实最先发现斯密商品范畴的矛盾及其模糊性并对此进行批评的思想家不是马克思，而是被马克思誉为代表古典政治经济学“顶峰”的大卫·李嘉图。后者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一章“论价值”中明确指出：“亚当·斯密如此精确地说明了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他要使自己的说法前后一贯，就应该认为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投下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他自己却又树立了另一种价值标准尺度，并说各种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成比例。他有时把谷物当作标准尺度，有时又把劳动当作标准尺度。”
在李嘉图看来，其一，斯密的商品价值论是一种二元决定论：他一会认为商品价值大小与“生产它们的劳动量”成比例，一会又提出商品价值大小与“它们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成比例；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和“商品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是两种不同的量，前者代表生产过程中“耗费劳动的量”，后者代表交换过程中“购得劳动的量”，因而斯密在这里实际上是将生产过程中的耗费劳动和交换过程中的购得劳动两者混为一谈了。
因此，李嘉图在做出上述说明之后马上指出：“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是和他的生产量成比例，那么，投在一种商品内的劳动量（即耗费劳动的量——笔者注）和该种商品所换得的劳动量（即购得劳动的量——笔者注）就会等同，两者之中的任一种都可以准确地衡量他物价值的变动。可是两者并不相等。前者在许多情形下都是能够正确说明他物价值变动的不变标准；后者却会和与之相比较的商品发生同样多的变动。”
其二，根据上述说法，一方面，由于耗费劳动的量“在许多情形下都是能够正确说明他物价值变动的不变标准”，而购得劳动的量却并不能成为任何商品“价值变动的不变标准”，而只是“会和与之相比较的商品发生同样多的变动”；另一方面，当斯密“精确地”说明“劳动是最根本的价格，也就是说，劳动是我们为一切东西所支付的原始代价。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追根究底都不是用金银买来的，而是用劳动取得的”时候
，“为了使自己的说法前后一贯”，斯密就应该认为商品交换价值的大小只能和生产商品的耗费劳动的量成比例，而不该再确立另一套价值标准尺度；此时，耗费劳动作为商品的“最根本的价格”和“一切东西所支付的原始代价”，便构成了商品交换价值的唯一的“原始源泉”。因此，根据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规定各种物品的现在相对价值或过去相对价值的，是劳动所将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耗费劳动的量——笔者注），而不是给与劳动者以换取其劳动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购得劳动的量——笔者注）”。这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
。在李嘉图这里，真正决定商品价值大小的，只能是生产过程中耗费劳动的量，亦即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商品的价值大小与交换过程中购得劳动的量没有任何关联。
由于在李嘉图看来，对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的量进行计量，主要是通过制造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所以李嘉图就正确说出了“商品的价值由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这一重要的商品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原则。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一原则在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上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为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科学功绩，马克思说：“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
生产某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确定该商品价值的最终标准，这个结论作为“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的基础、出发点”，之所以非常重要，在马克思看来，是因为它使资本主义的商品价值学说或劳动价值学说将自己的视域集中于商品生产领域；而一旦进入商品生产领域，就必然会引出对生产商品的价值主体的确证，亦即必然会考虑究竟是什么、是谁创造了商品的价值这个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过程中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耗费劳动的量）所决定的，那就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商品价值的主体是劳动者，是从事具体劳动的工人和工人阶级，而不是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因为很显然，后者是不会耗费自己的劳动（力）去进行直接的商品生产的。根据这种推论，即便是竭力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李嘉图，也不得不面对两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相互对立的问题，“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并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
。马克思敏锐地洞见到，李嘉图的“耗费的劳动的量或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商品价值论的基本原则，已经碰触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立性质及其对抗性事实；它隐含着创造商品价值的真正主体是工人，而资本家却不劳而获的实情，这就注定为进一步揭露和阐释“工人阶级被资本统治、剥削和奴役”的残酷现实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他称李嘉图的这一科学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李嘉图毕竟不是马克思，只要前者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所阐述的古典经济学就始终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曾精辟地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马克思在这里对以李嘉图为“最后的伟大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具有本质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是李嘉图“有意识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对立和对抗性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这些对立和对抗性事实恰恰只有根据李嘉图商品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的那个基本原则（商品的价值大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或耗费的劳动的量）才能论证出来，这是马克思对李嘉图最大的褒扬，在上面已经进行过陈述。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明，正是以李嘉图为“最后的伟大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所以李嘉图就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自己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以“阶级关系”为代表的一系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对李嘉图最大的批评。关于这后一个方面，又必然地产生出两个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李嘉图会“天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对立和对抗性事实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从而忽略了对“阶级关系”的关注？第二，如果这种忽略是刻意为之的，那么，李嘉图又是通过什么理论方式来“处理”或（更准确地说是）“规避”这种对立和对抗性的事实？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李嘉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学说便必然代表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其目的必然是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存在的合法地位。包括配第、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在内的所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的理解和阐释大相径庭，甚至在有的论题上相互对立，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目的，即通过发现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促进社会财富不断增长。这就决定了他们首先必定要把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经济运动规律看作一种“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对资本持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而当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理解为永恒不变的非历史性范畴的时候，自然也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对立和对抗性事实“天真地看作是社会的自然规律”了。
马克思把这种情况称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由于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他们把资本视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并把资本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看成理所当然的，因而资本就获得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地位，而由资本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就成了天然的永恒规律。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看成“再也没有历史”的“历史的终结”，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据此，李嘉图当然要刻意规避对阶级冲突这一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关注和探索，并转而使自己的商品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倒向“见物不见人”的经济数量的分析中去。这样也就可以回答上述第二个问题，即回答“李嘉图是通过什么方式处理或规避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对立”这一问题。答复是：在价值决定的问题上，虽然李嘉图正确地说出了生产商品的耗费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结论，但是他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对于价值的“量”的分析上，而忽略了对这种生产商品的劳动的“质”的研究。对于李嘉图而言，劳动仅仅意味着一种定量标准，意味着对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相对价值的量的把握。马克思说：“他（指李嘉图——笔者注）一开始就只谈价值量，就是说，只谈各个商品价值量之比等于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之比。李嘉图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而这种劳动的形式——作为创造交换价值或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规定，——这种劳动的性质，李嘉图并没有研究”
。从整体上说，当李嘉图仅仅基于“只谈价值量”而展开对其全部经济范畴的研究时，他就将价值、地租、工资、利润、赋税等经济学概念全部禁锢于抽象量化的思维范式之中，从而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就都陷入了见物不见人的“可计量性”的深渊。无怪乎马克思形象而深刻地指出，李嘉图把包括雇佣工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变成了帽子（商品），这是因为考虑“帽子”时只需关注其价值，而其价值最终只是根据生产它的劳动时间来确定的，这样，便失落了“现实的人”及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具体的生产状况及其历史发展情况。从具体内容上说，当李嘉图没能够再深入一步，去研究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的性质”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发现，商品价值的实体其实是“抽象的人类劳动”或“人类的抽象劳动”，而理解和把握劳动的二重性恰恰是了解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枢纽。因此，李嘉图不可能理解，耗费劳动的“量”的区别，是以其“质”的同一性，即以人类的抽象劳动为前提的。李嘉图当然更不可能了解，只有在知晓了商品的二因素以及体现在商品二因素中的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现商品的神秘性质；而只有发现了商品的神秘性质，才能真正明白“经济是人及其社会产品的客观世界，它不是物的社会运动的客体性世界。物的社会运动掩盖了人及其产品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上转瞬即逝的经济形式”这一“商品拜物教”的结论。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对后一方面内容的阐释已经超越了李嘉图本人，而要到《资本论》当中去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