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范畴作为整部《资本论》的出发点或开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此，卢卡奇曾明确指出：“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绝非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 之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最终追溯到商品”，之所以对所有问题的解答都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列宁给予了精辟的回答，他说，这是因为“这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已经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已经意味着人在认识世界的日益深刻的客观联系。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含义、意义和作用” 。在列宁看来，一方面，由于商品的价值形式“已经以尚未开展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在具体分析商品之前还“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含义、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就应该从《资本论》的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内在统一的角度来展开对商品范畴的考察。

概括地说，从逻辑学的角度看，《资本论》是以资本这一“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作为“中心范畴”，而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是被当作资本的“抽象存在”和“初始范畴”来设定的。这同黑格尔把“纯存在”作为《逻辑学》最抽象、最宽泛但也是最基础的开端的情况极为相似。由于商品概念构成了资本规定性的最简单要素，而资本的规定性又是马克思考察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中心范畴”，所以商品是《资本论》形式上的出发点，而资本是其实质上的开端。“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 既然商品作为资本的“初始范畴”和形式上的“起点”，而资本又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范畴”和实质上的“起点”（“终点”），那么，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商品便包含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根本矛盾，它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形式，构成了资本运动逻辑的基础。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 因此，从商品开始，实质上是从资本的潜在形态或萌芽开始，从商品到资本的转化，实质上是从资本的“潜在”到资本的“实现”的自我转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商品是从相对复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蒸发”出来的简单抽象规定，商品概念代表着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那个抽象的环节，因而它是用思维去把握资本具体的抽象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概念构成了作为具体总体的资本的自我运动的环节的必然性。综上所述，正是从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相统一的角度来把握《资本论》的商品概念，才能准确回答卢卡奇所提出的问题，从而真正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把“商品”作为资本论的开端这一问题。

然而，哪怕是站在上述哲学的立场，从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的商品，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这种理解无法完全把握《资本论》商品概念的具体内容，它还没有完全“沉入到内容本身中去”。也就是说，单纯站在上述哲学立场所把握到的商品概念，只是侧重于从德国古典哲学的角度来对《资本论》的商品进行一种“外部反思”，它忽略的恰恰是马克思所赋予商品概念的本质重要的内容及其相关规定；而要对这些内容和规定进行阐发，恰恰不能回避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这诚如王庆丰教授所指出的：“在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思想史路径中，学术界往往侧重于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这样的欧洲近代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来阐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相对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配第—斯密—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 因此，仿照列宁那句“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名言，我们也可以说，不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同样也不可能懂得《资本论》。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对“配第—斯密—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进行研究，并不就是要完全局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经济学研究；相反，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探索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资本论》的商品范畴，从而揭示出《资本论》中由“商品结构之谜”所开启的关于“现实历史的存在论”及其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进行深刻批判的哲学维度。所以，本章目的就是要首先对商品概念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进行解读，重点分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商品价值论及其局限性；进而考察《资本论》建立在商品二重性以及劳动二重性基础之上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揭露和批判；最后，通过上述两节尤其是对拜物教的进一步分析，再对《资本论》商品概念所蕴含的道德伦理维度进行深入探析。 1W/NFGfFAfjYh/Xz/w7siuTxstQXwO8PduiE/r0zPiiQ8ffUe7xaazFRO8dVZo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