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对政治经济以及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其目的和动机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而是对蕴含在这两种批判之中的、在生存论意义上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命运进行批判,进而揭示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在生存论意义上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命运进行批判,也就是《资本论》的哲学批判,它并不只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实际“运用”,更是通过“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的世界”中,破解人被“抽象”奴役和统治的秘密,从而真正“展现”人类追求“自由王国”之实现的现实道路。
较之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经济社会形态而言,资本主义社会极大地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对于人的这种存在方式及其命运的改变,马克思从整体上进行了概括,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获得了独立性和个性,人却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个人受抽象统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的事实,而“抽象”则是指“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中,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就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的资本,其“理论表现”就是以资本自我运动逻辑为基础的生产原则和交换体系。在这里,资本代替了“神圣形象”,成为“非神圣形象”并受人膜拜,代替了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而成为最高裁判者。对此,科西克指出:“到19世纪,最高现实不再以超验上帝的身份,以关于人与自然的神秘化的观念的身份,在天堂进行统治,而是以超验的‘经济’的身份,以作为拜物教化的人的物质产品的身份,下降到尘世。” 资本代替了上帝以“经济”的身份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这并不是说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的实证主义中被扬弃掉了,这恰恰反映了资本与形而上学的“联姻”和“共谋”,二者共同实现了“抽象对人的全面统治”。科西克认为资本构成了一种“拜物教化的社会存在”,而这种社会存在的自主性高于人的至上性,资本以拜物教化的形式进入19世纪经济学家的意识,导致经济也获得了一种神秘的自主性,而马克思哲学与这种思想意识毫无共同之处,《资本论》所做的主要工作正是要反对这种神秘的自主性,亦即反对“抽象对人的全面统治”。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马克思认为,资本及其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了资本的保存和增殖,但是,资本的保存和无限增殖自身是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贫困化和被剥夺为基础的,由于广大生产者群众的生理、心理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 ),资本就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就造成了资本无限增殖自身的“目的”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必然发生矛盾;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必然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以资本无限增殖自身而不是人的真正需要为动机和目的的生产力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发展,必然导致市场的商品供应要么“供大于求”,要么“供不应求”,二者相互对立的矛盾运动共同造成了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交替循环,从而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危机和经济危机。需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身限制”及其相关概念远不是一些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范畴,它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论域而进入哲学批判的领域,它既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现实进行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更是对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命运进行批判。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菲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资本“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
在资本的“抽象对人的统治”下,由于人“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的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 ,人的生存成了贫困、受折磨、无知、野蛮、退化和道德堕落的生存,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因此处于永不停息的动荡不安之中。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和生产危机的交替循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社会化的生产使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技术更加专业化,各生产部门之间更加相互依赖,而包括机器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都不同程度地得以更新;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积累的程度不断加大直至形成垄断,生产资料日益聚集到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力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生产关系开始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此时,“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而“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反对“资本”这个“抽象”对人的统治,其实就是揭示了资本运动逻辑的自我否定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不断加剧,资本主义制度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灭亡,诚如《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那个著名预言所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二)追求“自由王国”的现实实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进行过这样的表述:“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这一表述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想真正实现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就离不开对“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也就是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的“必然王国”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而马克思对此所进行的分析和探讨,最为集中和具体地体现在《资本论》之中;另一方面,“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自由王国”是“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而不是存在于所谓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空想和抽象说教那里,因此,《资本论》只有进一步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及其实践,“自由王国”才能真正现实地建立起来。可以看出,第一个方面强调了《资本论》是探讨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以及追求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的根本场所;第二个方面强调了《资本论》所追求的“自由王国”的实现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看第一个方面。对于《资本论》之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意义,恩格斯曾在《资本论》第1卷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因而,“《资本论》在大陆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之所以“工人阶级的圣经”所做出的结论是“最真切的表述”,是因为马克思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王国”的实现,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盘否定,而是以剩余价值学说为依托,从剩余价值产生的源头、实现途径以及资本积累等方面,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有利条件,又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科学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三大卷《资本论》可以当作关于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辩证产生的理论来阅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强调,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殖,不断地变革生产资料以发展生产力,因而不自觉地为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马克思通过对剩余劳动的分析,进一步指出,“创造剩余劳动是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 ,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本,只有通过对生产资料的不变部分不断进行革新,提高生产力,从而导致生产资料可变部分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减。但是,当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每个个人的普遍需要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去从事那些可以让机器去从事的劳动,而是努力去争取,使自己的剩余劳动时间转变为可供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进而从事自己喜欢的自由活动,以此发展自己的自由个性。“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资本的趋势是要尽量多地创造劳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 可以看出,资本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也就把剩余劳动提高到最大限度,这就为人类解放的现实的实现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时空条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同时也是资本自我运动的逻辑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三卷本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就是对资本自我运动的逻辑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进行最全面和最集中的阐释的根本场所,因此,只有在真正理解《资本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敞开人类解放的现实的道路,真正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必然王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
再看第二方面。根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从而“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也就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但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王国”及人类解放绝不是所谓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空想社会主义只是揭露了“现实的不合理”,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批判了“不合理的现实”。
空想社会主义者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的共产主义,由于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非人道”的残酷现实与古典经济学思想所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因此,他们提出消灭城乡对立,消灭雇佣劳动,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提倡社会和谐,并主张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对此,在实践过程中,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断摸索,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去找寻到最适合人类发展的理想社会。例如,英国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就于1824~1828年在美国创立了“新和谐”公社,他于1832~1834年建立了由工人组织和改造生产的“新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在内的“新合作社”遍及伦敦和英国各郡;在流通领域,欧文根据公平交换原则,成立了数百个劳动产品公平交易市场。 在理论上,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交换的平等原则出发,认为货币是导致贫困和异化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们提出消灭货币的主张。例如,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勃雷认为,资本家之所以能成为资产阶级财富的代表,是因为他们拥有货币并能够发行货币,这就造成了工人阶级被货币所异化,为了克服这种异化,就要改变资本家独自霸占货币的局面,要以劳动成本作为交换的标准。对此,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认为,以劳动成本作为交换的标准,就应该以银行发行的小时券取代流通领域的货币,因为既然小时券直接代表了工人的劳动量,那么以小时券代替货币就可以实现劳动与劳动的直接交换。
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这种物与物之间的直接交换归根到底并没有取消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反而退回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前的“人的依赖关系”中去了,在这里,空想社会主义者既没有理解货币,也没有理解资本,反而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愚蠢,“他们论证说,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论证说,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 。马克思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与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思想家们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前者虽然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矛盾,但由于他们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与其观念之间的必然差异,也就是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质内容”与“形式规定”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他们只是希望直接改变社会关系的“物质内容”,而无法真正理解社会关系的“形式规定”。在这一背景下,空想社会主义者其实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都是将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了一种永恒的存在,他们双方都只能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定性,而看不到隐藏在这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及其历史性。因此,“这样的理论,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是应该诅咒的,而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只能说明无产阶级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不能说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能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作出种种美好的设想,而不能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进程。所以,这种以‘人性’和‘人的理性’为出发点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于人类自身的解放来说,只能是一种‘幻想的武器’” 。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来说,恩格斯指出,马克思《资本论》“划时代的功绩”是“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 。列宁也认为,《资本论》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 。列宁指出,《资本论》所体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并非对未来远景的详细描述,而是深入揭示并批判了使未来的制度得以成长的那些资本主义社会现有的因素,而《资本论》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 。因此,《资本论》并不只是对“现实的不合理”的揭露,更是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它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目的是展现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旨趣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归根结底,创造“社会生产过程中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种种“物质条件”,同时也孕育着解放这个“最后的对抗形式”的新的社会要素,当这些新的社会要素积攒到一定程度并最终如同火山爆发那样喷涌而出的时候,“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人类的“自由王国”终将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