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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经济学批判：揭露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方面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因而他们把作为资本的形式规定的社会关系又归结为物的自然属性。马克思指出，这既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但又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因为当他们把社会关系只是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的时候，物就被神秘化了。
物的神秘化使物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质，这就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不自觉的前提。政治经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病根”，《资本论》正是通过把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作为“靶子”，以一种清理“地基”的方式否定和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物化理解，澄清了资本的真实本质，从而揭露了物与物的关系下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的这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揭露，同时也就是它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包括古典经济学家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对资本持有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他们认为资本的“物化本质”是自然永恒的、非历史性的普遍存在。但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本质的这一指认，使“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为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
，“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近来”
。马克思对此展开批判，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天然的，是想以此表明这些关系按照自然的规律进行，推动创造财富并发展了生产力，证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从而成为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不难发现，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提出的根本指责，就是后者把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理解为永恒的、抽象的、非历史性的范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成天然的、永恒不变的方式，而这就构成了资本的“永恒规律的幻象”。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幻象”，马克思认为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从表层上看，是因为古典经济学家的实证主义思想决定了他们只会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财富增长问题，“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
。从深层次上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财富增长，是因为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代表着理性完美实现的“千年王国”，这个“千年王国”代表着资产阶级永不消失的利益，因而也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美国著名思想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表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
。福山根据黑格尔的历史观，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中，人类的自我意识已经得到觉醒，人已经逐渐走向“完全理性”并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国家中达到了理性本身。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进行过深刻的揭露，马克思认为，所谓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所固持的一种“利己的观念”，“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
。也就是说，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他们之所以把资本主义社会宣告为代表着“完全理性”的“千年万国”，是由于一种“利己的观念”，这种观念使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历史的形式被说成一般的、永恒的形式，从而成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全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也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
。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这种作为“永恒规律幻象”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造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
，它会给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各种矛盾和混乱：如果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只能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价值形式的特殊的历史内容就会被忽略，从而商品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的特殊性也必将遭到排斥。因此，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来试图用劳动时间去计算各种价值量的时候，他们对于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看法就会充满各种矛盾和混乱。阿尔都塞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批判称为“对生产的历史性理解”，以此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生产的非历史性理解”。
其实，早在卢卡奇那里，他就已经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永恒规律的幻象”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议题提了出来。卢卡奇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永恒规律的幻象”称为资本主义存在的“直接性”。后者既是对现存事态（领域、关系）所采取的合理化、数量化、分工的、可计算的“非否定性”思想；同时又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神话化、必然化、使其永久有效并适合于一切人类社会的、无对抗性的“超历史性”态度。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造成其表面上的“十全十美”或“严格的自律”，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存在的“直接性”造成的。柯尔施也认为，“在这个时代一切有关社会的重要论述所固有的基本缺点，就在于非历史的性质，即它们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关系、它的生产方式、它的国家和它的法律，看作是最终达到的、自此在其特征上不可改变的、有无限完善能力的、自然的与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形式”
。因此，“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首要的基本原则，是对一切社会关系作历史论述的原则”
。按照阿尔都塞的分析，“政治经济学以‘经济事实’领域为自己的对象，把这些经济事实看作明明白白的事实……武断地把这种‘既定存在’规定为自己的对象并宣称这个对象是自身存在的”。而“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提出的根本的责难，是指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的、永恒的、固定不变的和抽象的概念”
。不难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着马克思对于破除资本的“永恒规律的幻象”而进一步开展的，资本的“永恒规律”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
，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会一直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不管它发展到哪个时期、呈现出怎样的形态；换句话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彻底灭亡，那么《资本论》就不会过时，它将会不断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根”并对其进行“诊断”，这正如法国“马克思学”学者吕贝尔所言：“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个世界自我摧毁过程的历史；是一段野蛮社会的病理学诊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运动的逻辑，他指出资本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剩余价值，并以此增殖自身，这一过程是通过不变资本“吮吸”可变资本的剩余劳动部分而完成的。对此，马克思做过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他说：“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
不变资本指的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即死劳动；而可变资本是指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即活劳动，“死劳动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就是说，资本只有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增殖，而这就是资本无限增殖的秘密。对此，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它现在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因而是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
也就是说，资本本来只是一个死的、僵化的对象，由于它“同工人交换”并占有了作为活劳动的工人，因此才具有了生命力、才实现了自己的无限增殖。针对这一点，马克思又做出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
可以看出，当资本家“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
。资本作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主体”，这个“现实的主体”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任务，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也就是说，资本运动的逻辑在本质上导致了一种颠倒的主客体关系：本应作为主体的人及其劳动现在反而成了资本增殖自身的手段和工具，而本应作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或客体的资本现在反而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主体和支配一切的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的世界”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即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被“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联系了”
。
当然，也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颠倒的主客体关系”或“颠倒的世界”用另外两个引人注目的理论范畴来代替，即“拜物教”和“异化”。二者之所以可以作为马克思揭露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及其用来反对全部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的武器”，是因为马克思所探讨的这两个理论最为深刻地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实质，即资本主义按其本质而言具有一种现实的力量，它能把人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诸如劳动、财富、文明、幸福、科技、伦理、艺术等）都转化为它自己的反面。而“异化”和“拜物教”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哲学伦理学向度作为依托，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而后者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根据，具有明显的经济学色彩。
首先看“异化”。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那里，异化就是指“精神转变为一个对象，因为它就是这样一种运动：自己转变为一个他者，也就是说，转变为精神的自主体的一个对象，同时又扬弃这个他者存在”
。换言之，异化在黑格尔那里就是指作为“自主体”的精神“使自己转变为他者”和“对象”的辩证运动。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这个哲学范畴，马克思认为《精神现象学》已经潜在地包含批判的一切要素，“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关于‘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这些各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社会等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的反映，但是，他反对将这些矛盾放到精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复归的运动中去解决。马克思认为，产生各种矛盾的“自主体”并不是绝对精神，而是“现实的历史”或“历史的现实”，因此，解决矛盾的关键就是对“现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现实”进行揭示，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人的劳动性质及财产关系中去寻找异化的根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异化”概念：“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劳动异化就是人类劳动的本质颠倒，这种颠倒的主客体关系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首先，它使人被物所奴役和统治：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能占有的产品就越少；他生产的东西越好，他自己就越畸形；他创造的东西越文明，他自己就越野蛮。其次，异化使劳动活动本身成为异己的、外化的劳动，劳动本身的异化使工人在劳动中没有感到幸福，反而感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再次，异化使人放弃了作为“类”的“自由的生活”和“生活的自由”，使人的活动被贬低为为了维持自己的动物生存而进行的谋生手段。最后，异化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疏远并相互敌对，他人不再是与自己本质相同的“类存在者”，而是竞争关系中的合作者、对手或敌人。
对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海德格尔曾经做出过高度评价，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揭示和批判“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
。海德格尔的这一评价，从本质上表明了马克思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优越性和深刻程度，而这种优越性和深刻性后来又被马克思表述为拜物教理论，可以说，后者正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之上、具有浓厚经济学色彩的异化理论。
再看“拜物教”。由上可知，异化的本质即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的主客体关系”：作为主体的人现在受抽象的物质关系统治，而这种抽象的物质关系又集中体现为资本。因此，人丧失了主体性而资本获得了主体性，作为主体的资本无限增殖其自身，人及其劳动被贬低为资本增殖自身的工具，毫无自由和个性可言；此时，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代替，后者赢得了对前者的统治和主宰，人类历史由此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颠倒为资本逻辑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的历史，从而造成现代社会的“头足倒置”，即造成了一个“颠倒的世界”。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从实质上说就是对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颠倒世界”的深刻揭示。《资本论》对于拜物教理论的阐述主要是从论述“商品拜物教”开始的
，因而，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也最为直接和直观地表现为“商品拜物教”，“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之所以会被“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首先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劳动是通过商品来表现的；其次，商品形式又分为商品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其中，商品的自然形式代表其使用价值，社会形式代表其交换价值；再次，如果撇开商品的自然形式即其使用价值，那么商品作为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也就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最后，由于“抽象人类劳动”只是创造了商品的社会形式，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又只被看成商品的社会形式的交换，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就只被反映为商品的社会形式之间的交换，从而“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就被反映成“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由商品的二重性所导致的劳动的二重性这个“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正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只重视商品的交换价值而忽略其使用价值，只重视人的抽象劳动而忽略其具体劳动，造成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人手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
。
对于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柯尔施后来精辟地总结说：“资产阶级社会是特别的社会形式，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在他们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所发生的基本关系，在事后正是以这种颠倒的形式使参与者认作物的关系。由于他们使自己有意识的行动取决于这种观念，因而事实上他们像野蛮人仰赖于偶像一样，受到自己双手制作品的统治。商品，以及以更加奇特的形式充当一般的交换手段的特殊商品——货币，此外一切由此派生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式——资本、雇佣劳动等等，都表现为当前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这种拜物教的形式。”
这也就是说，以商品拜物教为出发点的拜物教理论，其实还包含货币、资本、雇佣劳动等拜物教的形式，“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一同构成了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范畴和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它使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真正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