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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经济批判：揭示资本的“普照的光”
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历史”，对政治经济进行批判就是对“现实的历史”进行批判。关于“现实”，马克思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
也就是说，“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构成历史发展的“现实”。关于“历史”，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历史是人们自己的创造，但创造历史的条件不是人们自己选定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的。因此，“现实的历史”就是指，人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物质条件出发，创造新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社会生产能力的世代交替的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乃是“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
。这样，要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历史”进行批判，就意味着必须首先揭示出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统治地位及其主体本性，马克思把资本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它既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又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关于《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
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本质上的不同，后者仅仅看到了资本的物质内容而忽视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这一“形式规定”，因此，后者只是把资本看作“物”、看作物质资料或生产资料。然而，物质资料或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能成为资本，“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同样，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
。例如，“耕作”方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它决定了“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在该社会形式中，其他生产方式（譬如工业及其相关组织）也要按照“耕作”方式进行、它们的所有制形式多少都带有土地所有制性质。而在资产阶级社会，情况则完全不同，农业变成了工业的一个“附属”，或者说农业作为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所支配。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明确把“资本”指认为“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并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中将“资本”列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位语”
，他说：“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资本起到了“决定作用”并“占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位语”。在此基础上，资本就成为“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
从整体上看，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地位”主要表现为“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其一，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其二，它又使劳动者陷入巨大贫困。首先，资本无限度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它把生产力提高到极致，这就使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大得多的贡献，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是“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资本论》指出，资本主要是通过“简单协作”“分工协作”“机器应用”以及“大机器生产”这四种主要方式来推动“现实的历史”中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简单协作”是把许多工人集合在一起，在同一劳动场所、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同时完成同一或同种工作，这是“单个劳动”向“协作劳动”的转变，它不仅提高了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分工协作”是在简单协作的基础之上，让工人彼此之间形成“一种有机的关系”，而不再只把他们当作空间上的“集合”，这样就“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
。由于分工原则的确立，劳动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机器应用”不是使劳动本身发生质的变化，而是使劳动资料或劳动工具发生质的变化，劳动工具从手工工具向发达机器的转化，又使资本主义进入了“大机器生产”阶段，“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
，而“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不断地互相交接工作，也使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形成一定的比例”
。大机器生产使工作机不再需要人力直接参与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需的所有运动，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极大地推进了劳动资料的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肯定资本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这一“文明面”，只是对资本的一个方面的把握，资本之所以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决定作用”并“占支配地位”，还在于它具有野蛮、粗俗的另一面，后者表现为资本对劳动力的无限制剥削所造成的劳动者的贫困。马克思在肯定资本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又指出，“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
，资本的“一切用来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中，贫困产生的根源要么是生产力发展不足，要么是劳动以外的原因；然而吊诡的是，在以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中，贫困产生的根源反而是劳动自身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揭示：从“简单协作”来看，虽然单个工人的劳动转变为协作劳动，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服从于资本人格化的意志，他们并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劳动，因此，他们的生产力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
。从“分工协作”来看，只要工厂手工业建立起来，每一个工人就会变成“局部工人”，他的劳动力就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而他的整个身体也将成为一种局部的、片面的器官，“工厂手工业就把工人变成了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
。从“机器应用”以及“大机器生产”来看，由于“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
，所以工人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技艺，工人的劳动变成一种毫无意义又极容易学会的熟练劳动，随着劳动的强化、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以及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工人变得更加软弱无力，他们更加依赖工厂和资本家，要么选择向资本妥协，要么面临失业而成为等待救济的贫民，这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历史”。
总之，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它一方面使该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劳动者走向赤贫，资本与工人的尖锐对立使资本本身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对此，马克思概括道，在资本的“普照的光”的笼罩下，“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
。这既是对资本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自我矛盾的绝妙概括，又是对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的确实指认。
如果说把资本的“普照的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来看待，主要是为了表明资本本身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这一“现实的历史”，那么，把资本进一步把握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则是为了进一步突出“资本压迫劳动”以及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现实”。这是因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造成了剥削，剥削必然导致阶级斗争，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又都是以围绕夺取权力、获得经济解放为基础而展开的政治斗争。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资本作为“普照的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和现实表现：它既是资本剥削工人阶级的必然结果，又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压迫的现实表现。
权力的实质在于控制和支配，由于一方的控制与支配意味着另一方的服从或反抗，所以权力也就表现为一种关系。这正如萨托利所说：“权力永远是控制他人的力量和能力——其中包括摆布他们的生活和置他们于死地的力量。”
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权力支配着以“人的依赖关系”为表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表征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在与权力的对抗过程中赢得并掌握了权力，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主要表现为资本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和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然而，掌握了权力的资本，不仅没有改变人类的“现实的历史”的剥削性质，反而把剥削推向了极致，从而使社会呈现为一个到处都充斥着贫困、奴役、压迫和退化的“历史的现实”，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过愤怒的控诉，他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里，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资本所具有的支配权力：“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区分了行使权力的主体和服从权力的对象，他认为服从权力的对象毋庸置疑就是劳动及其产品，但是行驶权力的主体表面上是资本家，实际上是资本自身。因为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其实只是资本的占有者，资本家的权力只是资本的“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所以资本不仅对劳动及其产品行使权力，而且也对资本家行使权力，资本构成了自己行动的真正的主体。
后来，马克思进一步发现，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工人的剩余劳动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剩余劳动对于工人自身而言没有任何报酬，而剩余价值又全部被资本占有并用于增殖自身。因此，在《资本论》那里，马克思把资本对劳动及其产品所行使的支配权进一步把握为资本对工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即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他说：“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对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中，工人为资本创造出的价值不需要资本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资本无偿获得了对工人的全部支配权，在这个意义上，无酬劳动也就是剩余劳动。由于资本对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的支配权是在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所以资本在工厂中就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建立起自己对工人的专制，资本也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
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的专制具体表现为它对劳动力所进行的一系列最骇人听闻和最惨无人道的剥削，资本剥削的贪婪本性及其现实表现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全面的揭示和最科学的分析，后者表现为对马克思“剥削的程度”即剩余价值率的科学确认。然而与此相应的是，“随着……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
。工人阶级对资本权力的反抗不同于对其他权力的反抗，由于人类的整个奴役制度和剥削制度现在包含在工人对资本的关系中，因此，对资本权力的反抗只能实现为无产阶级为解放自身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
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前提”这一命题，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以反抗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为其本质内容的，无产阶级只有首先实现经济解放，才能改变自身受奴役、被剥削和陷入巨大赤贫的现状。
在《资本论》所揭示的“历史的现实”中，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是工人反抗资本权力的斗争，具体表现为：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工人为争取正常工作日所做的斗争和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工人同机器之间的斗争。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价值，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界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
。这样，资本就通过尽量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来缩短工人的寿命、剥夺工人的生存权；陷入绝境的工人们被迫团结起来，为反对专制压迫和残忍剥削进行了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使当时的资产阶级国家通过立法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由于机器的出现极大地缩短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是总的工作日并没有改变，这就间接地导致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和资本的剩余价值的相对增长；另一方面，“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工人的劳动强度被迫提高，同时又使工人在机器面前变得更加软弱无力，工人阶级成了“过剩的人口”，他们失业、贫困和受剥削的程度进一步加剧。因此，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对机器对他们的最为直接和毫无掩饰的资本统治，工人对抗劳动资料的结果就是使工厂立法伴随着相关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在当时英国这一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起来。
由此可见，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的“普照的光”，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必然造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问题主要也是产生于经济领域中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这一现实，因此，作为剥削和压迫之根源的资本权力，它的废除只能被表现为包括经济解放、劳动解放在内的无产阶级的现实的解放。由此可知，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的道路之所以能在《资本论》中得以呈现，首先是因为《资本论》对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所呈现出来的残酷的“现实的历史”和血腥的“历史的现实”进行了最为集中和具体的批判，而当时各地的工人阶级都把这种批判“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