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从主要着眼于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到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旨在建立新型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1994年的财税改革；从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的确立；从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到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系，再到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定位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当我们大致把握了40年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轨迹之后，一个绕不开、躲不过且对本文的命题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便接踵而来：梳理以往改革的基本轨迹，概括以往改革的基本经验，其最终的着眼点，当然要放在改革基本规律的提炼上。迄今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进程是否具有一般意义的规律性？

该是对本文的分析做适当总结的时候了。

第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始终作为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整体改革捆绑在一起并服从、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要。

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走出的一个基本轨迹就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又分别在于经济市场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那么，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清晰地看到，40年来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个顺应这一变革并逐步向匹配经济市场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的过程。

第二，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迄今一个最广为流行的表述是“市场化改革”。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一条颇具规律性且逼近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走过来的，那么，作为与之相匹配的一个必然选择，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走向“财政公共化”。

当财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并未确立公共化的改革取向，更未有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说法。那时几乎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是基于提升经济活力目的、围绕着“放权让利”的主调而推出的。然而，正是这种旨在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从下放财力和财权入手的种种举措，打破了“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把中国财税运行格局带上了收入来源公共化和支出投向公共化的轨道。并且，作为收入来源公共化和支出投向公共化的必然结果，由此启动了中国财税体制机制的公共化进程。

当改革必须调整航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棋盘上谋划全新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时候，虽然并未清晰地意识到经济市场化与财政公共化的高度相关性，但那时所操用的几乎每一个棋子或推出的几乎每一个举措，也都是基于财税运行格局已经变化且不可逆转的现实而选择的。而且，在那样一种情势之下，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接的财税体制机制安排以及相关的原则界定，自然离不开经济的市场化这个基础。来自诸多方面的同市场经济血脉相连的因素、理念、规则、制度等叠加在一起，不仅催生了公共财政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实践，而且改革的着眼点也越来越向财政公共化的方向聚集。

到后来，当局部性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向全局延伸，以至于必须对财税体制改革目标有个总体定位的时候，也许是水到渠成的功效所致，“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便被作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从那以后，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和体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财税改革线索和几乎所有的财税改革事项，都被归结于这条改革的主线索，都被覆盖于这一改革的总目标。也正是从那以后，关于中国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或财税体制改革目标，无论学术界还是实践层，都越来越集中于“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或“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概括或表述。

概括起来讲，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起步，沿着“财政公共化”的路径，一步步逼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方向，正是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渐进式财税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索。

也可以说，由“非公共性”逐步向“公共性”靠拢和逼近的所谓“财政公共化”过程，是这一阶段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所经受的最可称道的重大挑战。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经济的市场化和财政的公共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财政的公共化。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公共财政。这可以成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规律性现象。

第三，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中国踏上了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并确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始终作为整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且服从、服务于整体改革需要的财税体制改革，必然要转向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道路——以“财政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这一变化带给财税体制改革的最为深刻的影响，就是跳出以往追随经济体制改革而定改革方案的思维范式，将财税体制改革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棋局，从而走上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道路。

以现代财政制度标识的财税体制改革大不同于以往的财税体制改革。以往的财税体制改革，多着眼于财税体制的属性特征，追求的是财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匹配”——以“财政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其基本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则是着眼于财税体制的时代特征，追求的是财税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匹配”——以“财政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因而，它绝非以往改革目标的简单延续，而是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进程，在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从现代财政文明出发布局财税体制改革，打造现代国家财政制度的一般形态，建设顺应历史规律、切合时代潮流、代表发展方向、匹配中国国情的现代财政制度。

这意味着，以现代财政制度标识的财税体制改革，其理念、思想和战略均大不同于以往。站在“财政公共化”的肩膀之上，按照全新的理念、思想和战略推进改革，使得改革循着“财政现代化”的路径前行，直至建立起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财政制度，正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索。

也可以说，由“公共财政体制”向“现代财政制度”靠拢和逼近的所谓“财政现代化”过程，是这一阶段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最可称道的重大挑战。

这实际上也告诉我们，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财政的现代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和决定着财政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柱。这可以成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又一个规律性现象。

第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

注意到当下中国财税体制机制格局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之间的距离仍旧十分遥远，可以立刻做出的判断是，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要素也罢，财税体制改革的全新功能和作用既不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仅靠党和国家颁发的文件自动得以实现，更不会通过对外喊喊口号、对内发发牢骚而自动得以落实，而必须付诸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施工实践，经过异常艰苦的、实实在在的财税体制改革行动，方可能取得进展，进而逼近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着一场围绕改革的焦点、难点和痛点而展开的攻坚战。 nTe8E9UqYIOeNTycJSPY0O1MiTRb9D8TpsFnvU/Lk8Qjxe+RXwwWoEK6gLXOTt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