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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方公益基金会对社会企业的支持，可以简化为三重对话。第一是与社会企业家的对话，我们由此支持了北大袁瑞军老师研究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企业认证，鼓励社会企业家自我认知，建立社群，构建生态；第二是与政府就社会企业发展的对话，就是支持李健老师对全球34个国家各级政府如何在政策上扶持社会企业进行脉络梳理，也就是本书的主要成果；第三重对话，是支持印第安纳大学王群老师进行影响力投资研究，是与资本的对话。
这样，我们的三重对话，完成某种闭环，力图从社企主体、政策制度、使命资本三个方面，支持社会企业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的发展。
李健老师的研究成果，在其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由中国历史与现实形成的社会结构特点造成的。简略地横向比较的话，中国社会企业成长的社会土壤，与欧洲、美国、亚洲其他各国、各地区都不相同。
欧洲公民社会发达，英美市场经济发达，中国政府“看得见的手”发达，亚洲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社会企业发展先于中国大陆，但体量的差异，使其借鉴意义有限。小国不足为凭，中国要自为标准，发展自己的特色。
如果说中国计划经济演变而来的路径，使得“大政府，小社会”特征显著，从而形成政府发达的历史，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等经济领域之中，也遗留了很强的诸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有“社会性”属性的经济元素。强政府与社会属性经济实体相结合，可能会定义出中国特色的、后来居上的社会企业发展之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种情景下，李健老师对各国政策的梳理及提出中国可能的借鉴角度，就十分有价值。
政府失灵、市场失灵，需要公益行业补充，但公益行业本身也有其失灵之处。社会企业就是一场全球性的社会创新，力图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义利兼得，能够通过企业效率可持续地进行公益，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也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些地方政府部门，比如成都工商局，已经着手探讨制定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地方法规。我们期望李老师的研究，能对更多政府机构提供某些借鉴。
由于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我们相信社会企业在中国会有更好更快的发展。其中，政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
政府、市场、公益和社会企业，四个方面，共同努力，一定会让中国变得更好。
億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李北伟
2017年11月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