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朱越利
著名道教学者王卡研究员，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的同学。那时，他就读于哲学系，攻读中国哲学史专业；我就读于宗教学系，攻读道教学专业。毕业后，王卡同学成了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同事。我调离社科院宗教所后，与王卡研究员仍有学术交往。
2017年7月16日，王卡研究员不幸于西藏林芝骤然病逝。8月8日，我到社科院宗教所，参加了王卡研究员追思会。第二天我便赶往澳门，参加“第二届澳门临水夫人陈靖姑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日至22日，我出席了在苏州昆山市举行的“2017海峡两岸道教文化与台商精神家园研讨会”。会议最后一天，苏州市道教协会黄新华秘书长，约我为《江苏道教》写一篇纪念王卡研究员的文章。现写下与王卡研究员交往的二三事，以为纪念。
我和王卡同学从1978年至1981年，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了三年，获硕士学位。由于我们那一届是首次招生，故而，后来被人们戏称为社科院“黄埔一期”，有400多名同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黄埔一期”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从工作岗位上报考的，入学时已过而立之年。有人入学时，甚至已过不惑之年。最年长者，入学时已满44岁。社科院首次招生报考者中，不乏师生同考、父子同考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悲壮的感觉，至今挥之不去。而被录取者中，王卡同学是最年轻的男生，入学时年仅22岁。最年轻的女生是法学系的信春鹰同学，入学时也是22岁。我们宗教学系最年轻的男生是卓新平同学，他只比王卡同学年长1岁。我们宗教学系的女生，入学时没有二十几岁的。这三位20岁刚出头，出校门即进校门，这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因此，这三位成为社科院“黄埔一期”非常耀眼的“童星”，令人十分羡慕，常被大家谈话时提起。
1981年王卡同学从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工作不顺利，耽误了一段时间。无奈之下，王卡同学的导师王明先生，请自己的老同学、时任社科院宗教所所长的任继愈先生帮忙。但宗教所已经没有空余编制了，并且北京的户口也不好上。不过，任继愈先生说话很有分量，他提议院里为宗教所组建了成都工作站
，避开了编制和户口两大难题。
1981年从宗教学系毕业后，我被留在社科院宗教所工作，工作关系从天津原单位转来。随后，宗教所道教室成立，我担任道教室学术秘书，协助室主任钟肇鹏先生承担室里的行政工作。记得好像是1982年上半年的一天，钟肇鹏先生带着王卡同学找到我，说所里已经录取王卡同学和羊化荣先生为成都工作站研究人员，他们进站后的任务是和我们一起撰写《道藏提要》。钟肇鹏先生要我协助王卡同学办理有关手续，今后与他保持联系。
1981年道教室成立时，研究人员屈指可数。撰写《道藏提要》时，除了阅读《道藏》原文外，还需要比对其他版本，需要查阅历代志书，需要参考多种文献。宗教所图书馆虽有大量藏书
，但对于撰写《道藏提要》来说，远不够用，我们需经常“泡”在院外的各大图书馆里。我“泡”得最多的地方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
，钟肇鹏先生带着王卡同学，就是在中科院图书馆阅览室找到我的。对于钟肇鹏先生那时的家而言，科图阅览室近在咫尺。王卡同学和羊化荣先生的加盟，为《道藏提要》的撰写工作增添了生力军。
王卡同学和羊化荣先生住在成都。室里为他们购寄了影印本《道藏》和其他书籍。他们每半年至少到室里来汇报和讨论工作一次，按出差对待，住在社科院崇文门招待所里。宗教所和道教室对他们在成都日常工作的检查，处于鞭长莫及的状态。但是，从他们撰写的提要稿可以看出，数年间，他们一直很自觉，很用功。他们在成都也经常“泡”在当地各大图书馆里。他们撰写的提要稿质量很高，经过修改和完善，都采用了。王卡同学的提要稿，深得王明先生哲学史和考据功夫的真传。
数年后，成都工作站撤销，王卡同学和羊化荣先生转入道教室编制，上了北京户口。《道藏提要》1991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封面或扉页上竟然没有我们几位撰稿人的姓名
。那时，我和陈兵教授都已调离社科院宗教所，羊化荣先生也退休还乡了。多亏了王卡研究员在道教室里据理力争，1995年8月修订本的扉页，终于出现了“本书执笔人”的姓名，迟来了几年。
1997年10月5日至12日，18位中国学者组团赴德国，出席了在圣奥古斯汀市召开的“道家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团员中包括我和王卡研究员。会议期间，安排了参观考察。10月7日，早饭后，全团访问了位于艾费尔（Eifel）高原火山口湖畔的玛利亚拉赫修道院（Kloster Maria Laach）。这座修道院始建于11世纪末，气势宏伟。然后，全团驱车前往风光旖旎的博帕德（Boppard）小镇，大家在莱茵河畔的莱茵饭店（Rheinhotel）午餐。饭后，我们沿莱茵河倘徉了一个多小时，接着登上坐落在小山上的莱茵河谷最古老的城堡美丽堡（Schönburg）
。这一天，全团兴趣盎然。我写的《七绝·游德国Boppard镇》曰：“水蓝夹岸树红黄，山静临街堡挺昂。一溜阳台花挽臂，婴童叟媪沐秋光。”
10月7日那天，一位德国朋友的藏族妻子也全程陪同。在她和王卡研究员之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全团包乘的大客车上，这位年轻的藏族女士坐在安徽大学李霞教授旁。一路上，她不停地向李霞教授讲西藏的事，汉语普通话讲得和汉族一样。她有意拉大嗓门，想让全车都听到。她愤愤地说：1959年，“共产党在西藏屠杀了几百万藏人”。在博帕德（Boppard）镇下车后，王卡研究员气愤填膺，主动迎上前去，声色俱厉，与这位藏族女士高声理论。其中有几句是这样说的：“你是胡说八道！1959年时，整个西藏才有一百多万人，上哪里去杀几百万藏人？我父亲是西藏军区参谋长，参加了1959年的平叛，叛乱分子死了多少人不比你清楚？平叛中没有死几个人，你不要胡说八道！”这位藏族女士对王卡怒目对视，但没有还嘴。
大家把王卡研究员拉开了。陈鼓应先生主动用英语与藏族女士攀谈。不一会儿，陈鼓应先生走过来告诉我们说：“她父亲在‘文革’中被斗死。她的激愤情绪，事出有因。但说的事情，违背历史。”回国后，与藏族干部闲聊时，我顺便问了一下这位藏族女士父亲的事。他们说她的父亲是领导干部，不知为何被降职或撤职了。这是另一版本的说法。这位藏族女士有激愤情绪，的确乃人之常情。但无论家人受了多大委屈，也不该向自己的祖国泼脏水。王卡研究员的父亲亲身参加了西藏平叛斗争。一听到有人抹黑西藏平叛，王卡研究员同样激愤起来，也是人之常情。王卡研究员只是澄清事实，维护国家形象，并没有上纲上线，做得很对。当然，他如果能克制一点儿自己，更注意一下礼仪，会更好。
不知是从旁人的介绍，还是从这位藏族女士的自述中，我知道她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
，是我的校友。我觉得我应当同校友打招呼，而且，如果我说藏语，可能容易被接受。大家边走边赏景时，我走近她，用藏语自我介绍说：“我也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果然，她立即感兴趣地用藏语问我：“你是藏族，还是汉族？”我用藏语回答说：“我是汉族，但是学藏语，多次进藏。”我继续和颜悦色地用藏语说：“毕业多年了，我很怀念母校。母校把我们培养成大学生，不容易。我感谢母校，感谢祖国。”我还想多谈一些，但许多单词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她没有回应我的话题，而是用藏语谈了几句别的，岔开了。她那时显得平静多了。第二天她没有再出现。
2000年秋季，我开始筹划《道教学译丛》
。王卡研究员欣然应邀担任编委，他是《道教学译丛》编委会最早的几位创始编委之一。至今，编委会已经扩大到42人了，已经翻译出版了20种海外道教学著作。
早期的《道教学译丛》编委会，开会比较频繁。国内外召开的历次道教学术会议，都有不少《道教学译丛》的国内外编委参会。我们经常利用学术会议会期中某一天的晚餐，在餐厅召开编委会议。更多的时候还是在京的编委随机开会。在京的编委会议，由王卡研究员安排在宗教所道教室召开过。另外，在有的大学、有的宫观也召开过，在多家饭馆召开的次数更多。这些在京编委会议，王卡研究员如果在京，总会参加。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会议室召开编委会议。我到了以后，环顾众人，看见来北京出差的编委、四川大学李刚教授都到会了，但是没有看见王卡研究员，遂心生疑惑。我连忙询问王宗昱教授，是否忘记通知，或者王卡研究员出差了？王宗昱教授笑着回答说：“王卡早就到了。烟瘾上来了，到楼外面抽烟去了。”听到王宗昱教授的回答，大家会心地笑了起来。
王卡研究员性情率真。在编委会议上，王卡研究员勇于发言，不惧争论，经常“放炮”。他认为《道教学译丛》应当翻译那些至今仍没有被超越的著作。他不赞同翻译那些观点和资料都已被我们熟悉的老著作。比如，当初有学者提名翻译日本大渊忍尔教授著《敦煌道经目录编》时，他坚决反对。当2004年他著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出版后，他的反对更是理直气壮。他说：“我的《敦煌文献》比《目录编》增加了300多种道经，还纠正了大渊忍尔不少错误，翻译他的《目录编》还有用吗？”
我认为，我们当然要优先翻译今天仍站在制高点的新老著作。同时，我们也应当研究海外道教学术史，在历史上曾经做出重要学术贡献的精品我们也应翻译，以便对外国道教学者的贡献做出评价，以便更深入地借鉴他们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这也是参与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我解释为何要翻译《敦煌道经目录编》说：“此书出版于1978年，在那个年代是敦煌道经研究的巅峰著作。若要研究日本道教研究史，特别是对年轻学者来说，阅读这部著作必不可少。”
我的意见代表了多数编委的看法。王卡研究员最终赞同《敦煌道经目录编》立项，并认真地担任了这部译著的责任编委。这部著作由隽雪艳教授和赵蓉副教授翻译成功，于2016年10月由齐鲁书社出版。
王卡研究员还一直担任着日本小柳司气太教授编著《白云观志》（待译）的责任编委，担任过一个时期的美国鲍菊隐教授著《道教文献通论》（待译）的责任编委。可惜译者难寻，这两部著作的翻译至今遥遥无期。专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是王卡研究员宝贵的学术遗产。他作为《道教学译丛》编委，负责《敦煌道经目录编》中译本的审稿，也为学术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也给后人留下了纪念。
2004年下半年，北京燕山出版社编辑室杨韶蓉主任，请我主编《道藏说略》，说是白化文教授推荐我的。自2005年初开始，我逐一邀请作者。当我邀请王卡研究员时，他一口答应。《道藏说略》于2009年6月出版。2011年，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委会审议《道藏说略》时，全票通过。后来技术组审查，发现书中有一处年代标错了，《道藏说略》因此降格为提名奖。王卡研究员写的那篇《敦煌道经说略》，没有这样的错误。
王卡研究员和其他学者出任《道教学译丛》编委，以及参与撰写《道藏说略》，主要是出于学术使命感，其次也是对我的支持。我衷心感谢他们，同时，也尽我所能回报他们。
社科院宗教所的领导和有的学者，经常邀请各研究室主任为所内外主编的一些大型书籍撰稿。道教室王卡主任很忙，许多都谢绝了。我已经调离宗教所了，但宗教所的老朋友接下来就转而邀请我。有人说，我仍把你看作宗教所的人。有人说，我总觉得你没有调离宗教所。这些话，使我非常感动。我尽管也忙，但许多约稿我都答应了
。我不愿驳老朋友的面子。同时我也在想：我客观上是在替王卡研究员承担约稿，这对于他处好所内关系，也许略有裨益。这种想法，也是促使我答应约稿的一个因素。
王卡研究员作为道教学者，对道教怀有深深的文化感情，他勇担《中华道藏》副主编的重任就是明证。还有一个证明与我略有关系。
2011年7月12日至15日，我赴上海出席了“第三届海峡两岸宗教学术研讨会——现代化进程与当代宗教的走向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苏州市道教协会副会长熊建卫道长找到我。他当时在陈国符先生的家乡常熟市的真武观兼任住持。他仰慕著名道教学者陈国符先生，遂萌生了在真武观纪念陈国符先生的想法。熊建卫住持请我帮他策划和组织纪念性学术会议。他说他的想法已经获得隆力奇集团公司徐之伟董事长的支持。我很赞赏他的想法。我觉得这次会议，如果由社科院宗教所出面召开，会更有影响。于是，我建议熊建卫住持与王卡研究员联系。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王卡研究员愉快地接受了熊建卫住持的邀请。在熊建卫住持和王卡研究员的共同策划和组织下，2012年8月19日至21日，由社科院宗教所、中国道协主办的“陈国符先生与中国道教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常熟真武观成功举办。在开幕式上，陈国符铜像和《陈国符铜像铭》碑揭幕。铜像由香港一湾圣坛郑阳率众弟子敬立，铭文由刘仲宇教授撰写。为著名道教学者开会、立像、树碑，是常熟真武观在中国大陆的创举。
我没有参加2012年常熟真武观陈国符研讨会。将近两年后，2014年6月27日至29日，我到常州出席了“2014横山道教论坛——财神文化研讨会”。会后，6月30日，熊建卫住持接我到常熟真武观考察。在真武观，我瞻仰了陈国符铜像，肃然起敬。我拜读了碑文。《陈国符铜像铭》曰：“考道藏之源流，索黄白之幽隐，扬洞天之仙音，率真其性，恬淡其德，精醇其学，方正其行，巍乎高峰，沛乎时雨，引领后进，滋润学林。”铭文简洁流畅，掷地有声。
2012年常熟真武观陈国符研讨会召开前后和会中的情况，刘仲宇教授向我详细介绍过。瞻仰了陈国符铜像和拜读了《陈国符铜像铭》后，我更加真切地感到那次会议与众不同。2012年常熟真武观陈国符研讨会，加深了各界对陈国符先生的认知，体现了内地广大道士对学术、对学者的尊重，彰显了内地道教的高品位。熊建卫住持和王卡研究员，共同策划和组织了那次彰显高品位的学术会议，做了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好事。
我出席2014年常州财神研讨会前不久，胡孚琛研究员打电话向我报喜，告诉我陈国符著《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即将出版。陈国符先生出生于1914年11月19日。2014年6月30日在常熟真武观茶叙时，熊建卫住持和隆力奇集团公司徐之伟董事长、李文耀副总经理，一起向我提出，他们想再召开一次研讨会，主题是纪念陈国符诞辰百周年，请我协助。我支持他们的想法。本来，请王卡研究员再度出手相助，顺理成章。但当时我想起胡孚琛研究员的电话。我觉得将新修订版《道藏源流考》首发式，放到陈国符百周年研讨会上举行，二者会相得益彰。于是，我改变了主意，建议熊建卫住持与胡孚琛研究员联系。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
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一段时间，熊建卫住持与胡孚琛研究员分别打来电话，都向我抱怨说，他们二人的洽谈不成功。此时，即使王卡研究员出面，会议的筹备已经来不及了。就这样，常熟真武观第二次召开纪念陈国符研讨会的计划，无奈流产。这一结果，始料不及。本想在北京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弥补一下。我立即与人联系，不承想，天不助我。
静下来，回想起“纪念王明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情景。那次会议是2011年6月12日，在四川大学红瓦宾馆召开的。那次会议，王明先生的研究生入室弟子王卡研究员与陈静研究员，以及王明先生的研究生受课弟子鄙人、陈兵教授与吴受琚研究员，都参加了，都发言了。校友们共同回忆往事，相互畅谈心得，会议开得很温馨。踊跃发言者，还有社科院宗教所的许多学者，还有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许多师生，新老朋友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我想，如果2014年6月30日茶叙时，我仍然建议熊建卫住持与王卡研究员联系的话，常熟真武观“陈国符百年诞辰研讨会”定会成功举办，定会和四川大学“王明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一起载入史册，那该多好啊！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我深感遗憾。6月30日茶叙时的一念之差，事与愿违，我只能向大家检讨了。
2017年9月1日星期五于北京初稿
2017年9月23日星期六于北京修订
（本文原载《江苏道教》2017年第3期，第8～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