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并非一个源头而是多个源头,但在心理上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在地理上始终存在一个共同的“中原”,在政治上必须承认一个共同的“中央”。各个民族都可以到“中原”这个舞台来展示,并占据“王者”的位置,但只能承认一个共同的文化。中华民族形成的这种历史特点,决定中华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而且是多源汇流,百川灌河,最后形成一条“大河文化”。中华文化的这种历史特点,决定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兼容性,也决定中华文化的多元统一性。所谓多元性,就是统一的价值中包含有各个民族所带来或贡献的因素;所谓统一性,就是各个民族的文化都要归于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中。这种多元统一性,是中华文化的最根本特点和根本优势所在。如果没有统一的价值形态,不仅文化会分化,国家也会分裂,就没有持续的文化和文明;相反,如果没有多元的价值因素,就不可能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文化就会退化,民族就会衰落。所以,这种价值的多元统一性也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文化的多元价值源于不同民族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基因。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看,中华文化的价值有多元时期也有统一时期。最初的价值思想是多元的。这源于中国文化发轫时期的“万方”格局。但是随着民族朝向统一发展,统一的文化思想也随之产生了。特别是到了周代,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统一的价值思想和文化。不过这种统一格局不可能长久持续,因为在统一思想下仍有不同思想出现,特别是在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必然有创新思想出现因而也必然有多元格局出现。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在以后的历史上,这种“百家争鸣”现象也不断地出现,将中国的价值思想和文化不断地推向前进。这是因为,多元时代是思想创新时代,统一时代是思想成熟和创新终结的时代,也是经过综合后的统一时代。反过来说,统一价值思想的解体,也就是思想束缚的解除,这给思想创新留下了空间,所以构成了思想创新的环境条件。多元时代也是思想竞争时代。不同的价值思想在一起冲突、碰撞,最终是不断更新和优胜劣汰。但是竞争的结果不可能还是多元或百家并存。在竞争过程中,有的思想胜出了,有的思想被淘汰了,有的思想被兼容了,最后形成一个具有最大公约数的价值思想,并成为统一的价值思想。但是被淘汰的思想并不是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融入了这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并且始终作为未来创新思想的基因而存在着。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历史的一般规律,也是思想史的一般规律。中国历史上“合”的时间多于“分”的时间,中国的思想史也是如此。价值思想的统一是竞争的结果。这是因为社会思想最终会形成一个可以统辖各种思想的总体纲领。价值统一伴随着国家统一。中国历史证明,合有合的道理,分有分的意义,但总的来看是合优于分。这已经成为民族共识。而为了实现政治统一和保持统一,在思想上也需要统一。统一的价值思想一方面是实现统一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维护统一的工具。中国历史上价值思想统一的时代包括西周、秦汉、唐宋、明清等强盛的王朝,而思想纷争的时代往往伴随着分裂格局或偏安的小朝廷。但是思想统一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在大一统格局下也仍有不同思想存在。这些不同思想一方面存在于社会的不同层面,另一方面存在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事实上,这些不同思想的存在也是思想创新的基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面对着不同的问题,主体思想往往不能及时调整和应对,而这些非主体思想的价值可能因为适用性更强而得到应用。但是,非主体思想的应用总是在某个特定时期针对某些特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过程中的“微调”,最终还是要回到价值思想的主流。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要实现统一,没有统一的价值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不存在多元的价值思想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大一统时代是主流,思想文化统一也是主流。但中国的文化统一并不影响多元价值的存在。事实上,多元与统一并不矛盾。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来考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由此决定每个时代的不同社会需要。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需要,价值思想可能需要统一,也可能需要多元。所以,从价值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有多元时代也有统一时代。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考察,在价值多元时代,各种思想竞争总是朝向统一发展,即存在着一个统一趋势;而在一个统一时代,也并不排斥其他思想的共存,不过是在不同层面上共存。因为统一时代有一个思想总纲,一个总体思想,而其他思想只能是在其他层面上存在,共同构成社会的文化生活。在这个统一时代,事实上应有的思想格局是统一的归统一,多元的归多元,即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因为,社会的不同群体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这就是社会价值的多元统一。
总的来看,在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和历代先贤们通过一系列价值变革,建立了独特的价值传统。从另一方面看,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传统,通过历史的选择和积淀,最后形成了中国的传统价值。所谓传统价值是经历史上的价值变革而形成的价值,是价值传统延续提升和积累而形成的价值体系。中国价值传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
《周易·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就是天人合一。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指出:“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但中国人并不是把人看作与自然对立的主体,而是将人看作世界的一个部分,追求一种“天人合一”之境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重人伦,重情分,泛爱众,追求一个“天下归仁”的仁爱世界。在这里,仁性源于人性,但不等同于人性,仁性是经教化而得到升华的人性,既源于普世的爱,更是最高的善。所以,“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仁为本”。这种“仁性”系统,经“形而上”的理性化过程上升为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性理、情理、事理为世俗价值的“理性”系统,并进一步融入天人之境。
第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天地万物,人在其间。“天人”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则是人之“生命”问题,也就是人的生命创造和人的价值问题。然而,一切“生命”都源于“自然”。人的存在首先是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自然的存在。“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经·系辞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万物化生”之后,即生命一旦产生就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远古先贤的表述中,这种关系就是天人关系或人地关系。于是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说法。这是从天地万物和人的生命本质作为逻辑出发点来阐释的道理,简单地说就是“生生之德”:生命起源,生命延续,生命价值。人类源于天地自然,天地运行,滋养万物,也孕育人类。这就是天地之德。天与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是密切相关的,人应当像天那样对待生命,对待一切事物。这样,“天”就不仅具有自然意义,而且具有生命和伦理意义。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生命本体,而且是人伦道德性命的价值之源和终极依托。这就赋予天地以道德生命。但是反过来人类也要承纳天地之道德。这种天地之道或天地之德,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正是一个民族不断延续和不断发展所必备的内在素质及其外部延展。一方面,只有自强不息才能使民族具有不断进取的动力;另一方面,只有厚德载物才能保持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外部和谐。这种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历史的和谐。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不少民族的历史中断了,甚至完全消失了,但中华民族有一个不间断的历史,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自身的性格,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第三,乐天知命,率性自由。
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上》)这里的命,一方面是“自我之命”,另一方面是“在天之命”。人总是希望通过“自我之命”来通达“在天之命”。这种知命的渴望影响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即所谓“乐天知命”。孔子说,人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通过“知天命”、“顺天命”,而后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还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庄子·应帝王》说:“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可见,乐天知命的感性生活,实际上是一种自由状态。更进一步讲,命还可以分为个体之命和共同体之命。每个个体之命,必然与共同体之命融为一体。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有一个共同的命。《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个命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使命,在当今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中庸中道,和而不同。
中国价值传统是长期形成的,每次价值革命都通过损益而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升华。《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和是古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在这里“和”是价值,是目的,而“中”既是方法也是价值。一方面,“和”必须通过中庸之道达成,而中庸也只有在“和”的状态下实现。另一方面,所谓“致中和”,就是将目的、方法和过程统一起来看,“中”也就具有了价值意义,即“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但要通过“中”庸之道实现“和”,就必须承认“不同”为前提,即“和而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和”,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所以,中国传统承认价值的多元性,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合作而不争,从而实现和谐发展。
第五,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孔子将仁作为做人的原则和政治实践的目标。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说:“仁者不忧”(《论语·子罕》)、“仁者乐”(《论语·雍也》)。孔子将仁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所以并不是个人处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的妇人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造福的大义大仁。孔子生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即将进入大争之世,人与人之间竞争激烈,为了私利人们毫不留情。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就是克服个人的私欲、利欲、权欲,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仁在其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宋明理学实现了仁的“形而上”飞跃。宋儒首先把仁与天地自然接起来。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乾称篇第十七)提出以天地为父母,要“体天地而仁民爱物”(转引自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这种仁,既是对同类的仁爱,也是对天地万物的仁爱。宋儒还进一步将“仁”与“理”接起来。程颐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第十五)
价值指引人民,价值指引中国。一方面,中华民族经数千年来反复磨砺,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传统;另一方面,这一价值传统指引中华民族不断进化和发展,形成独特的民族性格,它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形成独特的文化基因。
价值传统决定一个民族的存亡和兴衰。从外在方面说,价值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标识,这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方面。民族差异最早源于血缘和地理环境,从而产生的是一个血缘集团和地域集团。随着文明的发展,民族的标识主要转向文化,不同民族主要以文化区分。而文化的内核就是价值传统。所以,从内在方面说,价值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具体说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一个没有价值传统的民族是不可能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同理,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价值传统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理由。这就是说,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与其他民族的差别,说明这个民族已经被其他民族所同化。所以,价值传统的保持和发扬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至关重要。
价值传统也是民族复兴的条件。每个个体的人都是有生命和寿命的,作为一个民族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可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兴衰,从中可以观察到价值传统与民族兴衰的关系。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价值传统的保持决定一个民族的存续。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存续比发展更重要,只要存续下来,即便经历多少磨难也有复兴的机会。价值传统保持下来,等于民族存续下来。反之,如果价值传统丧失了,民族被同化了,就再无复兴的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改朝换代,也出现过数次非汉族的统治。中国价值传统却一直保存下来,民族也因而得以存续。这种价值传统,通过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体系,浸透在人们的生活日用之中,并逐渐形成文化基因使之能够世代传递。这是中华民族得以世代延续的根本原因。
一个民族的衰落,首先是文化的衰落,关键是价值传统的衰落。价值是引领社会的。但是,如果长期形成的价值传统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既不能解释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不能解决社会所面对的新矛盾,那么价值传统就必然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障碍。于是,人们不再对这种价值传统保持信仰,民族精神淡化,社会缺乏凝聚力。所以,价值传统的衰落必然导致这个社会和整个民族走向衰落。同样,一个民族的复兴,必然经历一场价值观念的巨变。这是因为价值传统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个或正或反的相关关系。就是说价值传统并不总是适合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古代崇尚仁义道德,反对功利主义,不以利为先,经济发展缺少人性的内在动力,始终维持在简单再生产水平,生产规模的扩大基本取决于人口的增长和外部因素的影响。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对原有的资源基础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在生产技术为一定的情况下,经济停滞导致社会矛盾的扩大。而原有的价值系统对这些矛盾不能合理地阐释和解决,导致人们对原有价值信仰的崩溃。随着原有价值传统的崩溃,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观念约束被打破,经济出现快速发展,并进一步促进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价值重估、价值重构和价值创造,从而出现新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至此也就完成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周期。
经济兴起前必然经历价值观念的巨变,价值衰落后面必然跟随着经济社会衰落。这是一个周期性规律。经济社会衰落首先是这个社会的价值失衡以致衰落。历史上出现盛世,这个盛世的重要标志就是经济的高度繁荣,相应的指标为国家强大,社会稳定,人民安乐。但是,正是在这种盛世之下,社会价值发生转变,优良的价值传统不能坚持,文化转为文粹等。所以,理解当代中国的崛起过程,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但是,经济的兴起仅仅是一个基础而已,真正的民族复兴还在于价值创新和文化复兴。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并不能构成不同民族兴起的标识,而只有文化才是民族差别的内容。现代化不是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和进步形式,而现代化不过是特定阶段的进步形式。任何民族都需要现代化,并且通过现代化实现发展和进步。但是现代化具有显著的同化功能。由于现代化源于西方,所以带有西方文化的特点。随着现代化的进行,西方文化也同时得到了传播和强化。所以,现代化的同时很难避免西方化的结果。有的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丧失了自己的价值传统,所以现代化完成之日也就是民族消亡之时。从现代化的几百年历史经验来看,西方文化已经吞噬了大批文明和民族,只有儒家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印度文化,由于自身的特点突出,难以融入西方文化,所以在现代化的同时能够存续并且获得发展。
20世纪初李大钊提出,中国农业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方工业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文明的未来必有赖于“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的“第三新文明之崛起”。 如今,距离李大钊的时代已经过了近百年。经过这百年奋斗,中国吸纳了西方文明,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文明社会。从现在来看,这种新文明体的初级形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奋斗进取、革故鼎新。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中国人民在发展过程中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定会走出一条中国式道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