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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道教和丹道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宗教传统。母系氏族社会形成之前，不可能产生宗教，更无所谓哲学思想，因而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当为中国文明之始。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是自发产生的，这种宗教是原始人在共同的生存斗争中集体思维的产物，但它产生后就变成整个氏族的集体信仰，并渗透到氏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个氏族成员都必须参加集体的宗教仪式，严格遵守宗教的行为规范，违反宗教就意味着脱离氏族，而脱离氏族是没法生存的。这样，原始宗教成了氏族社会无所不包的上层建筑，每个氏族成员都是忠实的信徒。这种原始宗教包括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天神崇拜、祖先崇拜等，其中最具有母系氏族制特色的是女性崇拜（包括女始祖崇拜和女阴崇拜、女性生殖崇拜等）。中国上古各大部族都是由母系氏族发展而来，那些取得部族联盟首领地位的部族酋长，大都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他们认为是在龙、闪电、虹等自然物的感应下降生的。如伏羲族的华胥氏踩了雷泽的大迹而生伏羲；炎帝（神农氏）族的女登遇龙感生炎帝；黄帝族的附宝见电光感生黄帝；尧族的庆都遇龙而生尧；舜族的握登见虹而生舜，华胥氏、女登、附宝等便是这些部族的女始祖。我国考古学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正当母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从那时的墓葬遗骨排列情况看，反映出当时存在着女始祖崇拜的风俗。据民族学的调查，保留着母系制传统的云南永宁纳西族，至今仍有女祖先崇拜的遗俗。至于考古学和民族学调查发现母系氏族社会存在女阴崇拜和女性生殖崇拜的文化遗存就更多了。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里还发现了大规模的女神庙，包括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诸如女娲氏补天造人一类的神话，都说明女性崇拜是母权社会的重要特征。人们知道，原始社会的历史远比阶级社会的历史长，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在那么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一种传统的力量，女性崇拜的习俗和思想也千秋万代地遗存进传统文化之中。传统是社会和民族中最保守的力量，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然而某种文化要素（如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社会风俗、政治经验、生活习惯）一旦在民族和社会中形成传统，这种传统的历史惰性就迫使那个民族和社会无法中途抛弃或一刀切断它。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既然已经作为一种传统的染料投放进中国文化的大缸里，尽管后来父权家长制的宗法礼教男尊女卑的传统占了优势，但我们仍可以从古代的文化积淀中发现女性崇拜的痕迹。现存的传统文化中必然包含着历代祖先的信息，我们在道家和道教文化中发现古代母系氏族原始宗教的痕迹是毫不足怪的。
中国道家的哲学，便源于母系氏族社会部落酋长的政治经验。顺便指出，母系氏族社会的部落酋长并非必定为女性，而仍是男性为多，因为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我们还没发现人类有过女权至上社会的先例。那种认为典型意义上的母权制是社会组织演化的正常阶段的历史观是值得商榷的。但母系氏族社会存在女性崇拜的传统却是历史事实。盖母系氏族社会，老祖母占据主导地位，部族成员皆其子孙，以血缘纽带联系在一起，女性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其治理部族的政治传统自然以慈爱后辈，少欲不争，贵阴尚柔，自然无为的方式为主，不可能像父系祖先那样严刑峻法、繁文缛节，更用不着以宗法礼教束缚部众。这样，老聃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老子》第五十八章）、“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七章）等政治原则和母系氏族公社的政治传统丝毫不差。老聃还逼真地描述过他所理想的社会图景：“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这种描述和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现实若合符节，考古发现和民族学的调查资料证明，母系部族确实是“邻国相望”，“不相往来”的社会。历史上也只有母系部族的原始社会符合老聃的这种描述，不过这种社会尚处于野蛮时代，原始人的生活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罢了。在母系原始社会里，人们已有以雌雄辨别事物的习惯。原始宗教的女性崇拜，又使民族社会形成尊重女性的阴柔、谦让、虚静等品质的传统。贵阴尚柔的道家哲学，显然是对这种传统的抽象和概括。《老子》书中屡有“母”字，他把“道”称为“玄牝之门”（女阴）和“谷神”（生殖神）并且“可以为天下母”（第二十五章），这都是原始宗教中女性生殖崇拜的遗迹。道家的这些母系氏族原始宗教的特征后来全部被综合进道教中去，使道教中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遗迹更为丰富。道教中最早的神仙西王母便是世袭的母系部族女酋长，《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山海经》、《汉武帝内传》、《淮南子·览冥训》及张衡《灵宪》等书记载，游猎部族的酋长后羿和商帝太戊都曾向西王母讨过仙药，周穆王还亲自到昆仑山拜见西王母，连汉武帝也向西王母求学仙术。而后，道教世以西王母为女仙之宗，并以她为中心形成庞大的女仙谱系。《墉城集仙录》、《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历代仙史》卷八，记载了130多位女仙的传记和故事。在民间的祭祀活动中，道教北有碧霞元君，南有天妃妈祖，成为全国香客参拜最多的二位女仙。女娲氏时，尚是母系氏族公社时代，中国处在洪水时期，氏族部落为避洪水，多以土丘为居住点，故有丘民之称，各山丘的部落酋长为治水又结成部落联盟，称为部族，如伏羲族、黄帝族、炎帝族等。各部族在治水当中，文明日开，父权上升，洪水结束在禹时，乃夏之初年，中国逐渐步入父权家长制的奴隶社会。这中间经过多次原始宗教的革命，特别是殷周之际的原始宗教革命，建立起代表父权的原始宗教——宗法礼教，男尊女卑的新传统才占据统治地位，这便是儒家的文化渊源。然而，母系氏族原始宗教传统并没有中断，它只不过被降到民间和流入四夷，或掺杂进新的原始宗教巫史文化之中，在男神占统治地位后仍保存着女仙崇拜的痕迹。在儒家父权家长制统治的中国，道教中有这么多女仙和赞美女仙的描述，女性成仙也不受歧视，显然是原始宗教女性崇拜的遗存。
夏、商、周三代以来逐步确定了父权制的原始宗教——礼教的统治地位，至周公制礼作乐，丰富了宗法礼教的内容。周代实行世卿世禄制度，学在百官，官师合一。至春秋战国时期，周代的宗法领主经济逐步被封建地主经济取代，世卿世禄制度衰落，阶级关系（君、卿、大夫、士、庶人、奴隶）亦发生变化，介于贵族和庶民之间的“士”阶层迅速扩大，并作为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从原来的封建身份中解放出来。士阶层成为可以自由流动的四民（士、农、工、商）之首，有了自觉的社会理想、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严格意义的古代知识分子阶层才在中国出现。实际上，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身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知识分子由于有相似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兴趣和需要，因而形成一个有一致利益和要求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整个社会所有阶级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社会上有多少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知识分子中就能反映出多少种代表这些不同利益和要求的思想观点。因此，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但却是一个有着共同社会利益的阶层。知识分子不受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是民族文化的承担者和社会理想与时代精神的代表者。孟子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就是描述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特征。“士”阶层的兴起促使理性主义和人文思潮空前高涨，周代传统的原始宗教衰落，“礼坏乐崩”，诸子百家之学遂从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中突破而出，传统文化沿着理性主义的路上升到哲学的高层次。
继承了古代母系氏族制和父权宗法制原始宗教传统的周代巫史文化乃是古代学术的总汇，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巫史文化接受了理性主义和人文思潮的洗礼，分化出诸子百家学派。当时全国可分为邹鲁、三晋、燕齐、荆楚、吴越、巴蜀六个具有不同部族传统的文化域。儒家文化继承周代宗法礼教的传统最多，其次是法家，儒家以邹鲁地区为基地，法家在三晋最盛行。继承母系氏族原始宗教传统较多的除道家、墨家外，据《汉书·艺文志》，尚有阴阳家、数术家（包括天文家、历谱家、五行家、蓍龟家、杂占家、形法家）、方技家（含医经家、经方家、房中家、神仙家）。道家学派首先以燕齐文化和荆楚文化为中心发展起来，在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中也有传播。周代以来，古老的母系氏族原始宗教流入四夷，主要在燕齐、荆楚、吴越、巴蜀等边陲地区传播，这些地方又是神仙家和巫祝、方士活跃的地区。因而汉末的道教，便是以这些地区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发展起来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亦非仅有简单的女性崇拜或男尊女卑的观念而已，实是包含着许多深邃的思想。早在道学奉为始祖的伏羲和黄帝时代，古人由于天文知识的增加促进了人文知识的发展，许多发明和发现相继出现。古人以北斗七星测定天体运转和日月行度，划分星辰为二十八宿，以制历法和观察气象。太阳历的十月历法曾行于原始社会，夏代尚应用，至商而改，现在云南哀牢山彝族中尚有这种十月历法的遗俗
，《诗·小雅·十月之交》、《管子·幼官篇》、《夏小正》中亦有这种古老的十月历法的记载。古人还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逐步产生出心理生理的养生论，经络学说，形、气、神的人体观，砭、针、灸、汤药、祝由等医疗方技。古人发明的天干、地支计时法，大概巧合了某种宇宙节律，有力地促进了后世方技术数及预测学的发展。古人关于天的观念（苍苍者为天）、神的观念（交通天地者谓神）、鬼的观念（神归于地为鬼）、人的观念以及天、神、人三位一体的思想，为天人合一说、阴阳五行说、三才四象八卦说和道的观念打下了基础。古人在巫史文化中播下的智慧的种子早就孕育着后世道学文化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