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川先生序

道学暨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个领域的研究自本世纪后半叶以来，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舆论家所瞩目。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曾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学术专著和论文，其中不乏很多有见地的创作，其中多是仍囿于对道教的理论、历史、派别等的研究或者外缘于社会学、文艺学、心理学、医学等的方面。对道教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有加。胡孚琛同志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系统的说明，想澄清学术界存在的某些陈见，他在自己长期研究这一学问的基础上，把过去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创作做了拔萃，编写成《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一书。作者在该书中对道学的涵义、起源及其特点作了说明，勾画出道学发展的线索和道教演变的历史，对道教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对内丹学做了系统的阐明。另外，对道书的编纂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之，这是一本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创作，也是一本通俗易懂的专业书。阅读这本书使我们可以了解道教诸多方面的内容，也可以熟悉当前道教的发展及研究的情况。

近年来，丹道学一直是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但他们的研究大多是从宗教目的论或信仰主义出发的，有的则纯然是从文化角度上着眼的。在该书各编内容中，最富有创造性和特点的是对丹道或内丹学的阐述。胡孚琛同志对内丹学的形成、发展过程、理论、门派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系统的看法，认为丹道学是一种综合宇宙论、人生哲学和与宗教修持经验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及行为模式，它对于探索宇宙的自然法则、人体的奥秘、人类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模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作者的研究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探索和解释，他把内丹学的基础理论概括为八个方面，并对这些理论逐一进行了较为合乎科学意义的解释，有些解释虽然还需要斟酌，但毕竟从内丹学的神秘主义、玄学的说教中找出了其“合理的内核”，使内丹学摆脱了神学的迷惘，进入了科学的领域，这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开拓性工作。

首先，本书的重要意义是，作者对道学暨其文化作了比较系统的、合理的说明，把道学中那些合乎科学、理性并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道德箴言、行为模式、修身养性、医疗治病等有价值的东西揭示了出来，使道学思想的精华和智慧为我国当前进行的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从而能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衔接，应该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

其次，作者力图用道家的科学思想来接纳西方文化中的先进要素，这加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随着当前东西方交通、经济的频繁接触，信息的高速传递，特别是因为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窒息下出现了种种社会弊端、精神危机，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没落，使不少西方思想家、科学家又回归于东方，憧憬东方的古老文明，要以东方精神文明的智慧去弥补西方的缺陷，为此道学思想特别是老子的“道法自然”、“人道合一”，庄子的“道通为一”、“无以人灭天”的思想曾经引起了欧洲、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很多人文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重视。例如英国的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量子力学家薛定谔、美国的著名科学家卡普勒、印度的化学家P.赖易、日本的科学家汤川秀澍等在阐述他们的科学哲学和历史著作中都援引了道家的思想和著作，并肯定了道家思想的科学性、现代性和普世性。李约瑟和P.赖易在他们著名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和《印度化学史》中都认定，南印度密教的十八位“成就者”（“修行完成了的人”，即古代的化学家或炼丹术者）中有两位是来自中国的道教徒，他们的泰米尔文名字叫博迦尔（Bogar）和普里巴尼（Pulipani），这两位“成就者”在公元3世纪曾去印度伽耶等地传播道教医学和化学思想，写过关于禁咒、医术和炼丹术的著作，在印度化学史中享有卓著的地位，迄今还有影响。当前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融合已蔚为时代总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融合运动中，中国的学者应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这方面胡孚琛同志起了先走一步的作用。

再次，作者在“道藏编”中用历史考证方法，对我国历代《道藏》的收录过程、编纂情况作了总结性的陈述，指出了《正统道藏》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疏漏，另外，还列举了《道藏》未收入的见存道书情况，并提出了重新编纂的设想。我觉得这些意见是十分重要的。大家知道，不管是道藏还是佛藏的分类，一直是学术界值得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人们已经认识到从现在的科学分类法来看，历代的藏经分类并不都是合理的，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获得人们公认的分类法出现。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言，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道教的资料建设工作是道教研究的重要的和先行的组成部分。现今的《正统道藏》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它的编排分类方法自唐以后一直陈陈相袭，十分混乱。另外，《正统道藏》又是按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意志和需要所编纂的，有一部分与农民起义运动有关的反封建的道书或者与道教秘密结社相关的道书一直被排斥在道藏之外。近年来，学术界和出版界虽已出版了《藏外道书》的集大成著作，《道藏提要》和《道经总论》之类的著述也已写出，而且目前学术界正在从事道藏的标点工作，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但是从总体上说对道书的研究还呈滞后的情况。为此，怎样编纂新的道书体系，如何进行科学的分类，已成为当前研究道教暨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胡孚琛同志关心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正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它至少能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黄心川
1998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