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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学术，随着近代史上清王朝的覆灭，曾经开拓了一个新局面。有一段时期，几乎可以和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相媲美。当时国外的各种哲学思潮都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古代文化都有人着手整理，不同学派展开自由争论，中国涌现出一代著名学者和开拓性的学术著作。然而在这些学者中，专门研究道教的学者以及有关道教的专著并不多。在中国现有的有关道教的专著中，更没有谁给道教下过定义。这倒并不是因为这些学者没有能力给道教下定义，其原因可能是从中国的文化观念看来，道教就是道教，不言自明，用不着再下定义。可是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学者将道教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三大世界宗教作比较，至今已给道教下了大约几十个定义。他们从宗教学的角度判定道教的特征，由于对道教的了解深浅不同，各国学者甚至连道教是不是宗教都有争议。下面，我们将从宗教学的角度，给出道教的定义，并进一步探讨道教产生的条件和文化特征。
什么是道教？世界上的宗教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它们不可能都用西方基督教的标准统一起来。根据我们对道教的研究，将道教的文化特征从其形成和发展历史的角度作如下概括：
所谓道教，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自发的以女性生殖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在演变过程中，综合进古老的巫史文化、鬼神信仰、民俗传统、各类方技术数，以道家黄老之学为旗帜和理论支柱，囊括儒、道、墨、医、阴阳、神仙诸家学说中的修炼思想、功夫境界、信仰成分和伦理观念，在度世救人、长生成仙进而追求体道合真的总目标下神学化、方术化为多层次的宗教体系。它是在汉代及以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汲取佛教的宗教形式，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和成熟的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国民众文化特色的宗教。
这个道教定义表明，道教渊源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自发的原始宗教；它是汉代黄老之学的神学化和方术化；道教将中国儒、道、释及多种文化要素都杂取博收进自己的大葫芦中；道教的目标是度世救人，长生成仙和合道通神。
道教并不像某些西方宗教那样是由一个教主在短期内创立起来的，而是有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宗教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先秦时北方和南方的道家之学、齐国稷下的黄老学派、阴阳家驺衍的方士之学以及方仙道和黄老道，虽然都和道教有联系，但还都不是真正的道教。道教是在东汉顺帝后才产生的，道教始创后，经过魏晋时期的过渡阶段，早期道教产生分化，神仙道教形成，至南北朝时期才发展为成熟的教会式宫观道教。这样，我们把东汉顺帝以前作为道教产生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的方仙道和黄老道可以看作前驱的道教形式。从东汉顺帝至东汉末年称作道教的始创阶段，这个阶段产生的民众道教结社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定名为早期道教。南北朝时期的道士有了较完善的宗教组织，在道观中修行，我们把这种宫观教团称作成熟的教会式宫观道教。道教的产生是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交叉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的出现存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下面我们仅就道教本身的因素结合外部社会历史状况来追溯道教产生的条件。
首先，秦汉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进程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三代以来的母系氏族原始宗教传统和巫史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用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的筛子进行了筛选和分堆，道家、墨家、阴阳家等理性程度较高，再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数术派，皆是原始宗教文化母体中的分泌物。由于人类理性的觉醒，不仅巫史分家，巫医亦分家，巫的社会地位被理性色彩较浓，文化程度较高的方士取代，三代以来受人尊崇的巫从国家辅相一级的地位跌落到四夷和民间。这样，医经家、经方家、房中家、神仙家等方技派也从巫史文化中分化出来，最后剩下那些祭祀鬼神、禳祸祈福、讲说怪异灾病之类的低层文化，被巫觋带到民间去传播。这些新生学派在这个时代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到战国末期已脱却原始宗教的古朴外衣，不复原来的旧面目了。战国以来百家之学又出现了相互融汇的趋势，黄老之学产生。前汉初黄老之学尚是君王南面的政术，汉武帝黜黄老而用儒术，使黄老学中杨朱派的尊生全性说得到发展，在前汉末演变为修身养性之学。后汉时黄老学又开始同神仙家、阴阳家、五行家、方技家、术数家相融，进而演变为祭祀黄老的黄老道。东汉末年产生的道教文化，首先将黄老之学宗教化和方术化，同时又将原从巫史文化中派生出来的道家、墨家、阴阳家、神仙家、方技家、术数家，连同民间的巫术，包括儒家的伦理道德，一股脑儿装进道教的大葫芦中，重新进行消化和融合。古代传统的原始宗教文化在春秋时分化，在战国时重组，秦汉以来又在更高层次上综合为道教的事实，反映出文化现象的运动有其本身的规律性。再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看，理性主义思潮和信仰主义思潮总是互补的，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也呈现此起彼伏，此长彼消的趋势。夏、商、周三代时宗教文化浓厚，世俗文化薄弱，春秋战国时理性精神和人文思潮充斥于世俗文化之中，宗教文化遂退于次要地位。汉代连世俗文化也出现了宗教化的倾向，宗教文化的发展便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儒家的神学化，佛教的引入和道教的产生，都发生在汉代。
其次，大一统的家长制封建帝国对人民进行统治的政治需要是道教产生的根本原因。秦汉时中国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皇帝要强化家长制的独裁政权，迫切需要以神道设教的方式控制民众的思想。由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渔人、樵夫等劳动民众皆处于不识字的文化蒙昧状态，他们看不懂《论语》、《礼记》、《孝经》等儒家著作，要他们不造反当奴才，只能靠宗教来教化。汉代皇帝出于这种政治需要，先是大力复兴周代传统的宗法礼教，继而掀起造神运动，推进儒家的宗教化。他们召开御前会议，有意推波助澜，将《白虎通》钦定为国家教科书，神化“三纲五常”，将孔子奉为教主，建庙尊孔祭孔，以“忠孝”的尺度选拔官吏，从全国到家家户户都推行家长制。自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封禅求仙活动复活了宗教的古魂，汉代社会的政治、学术皆被宗教的迷雾笼罩。东汉时谶纬神学成为儒家的正统，儒家学派同传统的宗法礼教结合得越来越紧，古代宗教的幽灵完全依附在礼教身上。当汉末社会危机加剧，依附于国家政权的儒家礼教失去了维系社会人心的作用，道教便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了。历史上每当统治阶级的思想发生信仰危机的时候，都是新的宗教意识产生和滋长的良机。道教是为了代替礼教履行救世的职责，为帝王兴太平才出现的。道教既然接受儒家的伦理教条并当作成仙的必要条件，这就注定了它没法取代礼教占据统治地位，而只能在维护宗法封建秩序方面辅助礼教，从宗教的社会功能上讲，道教成了封建皇帝的“第二礼教”。
再次，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劳苦民众遇到了比自然力量更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陷入无法忍受的苦难之中，由迫切解除苦难的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宗教需求。东汉自顺帝以后，宦官和外戚交替弄权，政治腐败，贪淫成风。桓灵时士族名士和太学生起而清议朝政，抨击宦官，朝廷便兴党锢之祸，残杀士人，压制舆论，使民心失尽，国本动摇。官僚豪强又兼并田地，使农桑失所，流民日增，灾害频仍，经济崩溃。在中国家长制的农业社会里，凡是朝廷制造冤狱，残杀士人；社会上出现庞大的流民阶层；盗贼流寇遍地作乱；各种教派和秘密会社竞相传播，往往便是亡国的预兆。当时“汉世已衰”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感觉，盼望新的“太平盛世”成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样，早期道教便利用社会危机和人民的现实苦难布道，声称神秘的“太平气”将到，有德之君将出，神人下降解除人们的苦难，流行的灾异、邪气、病痛都将得到清除。在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这种道教结社有相互救济，安抚灾民的作用；在农民没法忍受压迫奋起反抗的时候，道教结社又成了组织农民起义的最好形式。这样，道教在汉末大兴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
复次，佛教的传入刺激了道教的建立并影响了道教的宗教形式。佛教是一种成熟的世界宗教，它的教理、教义、组织形式和修持方法都很完备，宗教素质远远高于政教合一的宗法礼教和早期道教。这种宗教传入中国，激发了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自觉，迫使华夏文明以模仿和抵制的双重方式做出反应。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先联合道教以“华夷之分”为旗帜怂恿帝王打击佛教，继而又加速完善道教来同佛教抗衡。佛教的传播无疑是促使中国建立和完善自己民族宗教的动力，同时又给中国的民族宗教提供了一个宗教素质较高的样板。道教一方面大力汲取佛教的宗教形式以提高自己的宗教素质，一方面又加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来同佛教对抗。佛教的传入对于打破中国自古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促使道教在官府和家族之外另设教团，以独立的宗教形式发展成教会式宫观道教，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佛教，道教的宗教形式和发展方向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甚至它能否建立起后来的宫观教团、丛林制度也很难说。
最后，方仙道的活动为道教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春秋时期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家，后来逐渐和阴阳家、方技家、术数家合流，在战国末期组成修习各类道术的方士集团，史家称为“方仙道”。《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矫、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西汉社会上形成庞大的方士阶层，专以各种神仙方术谋生，方仙道极为活跃。汉武帝封禅、祀太一，淮南王刘安学道，是方仙道几次较大的活动。汉元帝之后公卿中儒臣排摈方仙道，成、哀之际朝廷移甘泉泰于长安，由儒臣主持，且指斥方仙道为“左道”、“奸人”之术，方仙道由盛转衰。新莽时期谶纬经学流行，神仙思想大兴，连王莽也自称“神仙王”，促使黄老之学大量接纳神仙养生思想。后汉以来黄老学派和方仙道合流，神仙方士皆以黄老为宗，修黄老养性之术，方仙道一变而为黄老道，再度兴盛起来。
汉末黄老道风行于整个社会，它不仅接引佛教入中国，而且使早期道教得以依托成立。据史书记载，汉明帝时楚王英已奉黄老道，桓帝时皇宫中已建黄老之祠。《后汉书·王涣传》载：“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说明黄老道的发展压倒了其他房祀活动。黄老道成了汉末社会上广为盛传且得到朝廷认可、推崇的宗教信仰，早期道教结社乃至组织其他教团的教首不得不打着黄老道的招牌布道。《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这说明早期道教的教首原为黄老道的信徒，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只不过是黄老道的异端教派而已。因此，我们追溯道教产生的原因时，不能不承认方仙道及其后身黄老道为道教的成立起了搭桥铺路的作用。
从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分析，人的心理不仅需要理性思维的满足，还需要非理性的情感的满足。科学和哲学能够满足人们理性思维的需要，信仰却可以满足人们情感的需要。宗教信仰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愚昧和迷信。一个民族要发展不能没有信仰和理想，而在古代社会里，信仰和理想大都是通过宗教来表现的。这就是说，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不能没有科学和哲学，也不能缺少宗教。缺少正规宗教的民族反而会使愚昧迷信在世俗生活中泛滥，并在世俗文化中混淆进准宗教信仰的成分，影响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人类固然珍惜理性思维的花朵，但往往也有对神秘主义的超自然力的追求；人类在生活中需要以理性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约束自己，但同时也需要非理性的情感刺激来宣泄自己的苦闷。中世纪的世界是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科学和哲学只是宗教的婢女。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有宗教免疫力的，当然中国也不例外。这样，道教自汉代产生于中国，完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和希腊、以色列、印度在出现一段理性思维的闪光后又复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的情形是一样的。
道教在南北朝时期成熟后，经过唐代的国教化，宗教素质越来越高。从宗教人类学、宗教历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的观点来分析，道教完全具备了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三大世界宗教相比，道教不仅具备一般宗教的特征，还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道教的一般宗教特征表现如下。
（1）宗教神学都要求人们对现实世界不存在的神及其偶像无条件地信仰和崇拜，而这些崇拜和信仰的对象，都是人们心灵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其中包括在现实社会里支配和压迫人们的异己力量在天国里的影像。道教神学也是这样，道教信仰和崇拜的神仙包括其最高主神，也只能是异己的自然力量和异己的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是中国人心灵的神化物。
（2）宗教神学都要制造出一个超越现实世俗生活的彼岸世界，在这种宗教理想境界中异己的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因而具有超自然、超人间的神圣性。道教里逍遥自在、长生不死的神仙境界显然是一种神圣的彼岸世界，在这种世界里神仙具有无所不能的巨大神通，显示了超人间化的神秘力量。
（3）宗教神学都要曲折地反映国家的社会政治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以天国的幻想给处在苦难世界的人们以“安慰”和麻醉，并把一朵朵假花装饰在统治者的锁链上来束缚被压迫的人们。中国家长制的封建宗法社会是世界上最野蛮、最专制的社会，这种社会制度无疑是现实世界里人们最感痛苦的社会异己力量。道教的神仙不仅战胜了人们无法抗拒的生老病死等异己的自然力量，而且轻而易举地逃脱了专制君主及其官僚制度的社会束缚。道教给人们提供了自由自在、适性逍遥的神仙生活的幻想，在超人间的神仙世界里补偿了中国社会的缺陷和满足了现实人生的一切欲望。在统治阶级将道教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后，道教又把中国统治阶级的意志搬进人们的信仰世界，把封建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变成神学教条来束缚和麻醉忍受苦难的中国民众，使道教成为维护家长制社会秩序的工具。
（4）宗教神学都有一套包括灵魂观、神灵观、神性观、生死观、命运观等宗教观念与思想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统一的教义和经书。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长期孕育成一些不同于三大世界宗教的独具特色的神灵观、神性观、灵魂观、生死观等，具有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思想。在此基础上，道教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和积累了大量经书，有着丰富的宗教理论。
（5）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注意培养教徒的宗教感情和宗教体验，有一套获得宗教经验的修持方式。道教同样注意培养道士对神仙的依赖感、敬畏感、对神圣力量的惊异感、接受神仙保护的安宁感、违教亵神的罪恶感、与神交通合一的神秘感，并有一套修持方法使道士获得宗教经验。道教在修炼方术上追求天人合一，返朴归真，人与道的一体化，后世全真道士还把内丹仙学作为合道成仙的途径。丹道学几乎是世界所有宗教中最系统最完美的修持方法和行为模式。
（6）各类宗教都包含有自己的法术、禁忌、对神的祭祀和祈祷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套宗教礼仪，这些都是教徒实现宗教行为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基本内容。道教的道士也能够体现自己的宗教行为和参加宗教活动。道教是以法术见长的宗教，它不仅将我国自古流传的方技术数包容无遗，而且逐渐形成一套宗教礼仪和斋醮程式。
（7）宗教是一种群体性的活动和社会化的现象，因此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是构成宗教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世界宗教都拥有一批固定的宗教职业者，并形成与之相应的宗教机构和教阶系统，教徒自觉地以成文的教规戒律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符合规范化的宗教规则。道教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宗教组织系统和制度，为道士制定了严格的教规和戒律。南北朝以后的道士已在固定的宫观中修行，金元时的全真道更有一套完善的丛林制度。道士们穿着特殊的服装，服从道规和戒律，成为按道阶组织起来的宗教职业者。
（8）宗教本质上是对社会和人生的终极关怀，它不仅提供一个无限性的宇宙本体作为人类的终极信仰，而且对困惑着人们的生命和心灵本质、出生、死亡乃至性的秘密作出解释。道教将“道”作为宇宙的无限本体和人类的终极信仰，这无疑提高了道教的宗教素质。道教中的丹道学包含了人类生命、心灵及生、死乃至性的秘密，人们可以在内丹的修持中领悟这些人生的真谛，从而解除人类的困惑，迈向仙真的境界。
由此可知，中国道教具备宗教的普遍特征和基本要素。道教是自发的自然宗教和人为的伦理宗教的结合体，它没有绝对惟一神的信仰（不像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一神教），但有至上神的信仰。道教不仅信仰人格化的主神（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而且还有等同于自然界本性的泛神论的“道”的信仰（类似于印度教的“大梵”，大乘佛教的“佛性”）。由于近世以来道教中没有发生由著名高道领导的重大宗教改革，道教的整个宗教体系还没有脱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色彩，因之还没发展到现代宗教的水平。虽然道教还缺乏现代宗教的素质，但它的基本修持方法（丹道学）却包含着科学的内容，为现代社会的人民所需要。道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宗教，而且还流传到东南亚，说明它也具备了世界宗教的某些品格。
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和儒教、佛教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补充，共同为维持家长制的封建政权服务。过去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宗教薄弱国家的认识是一种误解，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里，统治者如果不依靠比西方各国的教会更强大的宗教力量，要维持这种东方奴隶制政治达数千年之久是不可想象的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礼教是论证这种专制制度合理性的宗教法典和实行社会教化的行为规范；佛教是恐吓、诱惑、麻醉人民群众安心作奴隶的精神鸦片；道教则一方面同礼教此唱彼和，一方面热心为同统治者不合作的知识阶层提供精神寄托，为在皮鞭和锁链下生活的劳苦大众止痛止痒，让他们暂时忘掉这个黑暗的世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经世型的儒家礼教文化的核心是神化“三纲五常”，从而成为专制君主及其官僚体系的精神支柱。超世型的道教文化出现的根源是知识阶层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但结果却造成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容忍和逃避。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社会的道教是一种遁世的宗教。他们通过逃避社会来抗议社会，但结果却把积极的反抗力量转化为消极的旁观者和遁世者，终究还是对维持现存秩序的统治阶级有利。直到唐宋以来的封建君主有意识地利用道教，道教就成为他们手中的政治工具了。
道教的这些特点还可以从道教的神灵观上表现出来。同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不同，道教中的神灵没有排他性。对道教来说，不仅教内的诸神是互补的，甚至同异教的诸神也是相容的，过去有人在宫观里将太上老君的神主同孔子、如来佛、回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稣的神主一起供奉就是证明。道教中不仅有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三清四御等主神，而且还有风伯、雨师、城隍、土地、人体各部位的身神以及管理巨细事务的职能神，这种庞杂的神灵谱系是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密切相关的。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人们多种神灵的观念；庞大而无孔不入的官僚机构使神仙世界也职务杂多，大一统的专制帝国的政治传统又必然导致至上神的出现。道教的主神中实际上以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影响最大，其中元始天尊是道教公认的至上神。中国自古是一个大农业国，人们对天的崇拜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显然是先民自然崇拜的延续。元始天尊的出现实际上是氏族原始宗教中对天的神化和信仰的继承，在道教中元始天尊不但是最高的天神，同时又是道的化身。早期道教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教典，太上老君实际上是以创教的教主神面目出现的，他同时又是道的人格化。早在南北朝时期太上老君就退居于元始天尊之下，将元始天尊的至上神地位突出了出来。玉皇大帝在道教中出现较晚，他的地位随着道教的政治伦理化进程不断提高，至宋代被皇帝册封为道教主神。玉皇大帝的出现完全是儒家“神道设教”的统治术在道教中的反映，是封建皇帝为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利用道教神化君权的结果。中国的玉皇大帝和西方基督教制造的全知、全能、全善、全在的上帝不同，他是无限的权力、财富和统治意志的化身，是将专制君主的权威和欲望扩展到极限的象征。玉皇大帝实际上并不是单独属于道教体系内部信仰的神，他本质上是中国社会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中的帝王神。玉皇大帝的出现将儒、道、释三教的神权融为一体，将封建帝王的权力扩展到中国人的信仰世界。这样，遍布全国的城隍、土地神对应着国家无孔不入的官僚机构；阳世间的衙门监狱对应着佛教阴曹地府的十八层地狱；天上的玉皇大帝对应着地上的皇帝，而且在中国无论天上地下、阴间阳世，都要以儒家“三纲五常”的教条当作神圣的教典。这种由皇帝管理有形世界，玉帝管理无形世界的模式是儒、道、释三教神权结合的共有神灵体制，是封建宗法社会里皇权异化或对象化出来的宗教观念。道教神权的封建伦理化使专制君主又多了一件维护家长制统治的法宝，劳苦大众的脖子上又套上一具无形的精神枷锁。道教毕竟是在全世界历时最久的封建制度的大染缸里产生出来的社会产品，它不能不浸染上冷酷的封建宗法政治色彩。
同三大世界宗教相比，道教还有一些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
从道教的教旨上看，它追求肉身成仙，长生久视，重视现世利益，这同三大世界宗教追求灵魂的解脱，重视来世利益的特点大相径庭。三大世界宗教都鼓励人们追求死后天国的乐园生活，而以冷漠的态度对待社会人生的现实生活。道教却直接否定死亡，认为光阴易逝，人身难得，只有速下手修仙，才能享受到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张伯端说：“世人执其有身，而悦生恶死，黄老乃以修生之道，顺其所欲而导之。”（《悟真篇后序》）这就是说，道教中的长生久视之道，只不过是诱人入道的津梁，道教修仙的最高目标，是要追求人与道的一体化，达到超脱生死的真人境界。盖在修仙的人心中，别有一个世界，这就是天人合一、物我无分的最高的人生艺术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庄子所谓“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与天地精神往来”，“澹然独与神明居”，便是仙家解脱世俗之假我，达到与宇宙永存之真我的最高化境。世人每论及道教和丹道，便拘执在长生延年、不死成仙的圈子里，盲目地赞成或反对，殊不知未参透仙道的究竟，不能破除“法执”和“我执”，又怎能做到与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使天地物我的生命相互交流呢？我在给道教的定义中，把度世救人、长生成仙、与道合一作为道教依次追求的总目标，实是将仙道追求与宇宙精神相融的目标归纳了进去。因之，对仙道感兴趣而未入门墙者，莫把丹道的工夫看得太简单太粗浅了。学仙而曾入藩篱者，则切莫不解《老子》、《庄子》的奥义而但务方术。老庄之学在仙道中别有一番理解，须知世上未有不懂老庄而通仙道者。以上也是道教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特点。
从宗教的类型上看，道教同基督教等纯社会伦理型的宗教不同，它是原始社会自发的自然宗教和阶级社会人为的伦理宗教的结合体。因为死亡和灾病首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而后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对人们来说是比自然力量还直接的社会异己力量。因而，道教的神仙以克服死亡和灾病、逍遥自在为特征，不仅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神化，而且是对超社会力量的神化。道士正是为超越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争取理想的现世利益而修炼的。
从道教的风格上看，它以修习法术见长，对神秘的力量和圣物不像其他宗教那样采取屈服、谦卑和祈祷的态度，而是尽力通过某种方式控制和支配它，将超自然的力量为我所用。道教要同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相对抗，要向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挑战，要使造化小儿屈服自己，要靠修习内丹学夺天地造化之功，提出了“我命在我不在天”、“天道自然，人道自己”的口号。因此，道教一反其他宗教对待社会人生的消极态度，鼓励道士将修习长生之道当作远远高出于世俗政治、功名利禄的一项大事业来做。葛洪讲修仙“其 事 在于少思寡欲， 其 业在于全身久寿”（《抱朴子内篇·释滞》），就把仙道看作人生的 事业 。张伯端更提出，只有修成大丹，“脱胎神化，名题仙籍，位号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也。”（《悟真篇序》）这样，撞开世网入道教，修成大丹作神仙，对那些在人生观上追求建功立名、有事业心的古代知识分子来说，也有强大的诱惑力。
从道教的内容结构上看，它比三大世界宗教存留着较多的民间信仰和古代巫术，又杂取儒、墨、道、医诸家和佛教的思想资料，在内容上有兼收并蓄、庞杂多端的特点，在结构上有明显的层次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道教像个大葫芦，它把正统的儒家文化不收的许多文化要素都收拾进去，在道教的教义下粘合起来。马端临《文献通考》云：“按道家之术，杂而多端，先儒论之备矣。盖清静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符箓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这说明道教文化虽然庞杂，但有自己的类别和系统，不同类别的内容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道教文化在结构上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如刘勰《灭惑论》和道安《二教论》所说，上标老子（老子无为），次述神仙（神仙饵服），下袭张陵（符箓禁厌），即它是由宗教化了的道家学说、长生术和丹道、各类斋醮杂术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组成的。道教在教团组织和布道活动上又分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道教两个较大的层次。知识水平较高的神仙道士多诵老庄、修长生、炼大丹，而民间道士则在乡村和世俗家庭为民众疗病去灾、祭神驱鬼、画符施术。宋元以来，正一派的上层道士也以斋醮、符箓为主要的宗教活动。
道教文化同中华民族的血缘、地缘、国情、民情密切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具有民众文化特征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