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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海燕
摘要 ：2000～2016年，辽宁城乡综合演算的各类民生消费数据人均值持续稳步增长，2016年居民总消费为2000年的6.38倍，物质消费为5.55倍，非物消费为8.31倍。物质消费比重极显著下降9.10个百分点，非物消费比重极显著增高9.10个百分点，消费结构出现极大升级变化。居民消费率从28.19%极显著上升至39.55%，“十二五”期间加快上升。尤其应注意，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较明显低于财政支出年增1.98个百分点。居民积蓄率从20.58%持续极显著升高至23.77%，反过来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加重。居民物质消费地区差逐渐缩小，但居民总消费、非物消费地区差继续扩大；居民非物消费城乡比逐渐缩小，但居民总消费、物质消费城乡比持续扩大。
关键词 ： 辽宁 民生消费 需求景气 检测评价
辽宁城乡主要民生数据增长变化基本情况见图1，限于制图容量，图1未直接列出居民收入数据，而注明可据其他数据推算，另产值、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数据置于后台进行相关演算。
图1 辽宁城乡主要民生数据增长变化基本情况
左轴面积：城乡居民（1）非物消费、（2）物质消费、（3）总消费、（4）积蓄总量（亿元转换为%），（1）+（2）=（3），（3）+（4）=居民收入，各项数值间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物质消费比、居民消费比（占居民收入比）（%），二者之差即为非物消费比，二者之比即为物质消费比重（占总消费比），二者之差再与居民消费比之比即为非物消费比重。标注物质消费比、居民消费比省域排序位次。
2000～2016年，辽宁城乡居民收入总量年均增长12.90%，积蓄总量年均增长13.92%。在这16年间，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高于产值增长2.65个百分点，低于财政收入增长0.47个百分点。
2000～2016年，辽宁城乡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2.61%。在这16年间，居民消费年均增长率高于产值增长2.36个百分点，低于财政支出增长1.98个百分点。
同期，辽宁城乡居民物质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1.63%。在这16年间，物质消费年均增长率低于居民收入增长1.27个百分点，低于总消费增长0.98个百分点。
同期，辽宁城乡居民非物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4.49%。在这16年间，非物消费年均增长率高于居民收入增长1.59个百分点，高于总消费增长1.88个百分点。
在辽宁居民收入当中，2005年有79.82%用于全部生活消费支出，为历年最高比值；2015年仅有69.95%用于全部生活消费支出，为历年最低（最佳）比值；2000年有55.61%用于物质消费支出，为历年最高比值；2013年仅有43.22%用于物质消费支出，为历年最低（最佳）比值。居民收入与总消费之差即为居民积蓄，物质消费与总消费之差即为非物消费。
2000年以来16年间，辽宁居民消费比降低3.19个百分点，同时物质消费比亦降低9.17个百分点，反过来导致非物消费比升高5.98个百分点。继续深入分析，居民消费比与物质消费比升降方向及其程度有差异，意味着物质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变化，反过来又导致非物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变化。由这些相对比值关系变化就能够看出民生消费需求态势，从中体现出民生发展的基本走向。
居民总消费及其相关性分析为民生消费需求检测系统的二级子系统之首。辽宁城乡居民总消费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见图2。
图2 辽宁城乡居民总消费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
左轴面积：城乡综合、城镇、乡村居民总消费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间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居民总消费城乡比（乡村=1）、地区差（无差距=1）。左轴曲线：居民消费率（与产值比）（%）。标注居民消费率及其城乡比、地区差省域排序位次。另需说明，近年年鉴始发布2014年以来城乡人均值数据，但与总量数据之间存在演算误差，对应同时发布的产值人均值和总量分别演算相应消费率有出入，本文恢复自行演算城乡人均值。
2000～2016年，辽宁城乡居民人均总消费年均增长12.27%（由于人口增长，人均值增长率略低于总量增长率）。人均值地区差最小（最佳，后同）值为2015年的1.0894，最大值为2009年的1.1669。在这16年间，辽宁居民总消费地区差扩大了4.03%。这意味着，辽宁与其余各地居民总消费增长的同步均衡性略微减弱，体现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居民总消费地区差距方面的成效欠佳。
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地区差位次从2000年第8位降至2016年第11位。按照本项检测的推演测算，2020年辽宁居民总消费地区差应为1.1741，相比当前将略微扩增；2035年辽宁居民总消费地区差应为1.3430，相比当前将继续明显扩增。
2000～2016年，辽宁城镇居民人均总消费年均增长11.54%，乡村居民人均总消费年均增长11.46%，乡村年均增长率低于城镇0.08个百分点。城乡之间增长相关系数为0.0439，即历年增长同步程度4.39%，呈极弱正相关性。倘若用城乡各自年度增长指数绘制出两条曲线，就可以看出，二者历年增长严重失衡，其间均衡度很差。
同期，辽宁居民总消费城乡比最小（最佳，后同）值为2015年的2.4295，最大值为2003年的3.2259。在这16年间，辽宁居民总消费城乡比扩大了1.10%。这意味着，辽宁城乡之间居民总消费增长的同步均衡性略微减弱，体现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居民总消费城乡差距方面的成效欠佳。
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城乡比位次从2000年第9位降至2016年第26位。按照本项检测的推演测算，2020年辽宁居民总消费城乡比应为2.5182，相比当前将略微扩增；2035年辽宁居民总消费城乡比应为2.5440，相比当前将继续略微扩增。
2000～2016年，辽宁居民消费率上升了11.36个百分点，其中“十二五”以来陡升16.38个百分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国策以来，直到进入“十二五”期间，辽宁居民消费率开始略有回升。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居民消费率位次从2000年第29位升至2016年第3位。
在这16年间，辽宁居民消费率最高（最佳）值为2016年的39.55%，最低值为2011年的22.19%，近年来达到历年最佳值。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步协调性有所增强。还应注意，辽宁居民消费率上升程度小于当地居民收入比上升程度，反过来即意味着居民积蓄率上升，同时亦即积蓄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加重。
辽宁居民物质消费分类结构性关系见图3。
图3 辽宁居民物质消费分类结构性关系
左轴面积：城乡综合演算的居民物质消费单项（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四项）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间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食品、衣着消费比重（占总消费比，取3位小数对应整个物质消费比重演算小数四舍五入协调）（%），显示衣食温饱需求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比。标注食品、衣着消费比重省域排序位次（物质消费比重以低为佳取倒序）。
2000～2016年，辽宁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消费年均增长9.31%。人均值地区差最小值为2015年的1.0061，最大值为2009年的1.1672；城乡比最小值为2000年的2.1725，最大值为2009年的2.9942。在这16年间，辽宁居民食品消费地区差缩小了3.07%，城乡比扩大了18.60%。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地区差位次从2000年第10位升至2016年第5位，城乡比位次从2000年第12位降至2016年第29位。
同期，辽宁居民食品消费比重降低了14.69个百分点。最低（最佳，物质消费占比以低为佳，后同）比重值为2016年的27.50%，最高比重值为2000年的42.19%。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比重位次从2000年第15位升至2016年第7位。可以看出，进入“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以来，辽宁居民食品消费“最基本需求”所占比重越来越低，这间接反映出人民生活从温饱“基本小康”向富余“全面小康”的发展进步。
2000～2016年，辽宁城乡居民人均衣着消费年均增长10.18%。人均值地区差最小值为2006年的1.2290，最大值为2000年的1.5687；城乡比最小值为2005年的3.3519，最大值为2002年的4.4265。在这16年间，辽宁居民衣着消费地区差缩小了8.60%，城乡比缩小了2.02%。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地区差位次从2000年第28位升至2016年第25位，城乡比位次从2000年第7位降至2016年第27位。
同期，辽宁居民衣着消费比重降低了3.11个百分点。最低比重值为2016年的8.82%，最高比重值为2000年的11.93%。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比重位次从2000年第30位升至2016年第26位。可以看到，在食品消费比重持续明显下降的同时，辽宁居民衣着消费比重也有所降低。
2000～2016年，辽宁城乡居民人均居住消费年均增长16.89%。人均值地区差最小值为2011年的1.0019，最大值为2013年的1.1379；城乡比最小值为2001年的1.3881，最大值为2014年的2.9685。在这16年间，辽宁居民居住消费地区差缩小了7.45%，城乡比扩大了62.15%。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地区差位次从2000年第8位升至2016年第1位，城乡比位次从2000年第10位降至2016年第25位。
同期，辽宁居民居住消费比重增高了8.86个百分点。最低比重值为2000年的9.78%，最高比重值为2014年的21.19%。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比重位次从2000年第6位降至2016年第10位。可以看到，在物质消费比重普遍明显下降的同时，辽宁居民居住消费“刚需”所占比重提升很大，这都是人们追求私家住房之“梦”带来的结果。
在图3里不难看出，2014年居住消费人均值陡然高升，这是国家统计局首次提供城乡综合人均值数据带来的变化，本项检测自行演算人均值则还要略高一点。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各地居民受调查户样本的长期偏差近年得到修正，由私家住房相对普及带来的居住消费剧增得以体现。
2000～2016年，辽宁城乡居民人均用品消费年均增长12.10%。人均值地区差最小值为2011年的1.0084，最大值为2003年的1.1757；城乡比最小值为2005年的3.0353，最大值为2012年的4.2698。在这16年间，辽宁居民用品消费地区差扩大了6.35%，城乡比缩小了19.90%。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地区差位次从2000年第3位降至2016年第13位，城乡比位次从2000年第4位降至2016年第30位。
同期，辽宁居民用品消费比重降低了0.15个百分点。最低比重值为2005年的4.02%，最高比重值为2000年的6.13%。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比重位次从2000年第9位降至2016年第15位。
本项检测将全部物质消费视为“全面小康”人民生活必需消费，只看食品消费或者扩大为衣食温饱显然已不具有足够的解释力。不难看出，辽宁居民食品消费比重下降“让出”的余地却被居住消费比重上升“抢占”，这两项冲抵仅仅留给处在上位的物质消费比重下降5.83个百分点（另综合衣着、用品消费比重变化，整个物质消费比重下降9.09个百分点），否则2000年以来16年间辽宁居民整个物质消费比重理当显著下降。
辽宁居民非物消费分类结构性关系见图4。
图4 辽宁居民非物消费分类结构性关系
左轴面积：城乡综合演算的居民非物消费单项（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四项）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间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比重（占总消费比，取3位小数对应整个非物消费比重演算小数四舍五入协调）（%），显示社会生活交往、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变化。标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比重省域排序位次。
2000～2016年，辽宁城乡居民人均交通消费年均增长17.50%。人均值地区差最小值为2005年的1.0081，最大值为2016年的1.1993；城乡比最小值为2015年的2.0492，最大值为2010年的3.9496。在这16年间，辽宁居民交通消费地区差扩大了10.62%，城乡比缩小了23.95%。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地区差位次从2000年第6位降至2016年第14位，城乡比位次从2000年第7位降至2016年第13位。
同期，辽宁居民交通消费比重增高了7.37个百分点。最高（最佳，非物消费占比以高为佳，后同）比重值为2016年的14.26%，最低比重值为2000年的6.89%。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比重位次从2000年第12位升至2016年第10位。由此不难发现，交通消费比重持续显著增高，可以视为辽宁居民社会生活交往需求高涨的具体表现。
2000～2016年，辽宁城乡居民人均文教消费年均增长12.85%。人均值地区差最小值为2003年的1.0070，最大值为2016年的1.2500；城乡比最小值为2015年的2.1557，最大值为2004年的3.8787。在这16年间，辽宁居民文教消费地区差扩大了21.23%，城乡比缩小了5.70%。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地区差位次从2000年第2位降至2016年第22位，城乡比位次从2000年第6位降至2016年第22位。
同期，辽宁居民文教消费比重增高了0.96个百分点。最高比重值为2002年的12.76%，最低比重值为2008年的10.19%。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比重位次从2000年第24位升至2016年第7位。这里发现一个问题，多年以来许多研究者预期“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高涨”，这样的局面迄今尚未在辽宁居民人群里出现。
2000～2016年，辽宁城乡居民人均医疗消费年均增长13.92%。人均值地区差最小值为2004年的1.2661，最大值为2005年的1.5224；城乡比最小值为2014年的1.5888，最大值为2003年的4.0285。在这16年间，辽宁居民医疗消费地区差扩大了2.75%，城乡比缩小了36.85%。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地区差位次从2000年第23位降至2016年第27位，城乡比位次从2000年第13位降至2016年第26位。
同期，辽宁居民医疗消费比重增高了2.00个百分点。最高比重值为2005年的9.79%，最低比重值为2001年的7.53%。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比重位次从2000年第4位降至2016年第7位。
2000～2016年，辽宁城乡居民人均其他消费年均增长9.89%。人均值地区差最小值为2000年的1.0640，最大值为2008年的1.5616；城乡比最小值为2007年的3.7035，最大值为2004年的6.2174。在这16年间，辽宁居民其他消费地区差扩大了35.94%，城乡比扩大了9.62%。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地区差位次从2000年第6位降至2016年第23位，城乡比位次从2000年第6位降至2016年第27位。
同期，辽宁居民其他消费比重降低了1.23个百分点。最高比重值为2009年的4.51%，最低比重值为2015年的2.93%。由于其他省域相应变化，辽宁比重位次从2000年第16位升至2016年第1位。
恩格尔系数检测仅能对应“基本小康”阶段，即使扩展为整个物质消费也难以适用于“全面小康”进程。为此，本项检测将全部非物消费视为“全面小康”民生应有消费。综合辽宁居民交通、文教、医疗、其他消费比重变化，16年间整个非物消费比重上升9.10个百分点。
实际说来，“交通消费”作为“交通通信消费”简称，包含通信消费，而通信消费里的信息内容消费部分显然应当归属于精神消费。假设辽宁居民信息内容消费占通信消费一半，通信消费又占整个交通通信消费一半，那么信息内容消费比重则上升1.84个百分点，再与文教消费比重变化合并演算，2000年以来16年间辽宁居民精神消费比重理当上升2.80个百分点。
至此可以归纳对比城乡居民物质生活、非物生活分类单项消费的增长变化差异。2000年以来16年间，辽宁各类消费人均值年均增长率、比重值升降变化（百分比演算更为精确）排序：交通消费年增17.50%，比重上升106.95%为最高；居住消费年增16.89%，比重上升90.54%为次高；医疗消费年增13.92%，比重上升26.27%为第三高；文教消费年增12.85%，比重上升8.53%为第四高；用品消费年增12.10%，比重下降2.51%为第五高；衣着消费年增10.18%，比重下降26.06%为第六高；其他消费年增9.89%，比重下降29.07%为次低；食品消费年增9.31%，比重下降34.82%为最低。
分析居民收入、积蓄与非物生活各项消费之间增长关系，可以检测究竟是什么因素对居民非物生活各项消费增长产生重要影响。辽宁居民收入、积蓄与非物消费增长态势见图5，因相关系数分析需有历年不间断增长指数，而制图空间有限故截取2006～2016年（后台检测2000～2016年）。
图5 辽宁居民收入、积蓄与非物消费增长态势
左轴柱形：居民收入年增指数，右轴曲线：非物消费各单项、积蓄年增指数，上年=1（小于1为负增长）。曲线（3）、（4）与（6）之间大体形成横向镜面峰谷对应水中倒影负相关关系。
2006～2016年，标号（1）居民收入与（2）交通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0923，亦即在9.23%程度上同步变动，呈极弱正相关性；与（3）文教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1963，亦即在19.63%程度上逆向变动，呈很弱负相关性；与（4）医疗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3896，亦即在38.96%程度上逆向变动，呈稍强负相关性。
这些数据之间的增长相关性表明，辽宁居民收入增高也不能“必然”带来本地居民生活消费向着非物质需求，尤其是精神文化需求方向“升级”。
2006～2016年，标号（6）居民积蓄与（2）交通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1848，亦即在18.48%程度上逆向变动，呈很弱负相关性；与（3）文教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4379，亦即在43.79%程度上逆向变动，呈稍强负相关性；与（4）医疗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6866，亦即在68.66%程度上逆向变动，呈很强负相关性。
在当地这些数据之间的增长相关性中，相互间影响的正反方向、强弱程度已经不言自明。
图5中可见，在（4）医疗消费、（3）文教消费与（6）居民积蓄增长曲线之间，形成横向镜面峰谷对应水中倒影，其间分别呈68.66%、43.79%逆向增长相关性。“积蓄负相关性”对于医疗消费明显成立，对于文教消费接近成立，对于交通消费不明显，对于其他消费不明显。经后台数据库扩展演算，文教消费与积蓄增长之间2011～2016年长时段逆向程度为56.59%，呈较强负相关；2011～2016年逆向极值达56.59%，呈较强负相关。
显然，辽宁居民积蓄增长已经严重地抑制了本地居民消费向着保持人们身心健康、提升精神文化需求方向更快地“升级”。
辽宁民生消费需求景气指数变动态势见图6。
图6 辽宁民生消费需求景气指数变动态势
左轴柱形：左历年横向测评（城乡、地区无差距理想值=100）；右逐年纵向测评（1），上年基数值=100。右轴曲线：时段纵向测评（起点年基数值=100），（2）以2000年为起点（“十五”以来，以“九五”末年为基点，后同），（3）以2005年为起点（“十一五”以来），（4）以2010年为起点（“十二五”以来）。标注各类测评结果省域排序位次。
假定辽宁各类民生数据城乡、地区无差距理想值为100，2016年辽宁城乡民生需求景气指数为96.56，低于无差距理想值3.44%，但高于上年（2015年）检测指数5.51个点。辽宁此项检测指数在省域间排行变化，2000年为第11位，2005年为第7位，2010年为第10位，2016年从上年第5位上升为第1位。
各年度（包括图中省略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全部各个年度均低于无差距理想值100；2002～2003年、2005年、2007～2008年、2011～2013年、2015～2016年10个年度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民生指数最高值为2016年的96.56，最低值为2004年的85.17。
以“全面小康”建设进程起点年“九五”末年2000年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6年辽宁城乡民生需求景气指数为187.62，高于起点年基数值87.62%，也高于上年（2015年）检测指数17.05个点。辽宁此项检测指数在省域间排行变化，2000年起点不计，2005年为第16位，2010年为第23位，2016年从上年第21位上升为第18位。
各年度（包括图中省略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2003～2016年14个年度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全部各个年度均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民生指数最高值为2016年的187.62，最低值为2001年的97.81。
以“全面小康”建设进程第一个五年期“十五”末年2005年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6年辽宁城乡民生需求景气指数为147.19，高于起点年基数值47.19%，也高于上年（2015年）检测指数11.11个点。辽宁此项检测指数在省域间排行变化，2005年起点不计，2010年为第27位，2016年从上年第24位上升为第19位。
各年度（包括图中省略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2007～2016年10个年度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全部各个年度均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民生指数最高值为2016年的147.19，最低值为2006年的99.42。
以“全面小康”建设进程第二个五年期“十一五”末年2010年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6年辽宁城乡民生需求景气指数为130.58，高于起点年基数值30.58%，也高于上年（2015年）检测指数9.24个点。辽宁此项检测指数在省域间排行变化，2010年起点不计，2012年为第21位，2016年从上年第21位上升为第11位。
各年度（包括图中省略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全部各个年度均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全部各个年度均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民生指数最高值为2016年的130.58，最低值为2011年的104.26。
以上一年（2015年）起点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6年辽宁城乡民生需求景气指数为107.01，高于起点年基数值7.01%，也高于上年检测指数2.27个点。辽宁此项检测指数在省域间排行变化，2000年为第11位，2005年为第2位，2010年为第26位，2016年从上年第3位上升为第1位。
各年度（包括图中省略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2000年、2002～2003年、2005年、2007～2009年、2011～2016年13个年度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2002年、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2015～2016年8个年度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民生指数最高值为2005年的108.48，最低值为2001年的9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