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国家和社会层面建设创新体系，不仅需要保障企业家和普通居民有从事创新的动力，也需要保持整个社会机制有创新的能力，能够对社会的创新提供相应的保障和引导，因而制度保障和制度创新将是政策的关键。

从整个社会层面看，需要建立更有耐心的社会氛围，更注重长远的发展动力，而不是简单地追求立竿见影、“短平快”的项目。不仅单个企业，还有制定科研规则的人员，甚至是整个社会，都需要有更高的耐心程度——耐心具有实质性的含义。在创新活动中，创新投入也与耐心有关。在经济学中耐心一般用时间偏好来表示，如果更重视未来，意味着更有耐心，会减少当期的消费，而增加对未来的投资。创新也是如此，创新意味着未来有更多的发展，因而需要立足长远，减少对当前的消费。如果整个社会的氛围是短视的，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当期利益，比如，更高的通货膨胀，更多地强调“短平快”，这些行为都会导致“欲速则不达”的效果，与长期发展的追求格格不入。因而需要建立长期发展的社会耐心机制，引导整个社会目标更长远，减少社会的折旧因子。从这个层面看，文化对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创新文化对于创新驱动战略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需要在文化层面加以引导，鼓励更多的群体改变此前的守旧特性，从容忍变化到不断实现变化的转变，从传统的重权威文化转向尊重个性特征的转变。

在机制建设上，整个社会机制需要更多地鼓励和保障创新活动，体现出机制上的灵活性。对于创新的利益，需要在企业家的私人收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首先，需要保障企业家的私人收益，对于知识产权和垄断收益给予必要的维护，不能因为创新后企业拥有高额的垄断利润，而对其利益进行损害。企业获得垄断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期创新活动的风险报偿，因而应该容忍基于技术创新所致的垄断利润。对于知识产权等利益保护制度，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引导更多的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获取更多的创新专利，从而为整个社会构筑更多的创新激励。不能局限于因当前不占优势，而需要交更多的专利费等短期利益之中。更要避免坐享其成的想法，对创新者的投入不给予正当的回报。其次，需要对破产进行恰当的制度安排，保护从事创新却失败的企业家的基本利益。创新事实上大部分都失败了，因而对于失败的企业家，应该有更多的社会容忍度，以提供创新的另外一种激励。不仅对创新进行正向激励，也需要对创新活动进行维护，从而带动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创新活动。最后，对社会风险进行折中与平衡。创新驱动与创新型社会，需要一定的风险偏好主体的存在，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又不能过度纵容风险偏好。创新与骗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因而需要容忍从事风险活动，但在社会层面，需要对整体风险加以引导和警示。企业家从事风险活动与投机家从事诈骗活动之间往往很难区分，因而社会需要强调诚信机制和诚信文化，对于事实上的骗局给予公开和惩处。总体上，在制度建设上，创新型社会需要灵活但有规则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能容忍变化，容忍失败，又能够维持整个社会不处于过于狂热和无序的状态。

保障社会对研发经费的整体投入，但在补贴的方式上，应该采取间接的方式。创新活动具有公共收益，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具有外部性，因而需要给予相应的补贴。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自然需要充足的研发投入。出于创新活动本身的特性，保障整体投入具有一定的比重，同时，更应该对投入的方式加以创新。将更多地资金直接投入基础研究，而引导企业从事更多的技术开发与应用。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试验之间，鼓励更多企业直接将三种研发活动加以贯通。引导更多的主体从事创新，而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社会只需要加以适当的引导，更重视基本的基础研发，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使得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更容易实现即可。

保持开放，引导更多的国际竞争。创新是竞争行为，因而需要将竞争纳入创新驱动战略与创新型国家。从国家层面看，鼓励和引导国际竞争将能最大限度地推进创新活动。中国要实现创新驱动社会与创新型国家，通过更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将是重要的安排。通过外部压力，提供更多参与创新的压力和激励。对于外部竞争，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也需要保持足够的定力。事实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时间越长，创新能力越能够形成。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能够在开放的背景下，逐步从模仿和学习过渡到自我研发之中。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资本积累，同样，需要制度加以保障，而对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事实上可以保持足够的信心。 mIZFYjWrhm1bHG/9XqNpCx/4ks3Hti7yDdehrLbsDebEpLoxfhT7mOS1xBehC6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