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成为最主要的动力，特别的，技术创新成为显性的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看，对增长的动力的争论可以看到增长理论由要素扩张到技术进步的转换。早期的增长理论重视资本积累，这构成最早哈罗德多玛（Harrod-Dommar）模型的核心，从结论上，重视资本积累也成为20世纪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这种理论认为，资本产出大体不变，因而资本的积累会决定长期增长速度，由此得出，资本的缺乏是增长的主要障碍，需要大幅度提高社会的储蓄率。一旦储蓄率上升，长期的增长速度会相应的增加，这种结论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很多印证——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通常资本缺乏，人均资本存量低，因而资本的更多投入能够带来更高的产出。在政策主张上，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提高资本存量，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过程。这种政策主张也在中国经济实践中得到了广泛使用——1950～1990年，都强调通过集中的方式，推动资本积累，由此拉动工业化进程，从而获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这确实使得经济体获得了更多的资本积累，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但一方面，由于采取“自力更生”等过度的资本积累，效率没有得到恰当的保证，而且并没有获得持续的快速增长，人均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在2000年前后对资本的需求仍然较大，但此后，资本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相反，资本相当充裕。

事实上，增长理论对该问题做了相应的研究和说明：资本并不是关键。在后续发展的新古典理论中可以看到，一旦内生化储蓄，或者将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决策加以内生化，通过模型来刻画家庭的最优决策，而放松Harrod-Dommar模型中储蓄率外生固定的做法，可以发现，人均资本存量最终会趋向一个稳态水平。换句话说，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并不是最优的，家庭消费者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之间做最优决策，获得一生效用最大化。不断增加资本积累，而降低当期的消费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方式，而从整个经济体系看，过度的资本积累事实上也是没有效率的。从政策结论看，不断提高资本存量只会提高人均产出，但不会带来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长理论已经说明，资本并不是长期增长的关键。换句话说，靠资本的不断投入，最终经济的发展水平会有个局限。

而摆脱增长极限或者长期处于某一种状态的关键，则是长期的技术进步。因而增长理论更多地转向研究技术进步的来源和作用方式，由此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理论模型逐渐成为增长理论的核心。因而问题的核心变为：如何促进技术进步，唯有技术进步才能带来持久的经济增长过程。

这个理论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经验印证。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那么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劳动力的更多参与，最终经济会趋向于一个稳定状态。这就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趋同假设（convergence）。如果经济体发展水平较低，离稳态水平较远，那么增长速度会较快，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较高，资本的积累会不断加强，产出增加的速度快，增长速度快。但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降低，积累的动力相应下降，最后的产出增加速度会相应下降。一旦逼近稳态水平，那么整体经济会越来越处于平稳状态，由此，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会越来越低。从政策层面说，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间段，可能可以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需要分析这种增长的动力源自什么要素，如果主要是由于初始发展水平较低，依靠更多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的不断增加所致，那么最终经济增长速度会不断下降，此前的快速经济增长难以维持。这种案例在东南亚经济体中得到印证。在1990年前后，东南亚“四小龙”风光无限，经济快速增长，居民的人均收入不断增加，跃居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是，对于这种快速发展的后劲，不少研究表示了担忧。Alwyn Young（1995）对这四个国家进行了增长的要素贡献分解，发现，按照索罗剩余的核算方法，大多数增长来源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投入，而源自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有限。这就意味着这些增长难以维系。该研究引发了诸多关注和争议。这些争议包括核算方法本身及数据问题。但是，最终东南亚金融危机大体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问题，危机之后，整体经济增长势头不再，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此前经济增长核算的结论。

中国的经济增长自然也格外引人关注，而且争议持续不断，而问题的核心也无非是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性问题。中国经济自1980年起，经过近40年的快速增长，存量不断增加，目前也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每年在全球新增加的产出中对全球经济具有难以忽略的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自然也引起各方的关注。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第一，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哪些因素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否维持原先的增长势头？在此类问题中，经常被广为关注的两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崩溃论”与“中等收入陷阱”。崩溃论更多地侧重短期的风险，认为短期的债务等问题将中断中国的发展势头；而陷阱论则主要强调长期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增长难以为继，无法超越世界银行界定的中等收入水平。这些论断都对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了质疑。这些问题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反复出现，包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本身的怀疑。在1992年前后就有相应的学术争论，在2002年前后也有较大规模的学术争论。持怀疑论的观点是，中国的数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物价存在着较大的变动，剔除物价因素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很多；而持正向论者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事实上比数据更为显著，比如人均寿命、贫困人口、居民生活水平等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问题的关键，还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驱动力能否真正由内生技术进步来实现。如果更多的驱动力源自技术进步，而不是要素的扩张，包括资本深化、劳动力从乡村转向城市的更多迁移与应用，那么经济增长更多的是由创新驱动的，这意味着经济能够实现不断地增长。

从增长理论角度看，一国经济如果初始水平较低，那么源自趋同的力量可以使得落后经济体快速增长，而后面的机制是，资本的回报率会较高，投资的边际收益较高，增加资本投入会有充足的报酬。

从过程上看，一个经济体并不是在初始阶段就是创新驱动型的，如果发展水平较低，强调技术进步或者技术主导，并不现实。相反，水平较低的国家，增加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更为直接有效，因而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是、也没有必要是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看，在1980年经济开始发展时，通过资本扩张和劳动力转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更为有效和现实，事实上也是大体上通过要素扩张实现的。但人均资本存量到一定程度之后，需要更多地通过技术进步来带动经济增长。

从结果上衡量，创新驱动意味着技术进步对整个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从增长核算角度，源自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越大，意味着源自技术进步的驱动力越强。一个经济体如果有足够的技术研发的投入，并且能够形成更多的新技术，那么可以称作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如果一个国家有着足够的创新，那么可以称为创新型国家。相反，如果源自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较低，整个社会创新的动力及其活动较低，那么就无法称为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及创新驱动型国家。

从一些表象特征上看，创新驱动至少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创新非常重视。在研发投入上，无论是公共部门对创新的投入，还是私人部门对研发的投入，都应该占据相当的比重。在产出上，则需要有很多显性特征，如每年需要有不少新的专利申请与审核通过。

因而我们需要比较一下，中国到底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创新驱动发展，中国是不是已经是创新驱动型国家了。 SPilRlmd9NXAEj1YDZuHpJRsrRnFdUWN1/XcAxXC20ILcCmfaVKEI8tUtSYRbIq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