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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对亚洲跨境婚姻的研究，都将这一现象视为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在《妻子还是工人：亚洲妇女与移民》（ Wife or Worker：Asian Woman and Migration ）一书中，学者Nicola Piper和Roces将国际婚姻放置于劳动力移民这个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分析，认为亚洲地区的跨境婚姻，是女性改变其在原籍国与打工所在国来回迁徙（circular migration）的流动方式的一种选择 [40] 。
亚洲婚姻移民不仅是劳动力移民的一种副产品，更是劳动力移民的一部分。婚姻移民的复杂性使得学者们不愿在移民和婚姻发生的先后顺序上过多纠结，而将跨境婚姻既视为一种策略，同时也视为一种结果，婚姻和移民是女性在进行综合考虑和权衡后的决定。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婚姻移民接收社会进行比较，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亚洲地区的跨境婚姻呈现以下四个共同特征
。
首先，婚姻移民人口是从相对贫穷的国家迁移到相对富裕的国家，且以女性的嫁迁为主。跨境婚姻移民人口的大规模迁移都发生在迁入国家/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跨境婚姻人口剧增发生在其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并常常被捆绑在一起进行讨论。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迎来了一个稳定增长的阶段，1987年日本国民收入超过美国，90%的日本人口成为中产阶级，日本学者将跨境婚姻移民人口的涌入视为经济发展繁荣的一部分。台湾学者Hong-Zen Wang等认为台湾的跨境婚姻市场是伴随着台湾的全球化投资扩张而发展起来的 [42] 。对韩国跨境婚姻人口的剧增，学者认为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开始的。William总结到：正是由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引发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变化，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地区出现“妇女短缺”（woman shortage）现象，男性找不到妻子，这种连锁反应为婚姻移民人口的涌入建立了一种逻辑上的联系 [43] 。
其次，跨境婚姻主要发生在这些国家/地区的农村人口和低收入人群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跨境婚姻作为一种解决“乡村光棍汉”婚姻伴侣的策略开始在韩国兴起，并引发了韩国民众的广泛讨论，这种讨论不仅关乎跨境婚姻人口的剧增，更在于对乡村社区在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下日渐式微并面临消逝的担忧。无独有偶，日本学者Nicola Piper和Roces指出，跨境婚姻从一种民间自发的行为，发展为政府、媒体和商业机构等公共力量参与的行动，是从1985年一个名叫山形县（Yamagata）的边远农村开始的。山形县为解决本地农村男性娶妻难问题，投入了有组织的、有效的社会力量。此后很多边远乡镇和村庄纷纷效仿，成立中介机构，制定实施办法，为当地男性积极寻找外国妻子，从而解决乡村地区低生育率的问题 [44] 。在台湾地区，虽然没有直接指出跨境婚姻人口更多地出现在农村，却也有文章指出，台湾地区的跨境婚姻主要是发生在工薪阶层（working-class）。这些男性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例如卡车司机、农民、个体商贩等，绝大多数都为低收入者。这些国家/地区的男性初婚年龄都比较大，韩国2009年跨境婚姻中男性的平均年龄为43.2周岁，台湾地区的跨境婚姻中男性平均年龄为36岁，更有调查数据指出台湾30～39岁的男性迎娶当地女性的比例只占该年龄段男性人口的50%。有学者指出这类跨境婚姻中，男性娶妻并非只是为了结束其光棍生涯，繁衍后代，更是出于对“无须支付报酬的劳动力”（unpaid labor）的需求 [45] 。
再次，亚洲地区的跨境婚姻首先产生于同源文化内部，并不断向外扩展。20世纪80年代最早的一批跨境婚姻移民进入韩国，她们是与韩国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妇女。她们讲朝鲜语、爱吃石锅拌饭，有着朝鲜族共通的风俗习惯。然而，很快由于整个跨境婚姻商业化过程的发展，中国籍的朝鲜族已经远远不能补充韩国婚姻人口的缺口。跨境婚姻移民人口开始向其他文化圈蔓延，来自中国其他民族、越南、菲律宾、中国内蒙古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妇女一起构成了整个韩国跨境婚姻移民人口的主力。一项来自台湾地区的数据显示，中国台湾跨境婚姻移民人口主要由大陆地区、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女性构成。以2000年为例，大陆女性占了跨境婚姻人口的50% [46] ，她们既是台湾地区最早的婚姻移民，也是婚姻移民最主要的构成者。在日本，男性在选择跨境婚姻对象时更愿意选择邻国韩国的女性，因为可以不用多做解释她们就能理解对方的意思，并且日韩两国的人都使用筷子、吃生鱼片、坐榻榻米。但是伴随着婚姻市场的扩张，日本跨境婚姻的人群逐渐开始向中国、菲律宾等国扩展。
最后，亚洲跨境婚姻拥有较高的商业化程度，早期的“邮购新娘”就具有了明显的商业性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跨国婚姻中介在日本悄然兴起。有很多跨国婚姻中介依托跨国贸易、连锁酒店、国际旅行社和语言学校为载体向本国男性介绍外国女性作为妻子。伴随日本经济在区域内的扩张，婚姻中介的网络不断扩大，学者们认为这是全球化和区域经济融合的伴生现象，同时也与其国内成熟的婚配市场的不断壮大有关 [47] 。在中国台湾地区，2000年前后，连接中国台湾和越南的跨国婚姻中介网络就已形成，这个网络包括了跨国机构、中国台湾本地机构、中国台湾从事婚姻中介的个体、越南本地婚姻机构、越南从事婚姻中介的个体，组织化的网络与人际关系网络将两个国家有结婚意向的男女连接起来，形成了完整且高效运行的婚介商业模式 [48] 。
如何解释以女性为主的跨境婚姻移民在亚洲较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剧增的动因，亚洲地区的学者们主要集中从社会、文化、情感、经济、政治、地理和历史等结构化原因以及个体自我选择两方面的婚姻迁徙动机去探索。以Piper为代表的学者将婚姻移民作为女性劳动力移民的一种形式进行分析的解释，受到了区域内性别研究者的广泛认可。学者Pei-Chia和Piper的观点一致，认为应将婚姻移民与跨境家政服务型移民联系在一起。因为无论是跨境婚姻移民，还是跨境家政服务人员都以女性为主，都是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交织”（intersec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的空间下，作为一种“解决再生产性劳动力短缺的特殊途径”（a class specific solution to the alleged shortage of reproductive labor）而产生的 [49] 。学者Van Walsum等也认为女性婚姻移民代表了多种形式的劳动力，例如经济的、再生产的，以及私有化的性服务。与婚姻移民作为多种劳动力的价值相比，其在亚洲地区社会的被接纳度依旧不高，在很多国家/地区，婚姻女性移民并未通过上述这些劳动付出交换到其所期望的公民身份保障 [50] 。
学者Young将目光投向20世纪60年代起亚洲地区一些国家如日本等开始的工业化快速发展进程，这一工业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服务业的发展引发了这些国家内部一种性别选择性（gender-selective）的移民潮流，大量女性先从发达国家内部的农村向城市涌入，随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女性作为弥补这些向外输出的女性的补偿性劳动力流入接收国的农村地区，成为理想的经济与性别化替补资源 [51] 。原本仅限于本地化的婚姻组合模式被打破，这些地区的婚姻越来越具有跨国/地区主义特征，处于发达国家/地区的底层男性成为经济发展较落后国家/地区女性向往的最佳对象，也是其迁移的最佳方式。
这种解释除了强调婚姻移民是作为劳动力的一种形式进行迁移，还向Pessar等人的“性别化的权力地理学”致敬，认为亚洲区域范围内普遍出现的婚姻移民现象是由于各国/地区结构化的不平等性造成的，随着地理变化，性别在各个维度自动运行，性别关系和意识形态也因此被不断地重新建构和重新确认。女性受困于时空框架下的特定社会定位中，只能做出有限的选择，最终嵌入跨国空间中难以脱逃。“婚姻移民女性期望在空间化的社会分层中获得一个较好的社会地位，使其通过婚姻流动受益于地理区位带来的种种优势”
[52]
。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父权制使得婚姻呈现为一种性别化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表现为婚姻梯度（marriage gradient）在各国/地区婚姻中的广泛存在。女性总被灌输要嫁给比她们年长、受教育程度更高、吸金能力更强的男性，这种观念形成了一种“全球空间范围内的上嫁婚配”（global spatial hypergamy）
婚姻价值取向，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趋之若鹜地涌向发达国家寻求伴侣，期望改变其一生的境遇。作为父权制度的表征之一，婚后“从夫居”（patrilocality）的生活方式也被认为是跨境婚姻以女性移民为主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所谓发达的北方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南方国家，女性婚后大多都会跟随丈夫一方定居生活，丈夫的事业发展是家庭迁徙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而妻子个人的发展则显得无足轻重。无论是早期女性移民的主要形式“尾随配偶”，还是跨境婚姻移民，都可以视作“从夫居”价值准则的一种再现。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不能将婚姻移民迁移的复杂性动因进行简单化归结，被他者化的女性移民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女性相比，并不会更传统或者更顺从化，她们的确在国际经济分层的结构中期望能够“上嫁”（marry up），但这与她们的社会地位无关。“全球空间的上嫁婚配”、“从夫居”婚姻模式等都将女性选择婚姻移民的动机等同于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而无视全球化的社会和文化结构。理解跨境婚姻要从理解女性自主性和能动性入手，女性的自我选择，追逐自由和爱情的梦想都应放在婚姻移民的结构框架中来考虑。另外，移民接收国的公民身份政策也是婚姻移民产生的一个诱因。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保证婚姻移民在婚后一段时间内将被赋予合法公民身份，如韩国，早在1998年就颁布法律规定结婚满2年的外籍配偶即可获得韩国公民身份。2002年新结婚的外籍配偶即可同时获得合法居民身份证，进一步解决了其合法就业的问题。2010年韩国再次大胆改革，允许包括跨境婚姻移民在内的四种移民可自主选择双重国籍身份。移民接收国的这些移民接收和相关身份福利政策是吸引婚姻移民的原因之一 [54] 。
跨境婚姻移民对移民输出国和移民接收国都带来了影响。改变了家庭和性别关系，女性婚姻移民取代其父亲和兄弟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伴随着她们向原生家庭输入的经济和社会性汇款，家庭和性别关系得以重塑，这也使得女性在输出国的地位不断提高，从而对传统的男性权威和男性地位提出了挑战。另外，婚姻移民在新社会的重新定位与适应也成为亚洲地区婚姻移民研究的重点之一，“外籍新娘”的空降使得新组建的家庭也面临家庭与性别关系的调整。跨境婚姻，尤其是商品化的跨境婚姻将两性刻板化为发展中国家/地区野心勃勃的女性掘金者与发达国家/地区的男性父权制控制者。婚姻移民在移民接收国充满歧视的社会环境中被形容为经济的、文化的或者其他族群的他者。他们的出现不断测试着其所居住社区的社会边界，给接收国在社会接受和社会重新定位上提出了情感的、社会的和法制的难题。接收国社会对婚姻移民的接收程度又直接反作用于跨境婚姻的质量和家庭关系、跨境婚姻家庭子女以及移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还影响着这些新移民与社区、社会的关系。
本章尝试用收集到的最新数据描绘、概括并深入介绍全球国际移民的流向、特征和发展趋势，在这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趋势是“国际移民的女性化趋势”，这一趋势引起了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学者的充分关注，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作为一个复杂的全球化现象，移民研究涉及法律、经济、语言、文化、身份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在今天这个全球互联网连接的世界，国际移民成为触及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真实存在，各种理论研究都在用各自的叙事方式描述国际人口流动生产与再生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强调这种流动既是世俗的、琐碎的，却也拥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女性移民，同样也怀揣着对于另一个国家社会或者说对于全球化的想象，在一定的关系网络帮助下，寻找每一个普通人对于未知生活的渴望与机遇。
亚洲跨境婚姻移民是一个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性与传统碰撞中产生的国际人口流动现象。婚姻移民的产生一方面受到既定的文化、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Pessar等学者所说的性别的权力地理学的作用。但对跨境婚姻移民产生动因的解释影响最深远、最有说服力的还是Piper等学者的观点，即“在分析跨境婚姻移民时，不能只将其看作是一种单一形式的移民，更应看到其作为劳工的身份，将婚姻移民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力移民” [55] 。学者Pflugf Elder认为跨境婚姻移民既应看到源于国与国地理空间上的不平等性，也应看到两性对异性配偶的“渴望的空间想象”（cartographies of desire），也就是说两性对不同地域中的异性有着不同的想象，跨境婚姻中处于发达国家的男性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异国女性勾勒出自己的想象——具有传统价值观念的、内向含蓄的保守女性，而这些女性对异国男性也有着自己的想象——现代的、更开放且包容女性的男性 [56] 。这两种想象偏差使二者天然地产生了一种好感，并通过繁荣的跨国婚姻中介机构建立起连通的桥梁，使他们很快走在一起。跨境婚姻移民是一幅有着鲜明性别特征的移民画卷，以女性为主体的婚姻移民在跨国婚姻和跨国流动中究竟是一种妇女能动性的彰显，还是全球父权制下女性受压迫的一种再现？跨境婚姻研究内部对此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但无论在哪一方的研究中，妇女的能动性都成为婚姻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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