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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际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女性移民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起也出现了剧增。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国际移民的女性化趋势（feminization of immigration）。2006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PFA（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一份名为《通向希望之路：妇女与国际移民》的报告中称：女性移民已基本占据了国际移民的半壁江山，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不再只是作为家庭成员迁移，而是成为独立的移民者。女性移民形成了一条虽“沉默却强劲浩瀚的河流”（silent and mighty river）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通过对比2015年与2000年的统计数据，女性移民从2000年占移民总人口的49%降至2015年的48%，与此同时，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域、北美洲和大洋洲女性移民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男性移民的增长速度。但在亚洲和非洲，女性移民的增长速度和数量却远不及男性移民。对比2000年与2015年的数据发现，亚洲女性移民在亚洲地区移民总人口的占比从2000年的45.6%降至2015年的42%，但亚洲移民女性人口从2000年的220万增长到了2015年的320万
。虽然女性移民的增长速度整体上落后于男性移民，但女性移民人口整体上还是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原籍国较少的工作机会与人生选择、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自我能动性的彰显、婚姻选择等都被视作女性移民踏上异国他乡行程的动机，因此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将移民女性化趋势视为女性移民逃脱压迫的一种解放。但学者Marinucci认为移民女性化趋势（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是源于“贫穷的女性化趋势”（feminization of poverty） [19] ，原籍国脆弱的经济形势使女性很难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到适合她们的“女性化”工作，此外家庭的拮据也使她们被迫逃离寻找新的机会，在养活她们自己的同时，寄回汇款维持原生家庭的生存。与男性移民相比，女性移民总是处于移民劳动力市场的更低一个层级。女性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两次切割。第一次切割使她们只能参与那些大多由移民从事的工作，第二次切割使她们只能参与那些大部分由女性完成的工作。这就是很多（低技术）女性移民要么只能在娱乐和性工作这些行业谋生，要么从事服务或者看护行业（care job）的原因。看护经济（care economy）是移民女性化趋势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性别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发达国家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不断提升与较低生育率使得家庭进行孩子和老人看护的能力不断降低，随之出现了看护行业的商品化，看护行业的用工荒也与此相伴产生，急需大量外来移民填补这一劳动力缺口，于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看护链”（care chains）。在这条看护经济链条中，菲律宾成为向产业链上的各国输送看护职业劳动力的最主要国家，无数的菲律宾女性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在亚洲区域内外各国从事这一行业。很多学者用社会再生产框架来分析看护工作如何从私人/家庭空间中的家务活动分化出来，成为一种有偿的社会化工作，并认为这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生育制度面临剧变的表现之一。低生育率与看护劳动力使得发达国家内部再生产新的看护劳动力的能力越来越低，更同时影响到更多夫妻对于是否要孩子的决定，而这种影响常常是消极的，发达国家不得不面临长期的低生育率。以女性移民为主的看护型劳动力移民是改善这一状况的有效手段之一。同时，低生育率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的男女性别比例和婚姻建构模式，随之引发了部分地区的新娘荒，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婚姻移民，这将在下一节进行探讨。
移民女性化趋势还形成了跨国家庭新的组成方式。那些丈夫、妻子、孩子分居两国的家庭往往要面对很多家庭内部产生的问题。在家庭结构中，性别作用与两性关系也随着移民女性化趋势悄然改变。例如很多女性移民成为家庭中的主要经济来源贡献者（breadwinner），而男性则留守家庭内部承担着照看留守家庭和孩子的责任。另外有关移民汇款、家庭资源的再分配也成为移民女性化趋势带来的新的转变。学者Parreñas曾经开展了关于菲律宾女性移民与其留守家庭子女关系的研究，并从中探讨两性对子女和家庭照看的性别化作用 [20] 。性别研究者还通过探讨“社会性汇款”来分析移民女性与原生家庭的关系。社会性汇款（social remittances）是学者Levitt和College在1998年提出的一个术语，指的是移民除去物质性汇款之外，还向移民输出国回馈了观点和行为，她将社会性汇款分为了四类：准则、实践、身份与社会能力，移民通过返乡，或者书信、邮件、电话往来以及其他电子文化和网络产品将社会汇款传回故乡 [21] 。移民女性化趋势正通过这些社会性汇款和物质性汇款一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移民女性自身，与其家庭内部甚至原籍社会其他女性的性别观念，重构了性别关系及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女性学者McNay认为性别身份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生产的结构，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不是一个永恒的概念，性别身份结构影响着不同时代的男性、女性的个体决定，以及他们的社区建构
[22]
。19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开启了人类大规模迁移的新纪元，但在早期的文献描述中，女性移民要么是缺失的、隐身的，要么是作为被动的尾随配偶，紧随丈夫身后亦步亦趋。还有一些男性移民研究将女性移民视为“受害者”（victim），而另一些学者按照移民的迁徙意愿进行分类，将男性移民等同于“志愿移民”（voluntary immigrants），女性移民和孩子则归为“被动移民”（involuntary immigrants）
[23]
。1885年，提出推-拉模型的早期移民研究者Ravenstein通过观察后撰文认为：移民距离是决定男性移民和女性移民产生的主要原因，与男性相比，短途移民的女性更多，但女性很少进行长途移民。这也被认为是可追溯的有关移民最早的性别论述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以及交通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国际移民，但Ravenstein关于女性移民的这个论述却没有像他那个直到今天还被研究者反复运用和探讨的推-拉模型那样引发争论，就连在美国这样的传统移民输入国，也是移民研究最活跃的国家，也没有学者对他那个既落伍且错误的论断进行反驳
。直到1983年，学者Morokvastic撰文指出：“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参与到了移民行动中，但移民研究依旧是在一个男性偏见（male bias）的语境下进行的，女性移民一直是一个未被发现的研究现象。”
[25]
跨境婚姻移民，也被称作国际婚姻移民（international marriage migration，IMM），因其是一种以女性嫁迁为主的国际移民形式，常常被作为全球移民女性化趋势下的一种类型来进行讨论。跨境婚姻移民是亚洲女性进行跨国和地区迁移的一种重要策略，也是亚洲区域内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亚洲如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甚至作为移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来分析探讨
。在全球范围内，单身女性远渡重洋，寻找异国男子结为夫妻的现象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学者Gothard甚至认为早期澳大利亚移民大都以男性为主，是男性将澳大利亚建设并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国家政权，但随之而来的两性性别比例失衡，使其需要大量的女性移民作为澳大利亚男性公民的伴侣
[27]
。二战结束后，大量的战后移民从日本国内流入美国，随后很多单身日本女性将其个人相片寄给远在美国的日本男性，通过这个方式结为伴侣，并在美国1945年颁布的战争新娘法案（the 1945 War Brides Act）的支持下，成功踏上美利坚合众国国土。这些婚姻移民也因此被称作“照片新娘”（picture brides）
[28]
。
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性产业和婚姻商业的捆绑结合体，亚洲地区兴起的“邮购新娘”（mail-order bride，MOB）现象吸引了政府、大众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邮购新娘”被刻板描述为在男性主导的性和婚姻产业中，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商业机构从发展中国家引进家庭贫困的女性，这些女性是用以满足其生理需要或结婚需求的“无助受害者”
[29]
。性别研究者们认为：尽管以婚姻作为掩护，“邮购新娘”实际上却是性别不平等性的再现，本质上是一个将女性商品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被限定为物化的、顺从的进口商品
。“邮购新娘们”不仅有着法律政策脆弱性，同时面临身份和性工作的非法化问题，还承受着比当地妇女更高的家庭暴力、精神打击的风险。
随着亚洲内部跨境婚姻移民的剧增，跨境婚姻逐渐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一种流行现象。以韩国为例，跨境通婚人口从1991～1994年的每年不足3000人，到1995年出现了首次剧增，当年跨境通婚人口突破10000人，并在此后7年间每年流入6000至10000名跨境婚姻新移民。2003年跨境通婚人口再次剧增，约20000名婚姻新移民涌入韩国，2004年至2009年一直保持在25000至30000人/年的增长量
[31]
。从1990年到2010年，韩国境内共登记了420098起跨境婚姻
[32]
。而日本在1970年，仅有2108位外国妇女嫁入日本。1980年之后，跨境婚姻女性移民迅速增加，1980年入境的跨境婚姻人口达4386人，而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增加为20026人，并在此后的五年间保持每年至少新增加21000人的跨境婚姻人口。1993年，跨境婚姻数量一度达到26657对，占当年日本新婚家庭总数的3.4%，而在1970年，跨境婚姻仅占新婚总数的0.5%。台湾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起婚姻移民女性开始涌入台湾，一开始主要是有着同源文化的大陆女性，但随着90年代台湾地区在越南投资范围和力度的增大，大量的越南女性也成为台湾跨境婚姻的主体之一。统计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婚姻移民人数年增长出现了明显上涨，并在2000年达到了34291人次的年增长量，此前台湾地区的通婚移民人口总数仅为16万人次左右
。新加坡从90年代后期开始也出现了跨境婚姻的增长，2004年约25%的新加坡男性选择与外籍女性结为夫妻，2005年比上一年增长2%，27%的新加坡男性与外国移民女性结婚
[34]
。
跨境婚姻人口的剧增使得研究者不再满足于“照片新娘”和“邮购新娘”的刻板描述，或者单纯将婚姻移民女性归结为被动受害者的叙事方式。亚洲地区跨境婚姻移民的研究逐渐分化为两种立场，研究者们站在了对立的两面来探讨婚姻移民现象。一些学者认为婚姻移民现象是一个剥削过程，并将导致破坏性的社会后果。激进派女性主义研究者就是对跨境婚姻移民现象持消极悲观态度的。她们认为婚姻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性别、财富、年龄以及阶层的失衡，使得女性在跨境婚姻中处于劣势。很多跨境婚姻家庭急需年轻的“移民新娘”，实际上是把她们当作一种不用付费的劳动力，而婚姻移民女性的娘家人也通过外嫁女儿的方式从中获利，用以贴补家用，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交易的商品。持消极态度的研究者还认为婚姻移民过程通过固化性别角色加剧了女性的弱势身份。学者Edward Jow-Chian Tu强调在跨境婚姻中，大部分的女性是处于被挑选的境地，男性依照其本能偏好进行挑选，女性被动地按照男性设定的标签被划分为不同等级。另外，很多跨境婚姻夫妻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年龄差，这种年龄差本身就是两性不平等的一种体现，女性并非因为爱情，而是迫于生存压力而选择了跨境婚姻
。持消极观点的研究者还大量援引移民机构、非政府组织的调查资料显示跨境婚姻移民遭受的各种风险及其脆弱性。学者Limanonda甚至认为：“跨境婚姻正在成为一种最便利的人口拐卖方式，一些女性甚至被其丈夫多次贩卖或者虐待”
[36]
。
而另一派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婚姻移民形式并不必然导致女性的脆弱性和遭受家暴。在学者对亚洲很多国家内部的婚姻和家庭研究中，发现婚姻的传统观念和父权制普遍存在的结构化因素才是导致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而以妇女为主的婚姻移民形式是社会规范变化的一种再现，因从充权（empowerment） [37] 研究的透镜观察跨境婚姻移民结构，婚姻移民在移民过程中是有着充分的自主性的，因此应该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婚姻移民现象，将其视为女性通过发挥其能动性（agency）改善生存处境的一种方式。学者Williams认为，一方面社会结构会对个体的能动性产生限制，甚至使某一特定群体变成脆弱的边缘群体；但另一方面，即使是最脆弱的群体，也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个体能动性，成为其人生和命运的主人。即使在婚姻移民行动中遭遇各种问题，移民女性也能在种种限制之下发挥女性能动性（women agency），改善其生存状况 [38] 。
乐观的研究者认为婚姻移民现象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价值、文化和人力资本传递的过程。亚洲地区婚姻移民现象是多样化的，一些女性因为经济原因，希望通过婚姻逃离贫穷，通过婚姻中介踏上新的国家；另一些女性移民却是在海外求学和工作过程中与异国男性自由恋爱并最终结为伴侣。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婚姻移民现象，都可以视作是女性将跨境婚姻作为增加其人生际遇、提高生活水准的一种策略。学者Nimfa曾撰文指出菲律宾女性在成为婚姻移民的三个阶段中都能够独立决定其人生选择：第一个阶段是到底要不要嫁人；第二个阶段是嫁给菲律宾男性还是嫁给外国男性；第三个阶段是到底要不要跟随其异国配偶移居国外。尽管这三个阶段的决定都是菲律宾女性基于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定位所做出的，但仍然是婚姻移民女性自主性的一种体现
。对跨境婚姻移民现象持积极态度的研究者们坚持认为跨境婚姻移民对女性而言是一种提升自主权、弥合性别鸿沟的方式，跨境婚姻移民不仅为女性移民提供了一个改善贫困的机遇，更为其提供了一些附加的，诸如促进其健康、教育和其他福利待遇的机会，婚姻移民女性在移民过程中并非总是被动的受害者，她们是能够在整个过程中进行协商对话的。
有关亚洲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两种立场分别描绘了婚姻移民现象的两面性，由于跨境婚姻与移民发生的先后性常常是模糊的，对于一部分女性而言，她们是在移民过程中寻找到终身伴侣，而另一部分移民则将婚姻视为“人生跳板”以改变处境。对于一部分女性而言，婚姻移民过程是一个协商对话的过程，她们在其中不断提升着自我能动性，而很多女性却是作为一种“家庭商品”在婚姻移民过程中被出售。要努力使婚姻移民在跨境婚姻中获得更多的权利，就应该尝试对亚洲跨境婚姻移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