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移民时代的到来

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移民研究因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成为最具争议的研究之一。

据联合国2016年最新发布的《国际移民2015年度报告》（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显示：过去15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移民数量持续增加，从2000年的1.73亿，增长至2010年的2.22亿，到2015年底，国际移民人口已达到了2.44亿 。相关国际组织指出，到2040年国际移民人口将超过4亿 ^[3] 。2015年的调查还显示：1.04亿的国际移民出生在亚洲，占据了移民人口总数的43%。2000年至2015年，亚洲地区的国际移民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以每年新增170万的移民人口速度向前推进，15年间累计共增长了2600万国际移民 。在全球的大多数地区，国际移民主要发生在同一地区内部，因此也叫区域内部移民（inner-regional immigration），亚洲拥有全球最大的区域内部移民群体共6200万，约62%的亚洲移民就在亚洲区域各国间流动 。

一 国际移民人口流动特征

国际移民的产生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平等性密切相关，60%的全球移民都栖身于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30来个国家。人口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或称高度工业化国家）的迁徙被称为南-北流向（S-N），此外国际移民还有三个主要流向：南-南流向（S-S），北-北流向（N-N）和北-南（N-S）流向 ^[6] 。

国际人口流动既是促进人类社会融合发展的动因，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效应之一，同时还是当下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全球化运转的世界一个最突出也是最本质的特征之一。著名的移民研究学者Castles在其《移民时代：当代世界国际人口流动》一书中指出：我们强调这是一个“移民时代”，并不是指移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现象，事实上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就一直为了新的生存机会，逃离饥荒、流行疾病，躲避战乱，或者因为生态环境的退化，主动或者被动地进行移民。当下这个时代移民最主要的特征是，它是伴随轰轰烈烈的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而拉开序幕的，它的发展引发各国以及各个国际、区域性组织的强烈持续的政治关切。国际移民作为全球化的产出，成为跨国主义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搅动着各国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传统关于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的二元划分早已不够准确，大部分的国家已同时具备移民输出和输入特征，尽管以其中一种流向为主，但伴随交通、科技和文化传播的全球化发展，“有来有往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成为21世纪移民的重要特征之一 ^[7] ，人们常常抛开边界的概念，穿梭于国与国之间。移民的动机也五花八门：留学、外派工作、跨国婚姻、寻求新的医疗方式，或者只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这对原有的移民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资料来源：UN（United Nation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 NewYork：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16。

主流政治学始终将移民问题化，呼吁恰当的政策加以解决和控制。移民时代的到来却对这些将移民置于民族国家研究框架内的研究与分析步步紧逼，特别是使那些致力于规范人口跨界迁移行动的政策性研究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完成建构之前，跨国移民常常是一种历史性的、自然而然的人类迁徙行动，日益加固的国家政权使得边界概念一再强化，移民从一种传统形式变为了国家法律定义中的“非法”行为，各国开始实施严格控制移民进入的法案才是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s） 大量产生的根本原因。学者Bakewell指出人们对待移民的观点原本就存在着一种古老的偏见，他将这种偏见称为“安居的偏见”（sedantary bias），指的是有着稳定居所且形成一定地域文化的群体总是会对其他流动人群产生偏见和歧视 ^[9] ，例如古代传统农耕文化对游牧民族的歧视，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对象征着脱轨、不稳定状态的排斥。当移民被扣上“非法”的帽子时，这种偏见和歧视就更深了。“未被授予合法”身份与“犯法”、“有罪”等罪恶之源画上等号，移民因此成为一种充满贬义的表述。

然而事实上，一旦得到相对宽容政策的支持，移民对输入国和原籍国所做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以2014年为例，发展中国家移民共向原籍国寄回了约为4360亿美元的汇款，这比2013年的汇款总额增加了4.4% 。这些钱不仅用于改善原生家庭生活水平，更通过资助教育、健康卫生服务，投资住房和基础设施，促进了原有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此同时，移民接收国也受惠于移民的到来，不仅有效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更促使企业家扩大营业，增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和其他社会财富。移民作为社会最活跃的成员，还在科技、医疗和文化等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多样性发展和多元化繁荣。故此，对移民的偏见虽然作为一种与民族主义、国家建构相关联的社会力量难以消除，但无论国际组织、学者还是各个以移民输出为主的国家，或是以移民输入为主的政府，都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各国应该加强合作，促使全球化移民趋势成为对劳动力进口国家、原籍国以及移民个体都受益的“三赢局面”（win-win-win situation） 。

尽管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特性使得国际移民无时无刻不呈现新的特征，以适应全球经济、文化和社会发生的剧变，Castles等人还是尽力从中总结出全球化移民呈现的发展趋势，加以评说和预测。他们认为：趋势之一是移民的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深受国际人口流动影响，越来越多的移民接收国将接收拥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移民，移民类型更趋多样化；趋势之二是主要移民流向的变化，以欧洲为主要移民流入区域的传统流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发生改变，伴随流向欧洲移民的减少，前往美国、加拿大的移民随之剧增，同时南-南内部移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成为前文提及的四个移民流向中人口最多的移民流；趋势之三是移民类型多样化，大部分移民接收国同时迎接着包括劳动力移民、家庭团聚移民、难民等各种类型的移民，在一种主要移民形式兴起之后，移民链（migratory chain）使其他相关类型的移民紧随其后产生，而政府对各类移民的控制总是相对滞后的；趋势之四是向“移民中转站”转变，一些原本以移民输出为主的国家在成为国际移民前往另一个目标国的跳板之后，很快也逐渐变成了以接收移民为主的国家，比如韩国、马来西亚、西班牙等国家，而一些国家在经历从移民接收国变为移民中转站后，逐渐成为移民输出国，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等国就经过了这样的转换模式，因此“移民中转站”可以看作移民输出/输入形式发生“变奏”的序曲或者信号之一；趋势之五是劳动力移民的女性化趋势，女性在长期扮演“尾随配偶”和“家庭团聚成员”的移民角色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开始成为独立的劳动力移民，女性作为劳动力移民的角色意识也不断加强；趋势之六是日益增强的移民政治关切，无论是国家内部政策，双边、多边和区域性关系，以及国家安全都深受国际人口流动的影响，针对移民的政策也被很多移民国家如美国、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提升至国家人口和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进行分析考量 ^[12] 。

学者Ian Goldin等在其关于全球移民的著作中指出，在人类未来发展的进程中，大规模的国际人口流动既是不可抗拒的，同时也是值得期待的 ^[13] 。既然移民浪潮汹涌而来难以抵抗，那么关于人口进行国际迁移的动因就值得深入探讨。对于国际人口流动产生原因的分析，常见的解释，认为源于收入、雇佣以及其他生存机会的地理性差别是导致移民产生的根本动因。这种解释乍听上去合乎逻辑，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从移民的四大流向来看，国际移民并非总是从最穷的国家迁移到最富饶的国家，即使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内部也经历着不同阶段的移民输出、输入和国内人口流动。伴随着不同国家的社会转型和发展，移民行动的复杂性不断增强，仅从某个单一的理论显然无法窥探整个移民现象。另外，如果不平等性广泛存在，为何国际移民人口（2015年占全球总人口的3.3%）在全球人口中却仍然只占有很少的部分呢？国际移民产生和影响的复杂性使得学者们不可能仅仅用贫穷或者空间均衡（spatial equilibria）来解释，而需要更多学科的参与和共同研究。

二 移民与输出/输入社会的关系

全球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是造成国际移民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及与之伴随的新的定居与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移民对输出/输入国的社会转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会通过政策的改变令移民自身的处境发生改变。移民，作为被暗示着贴上“边界入侵者”隐喻标签的一类人群，总会很快引起移民接收国的重视；另外移民身份同时也表明了移民者与故土至少是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割，这种分割因其表面上只是个体与整个国家的分离，就像一颗跳出海面的水滴、一只离开群体的企鹅，在一开始很难引起原有社会的关注，因此移民研究形成了一种以移民接收国为主的研究传统。当然很多学者随后也指出，与其说这是一种研究传统，倒不如说仅站在移民接收国层面进行移民研究的立场是一种偏见，一种由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的话语偏见 ^[14] 。移民与社会转型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移民在接收国的定居和归化，包括身份问题、同化和适应问题，劳动力与经济关系的问题，以及国家建构与公民权利等方面的问题；二是应关注移民问题与原籍国的发展关系，移民输出国究竟应该秉持一种积极的观点还是一种悲观的目光去看待和回应本国人口的流出。与此同时这两个课题之间也相互联系，互相影响。

移民接收国对涌入的移民总是怀着一种又爱又恨、暧昧模糊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态度。移民的到来弥合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刺激了商业发展和贸易活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口结构，缓解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移民的这些贡献不可否认，但随之而来的各种局部社会问题，甚至是种族和暴力冲突问题，也使得移民接收国无法对移民问题放任自流、乐见其成。

由于移民总是一个长期持续发展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移民选择长期定居，取得相应的身份后，往往会通过已建成的，并不断扩大的移民网络形成一定规模的族群社区。而对那部分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的移民而言，他们的生活空间更加狭窄，成为社会中的少数族群。少数族群的产生是一个被他者化的过程，身为少数族群的移民者因此被边缘化。与少数族群的建构过程相似，其他诸如性别、社会阶层、年龄、代际等也都是生产出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的重要维度。这些维度交互作用于移民群体，对其人生际遇、生活方式、文化和社会意识产生重要影响，移民的融入问题是移民接收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移民对输入国发起的第二个挑战是对现代民族国家模式的挑战。如果将所有移民都不加限制地归入国家公民，那么就挑战了输入国对文化/民族同一性的叙事模式，如果不接纳则会带来社会分化，引发不平等问题和社会冲突。很多社会学家都将民族国家比作一个再现特定时空性的容器，Anderson对民族国家的概念解析早已深入人心——“国家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其限制和主权构成了想象的边界” ^[15] 。但这种想象边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为适应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国家建构与发展，接收国根据其公民类型的建构对移民的收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如以双重或者多重国籍身份、准公民身份（quasi-citizenship）或者居民身份（denizenship）等方式来赋予移民全部或者某些社会权利，以达到一种治理的平衡。但学者Faist也指出，关于身份解决的策略也只是一种缓兵之计 ^[16] ，例如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双重国籍后，再过5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后，是否有可能使一些国家边界消失或者重新划分呢？

关于移民对原籍国的影响，以功能主义学派为代表的一方秉持乐观观点，坚称移民带来了原籍社会的繁荣，而历史-结构主义研究则认为人口迁移榨干了输出国的人力与财力资源。乐观主义者用移民汇款（remittances）作为支撑其观点的主要证据，认为移民寄回国的汇款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甚至有时超过官方的发展政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的相关统计数据、国家数据机构、世界银行各国事务所提供的数据进行的预测。这里的汇款指的是海外移民个人向原国籍汇入的资金。数据来源链接：www.workbank.org/migratipon。

而悲观主义研究者却认为移民强化了原籍国对汇款的依赖性，使其无法摆脱持续移民的趋势，并丧失原籍社会的自我生产力。在这一派观点中最出名的是学者Reichert于1981年提出的“移民并发症”（migrant syndrome），他将这个观点绘制成图表进行描述。

资料来源：Reichert，J. S.，“The Migrant Syndrome：Seasonal U.S. Labor Migr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Mexico，” Human Organization ，1981，40：pp.56-66.该图由研究者进行了翻译和重绘。

无论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的观点都显得太过极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关于移民的经验性研究加强，研究者们开始强调移民对原籍国影响的多样性，移民本身不足以撼动原籍国发展的整个结构。以新移民经济理论为代表的研究逐渐达成一定的共识：对原籍国来说，移民在微观层面，也就是对其家庭改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着直接且重要的影响，能够成为原生家庭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使其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居住、饮食、医疗、教育等条件，但在国家层面，移民汇款却不像其他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那样影响巨大。另外，移民也不会自主地加大贫富差距，因为汇款中的一大部分正是由其家人汇向了贫困的家庭，从而改善了其生活水平。因此移民汇款既不直接促进原籍国的发展，也不是原籍国社会停滞不前的万恶之源。 TSK39tEuf/mNRLU656DrvTuq5QUjMK2ptyK+PYObjJJAILCC3Fd/jjeBYthTOa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