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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起，亚洲内部的两性移民在区域内开始了往来频繁的迁徙行动。在区域内部不均衡的发展结构下，由性别、种族、国籍等多重社会分类带来的移民分层图景塑造了亚洲内部特有的一条女性移民流动路径，这就是跨境婚姻移民迁徙 [1] 。1980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女性移民首先利用婚姻作为跨海或者跨境行动的桥梁，通过与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的男性结为夫妻，迁移至新的社会环境，开启新的生活。紧随其后的是，来自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女性，她们同样通过跨境通婚“嫁迁”至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婚姻移民的男性配偶大都生活在当地边远农村地区，或者位于社会的底层空间，成为不受本土女性欢迎的结婚对象。因而他们将寻求配偶的目光转向境外，寻找愿意投入他们怀抱的女性，与他们结为伴侣。而那些愿意与其结成亲密关系的异国女性，同样有着各自复杂的动机，有的希望借此获得命运的转变，有的则是因为爱情，还有的是为了获取在接收国长期而稳定的居民身份，又或者是出于向原生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考虑。
进入21世纪，伴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我国大陆地区，从区域内部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婚姻移民传统型输出基地，逐渐转型为兼具婚姻移民输出与输入功能的移民“中转站”。大量来自越南、缅甸和老挝的毗邻国女性移民在以云南为代表的边境农村与当地男性组建家庭，开始新的生命历程。婚姻移民在边境地区的剧增和向内地的扩散引起了来自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不仅成为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社会治理难点，也成为包括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各专业共同关注和参与探讨的研究热点。
我和移民研究的缘分最早开始于十年前。2005年我成为一名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在研究生三年学习阶段中，我借助本科学习英语专业的优势，通过对昆明一个外国人聚集的酒吧文化社区的田野调查，完成了毕业论文《陌生人？朋友？——欧美裔外国人在昆明人际交往研究》。正是这篇论文使我对移民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毕业论文完成的同时，我获得了一份周围人羡慕的工作，在现实的生存压力下，我挥手告别了象牙塔内的生活，中断了学术之旅。6年之后，当我带着满身的烟火气息重新回归校园这片圣洁的土地时，我的研究方向又完成了一次跨界，从新闻传播学转向了性别社会学，但我对移民研究的兴趣始终未发生改变。在撰写《陌生人？朋友？——欧美裔外国人在昆明人际交往研究》时，我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一方面，欧美男性移民在昆明这个接收社会中具有来自国籍、种族和性别等多重优势；另一方面，和昆明当地男性相比，在昆明生活的中国女性与这些移民男性的交往更为紧密，且经常很自然地产生出跨国“亲密关系”。这些早期对移民研究中性别差异和跨国亲密关系建构的感性认知，构成了读博期间我对性别与移民进行再研究的基石。
2014年秋天，刚上博一不久的我就获得一次机会，参与了由湄公河移民网络组织（Mekong Migration Network）发起的专门针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内部跨境流动妇女健康调查的活动。作为云南省参与该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我选择了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保镇及德宏州芒市的勐戛镇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对这两个调查地点中的越南和缅甸籍的移民女性进行了滚雪球式的访谈。天保镇位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西南部，距离麻栗坡县40公里。天宝镇的东部与越南相连，有15.2公里长的边境线，全镇52.8%的人口由苗族、彝族、瑶族和傣族4个少数民族构成。全镇的跨境婚姻移民人口数量尚未有官方统计，主要为越南汉族、苗族女性，几乎所有的婚姻移民都未能获得合法身份，也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勐戛镇位于德宏州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的南部，与缅甸比邻，边境线长4.5公里，全镇拥有人口31989人，跨境婚姻移民人数为838人，其中687对跨国夫妻已获得当地民政局颁发的结婚证书，尚有约20%的夫妻未能办理结婚证。2014年，有两对跨境夫妻结束了婚姻关系。这是我第一次深入接触从缅甸和越南进入云南的移民妇女，在这次调查项目中，我完成了对两地23名外籍女性在当地社会、家庭中的生活适应和健康状况的调查，其中既有在当地务工的女性移民，也有跨境婚姻移民。
尽管对云南本地社会而言，这些女性移民和我硕士阶段在昆明访谈的欧美外籍人士都拥有同样的移民身份，但性别、国籍、阶层、种族/族群等多重身份的差别，使两者在接收社会呈现截然不同的生存状况和生命经历。而就算同样都是来自毗邻国的女性移民，婚姻移民与劳动输入型移民之间，甚至同一类型的跨境婚姻移民之间也呈现不同的特征和个体差别。这次调查使我第一次深入了解到包括跨境婚姻移民在内的毗邻国女性移民在云南边境地区的边缘生存状况，对她们的身份困境与地区治理之间的矛盾有了深切的感受，并发现“大湄公河次区域内的女性移民是脆弱的移民群体中的更脆弱者，每一个身份和来自移民社会相关政策的微小改变都能对她们的生存和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例如同样是来自边境另一侧的女性移民，在地方政策的保护下，与当地男性结婚的女性移民可以凭借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每年缴纳少量的费用后，便能享有与当地农村居民相同的医疗福利，包括生育、生病住院等大部分医疗费用都能直接免除，或给予部分报销，这对提高当地跨境婚姻妇女的健康和生存质量起到了显著的效果。而劳务输入型女性移民却不能获得这样的福利待遇。婚姻移民享有的这种实质性福利待遇，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移民女性最终选择与当地男性结婚，完成移民身份的转换。中国公民配偶的新身份使婚姻移民成为长居于当地，却难以获得“合法”身份的居民。
2014年到2015年初的第一次调查还使我获得了四个方面的发现。其一，大多数跨境婚姻发生在跨境民族之间，属于族群或者族际通婚，同源族群身份（co-ethnic identity）成为跨境移民缔结婚姻关系、适应融入当地生活的一种优势。其二，尽管跨境婚姻移民面临身份悬置的困境，但地方政府实际上对其存在显现出了默许的态度，婚姻移民所生活的社区也对她们呈现开放包容和吸收接纳的姿态，故而婚姻移民是以一种“例外居民”的状态生活在新家庭和接收社会。其三，婚姻移民对新生家庭而言有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这种价值和贡献同时体现在作为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上，此外婚姻移民还对帮扶其境外的原生家庭的生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四，与其他劳务输出的女性移民的频繁流动相比，婚姻移民总是相对稳定地生活在固定的乡村社区，是一种长期/永久型移民，这对研究者而言无疑是“完美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的选用上更易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多次入户深度访谈。正是这次访谈的收获，使我决定将云南边境地区的婚姻移民作为自己博士阶段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在确立将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移民作为研究对象之后，我以跨境婚姻、边境通婚、跨境新娘、跨国婚姻、中缅、中越、中老通婚等词组作为搜索关键词，对中国知网2001年至2016年11月所收录的有关我国本土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论文检索下载，并进行了分类统计和内容分析。回顾和总结近16年来本土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找寻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无论是对本土跨境婚姻移民的学术研究发展，还是对为实际工作部门治理政策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建议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过初步统计，2001年至2016年11月，我国内地发表的跨境婚姻移民研究方面的论文约为154篇。通过对这些论文的研究区域进行分析，首先发现的是：云南已成为我国当前本土跨境婚姻移民研究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图0-1 我国内地跨境婚姻移民研究涉及的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2001～2016年收录的有关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文献。
图0-1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的地区归类分析显示，除了台湾地区之外，云南成为本土跨境婚姻移民研究最集中的地区。由于台湾地区有关跨境婚姻研究的学术论文并未被中国知网所收录，因此在2001年至2016年11月出版的论文中，57.79%的论文是基于对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移民现象进行研究的。云南和广西，地缘上都和东南亚国家毗邻，故而都成为当前内地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重要地区。与广西主要接收来自越南的婚姻移民相比，云南同时涉及来自缅甸、越南和老挝三国的婚姻移民，数量更多，结构更为复杂。
图0-2 相关论文年度发表数量
资料来源：同图0-1。
在云南成为本土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主要基地之时，扎根云南的学者、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也成为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主力军。在当前发表的89篇有关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论文中，就有65篇，即73.03%的研究是由云南学者和机构主导或参与完成。跨境婚姻成为云南学界一个本地化的热点研究。跨境婚姻移民研究在云南学界持续升温，一方面是边境地区不断增长的婚姻移民人口数量及未来常态化的增长趋势所决定，这种“一边倒”的增长趋势改变了这一区域传统的族群迁徙模式，从而引发了包括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另一方面，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移民的进入和定居，对边境地区的边界控制、人口管理、疾病防治、社会治安、社会教育等方方面面带来了新的挑战，不断考验和冲击着当地社会治理模式。跨境婚姻问题的复杂性和亟待解决的紧迫性使得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公共健康等多学科的学者自觉地参与到特定区域和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来。
通过对已发表的89篇以云南跨境婚姻移民为主题的论文进行分类，并绘制发表的年度曲线图，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的研究在2008年之后不断增长，并持续保持在较高的年度学术产出水平线上。相关研究论文的增长趋势与跨境婚姻移民人口的增长趋势是相吻合的。
在云南学界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关注和研究互动中，跨境婚姻移民研究不仅呈现研究较高的学术产出，同时也孕育和产生了许多长期观察并进行本土婚姻移民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如云南民族大学的张金鹏和云南师范大学的保跃平老师，从2013年起开始进行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移民研究，几年来，共同或各自在各类刊物上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在其相关研究中，两位学者认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跨境婚姻的形成主要是源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差异、性别比失衡，以及传统小社会三大社会现实因素，同时由于国家边界在文化上的模糊性、互通的民族宗教文化和独特的跨境社会关系网络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使得跨境婚姻的治理面临一定的制度困境。在保跃平与周宏合作的有关跨境婚姻移民的最新研究中，还指出：当前国内有关跨境婚姻研究的文献大部分是在结构论视角下展开的，仅有少量的研究采用互动论视角，将跨境婚姻视为地方性知识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研究，并认为未来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应该尽可能地采取将结构论与互动论相融合的研究取向，同时处理好方法论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以及研究内容上结构与过程的关系
。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的戴波研究员是另一位长期从事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学者。戴波老师于2016年3月出版的著作《跨境婚姻的多维透视：基于云南案例的解析》是目前在网络上能够搜索到的有关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唯一一本专著。戴波老师还积极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其多篇研究中，都能发现她与保山等州市政府采取了深入的合作互动，获得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数据。不仅如此，在其研究中，她善于运用实证研究与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交织的方法对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移民现象进行剖析。在她近年来的论文中，戴波老师关注到了跨境婚姻移民的增长趋势，通过运用多学科理论分析引发婚姻移民增长的动因。她认为当前多重结构性因素下导致的婚姻挤压是造成边民择偶外溢的主要因素，同时还认为这种外溢现象对于缓解边境地区贫困大龄边民的婚姻、家庭困扰而言，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输出、排解方式，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管理困难及潜在风险。她列举了跨境婚姻移民带来的包括婚姻非法性、跨境婚姻所生子女落户、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传染疾病监控和干预、贫困救助、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及移民网络关系7个方面的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认为跨境婚姻移民管理应形成“低成本登记备案”的常态管理模式，并向“低成本合法”过渡。婚姻移民管理的具体管理条例应由州市政府制定，基层政府应当被赋予更多的操作权力，使其更好地开展对跨境婚姻合理合规的管理
。
还有一位研究跨境婚姻移民现象，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的研究者是云南农业大学的王晓艳。王晓艳老师更侧重于观察研究云南边境的中缅跨境婚姻移民现象。她认为中缅边境的跨境婚姻存在着一个核心结构，这个结构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族群性，但伴随着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的改变，跨境通婚圈也发生着变迁，最显著的变迁特征是通婚范围不断扩大，以及通婚由族内转向族际。她认为应在民族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探讨跨境婚姻移民的融入及身份和权利问题，对跨境婚姻移民的治理应该综合考虑国家制度环境、民族传统实践和移民主体意愿三者之间的矛盾
。
除了上述几位长期以跨境婚姻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之外，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还吸引了一批从事跨境民族研究、边疆研究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共同参与。如学者谷家荣，在研究跨境民族的认同过程中，将研究目光聚焦于跨境民族通婚人群在我国边境地区的认同感研究，在其相隔6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谷家荣都反复强调了边境地区通婚人群并不拘泥于纯粹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意识，而更多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社会认同，这种认同是一种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
。
纵观我国内地有关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发展，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缘位置，成为研究我国大陆地区跨境婚姻移民的最重要的地区；二是有关跨境婚姻移民的研究热度与跨境婚姻移民的剧增趋势是相吻合的，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现象引起了地方政府机构和学者的共同关注；三是云南本土学者成为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主力军，他们或者长期聚焦跨境婚姻移民现象，或者是从别的研究领域中注意到跨境婚姻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而积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在近年来生产出了较多的学术研究成果；四是这些学术研究大都着重于分析跨境婚姻移民产生的原因，对边境地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都注意到了跨境婚姻移民治理面临的制度困境，也都提出了各自的应对建议。
根据国际上对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十个热点，即理论、综述、权利保障、社会治理（管理）、非法性、婚姻家庭、跨境婚姻子女、疾病控制、家庭暴力、拐卖婚姻，对现有的与云南跨境婚姻研究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有关婚姻移民的理论研究、社会治理研究和疾病控制研究成为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三大重点，而直接以拐卖婚姻或家庭暴力为主题的研究则很少出现。具体统计如下。
图0-3 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关注点
资料来源：同图0-1。
当前我国学界对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对跨境婚姻移民、跨境婚生子女在云南边境地区的生活状况、身份认同问题进行研究，有的也从历史及地理的角度分析产生跨境通婚的原因，学界的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跨境通婚情况提供了很有益的帮助，也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以跨境婚姻中的女性移民为主体，从文化角度了解她们社会融入、健康权利及心理需求的调查研究并不多见，大多数研究是将跨境婚姻移民群体当作当地“社会问题”展开分析的，而未将跨境婚姻移民作为国际移民的一种类型进行学术探讨。
现有的对跨境婚姻移民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描述和分析。
一是对跨境婚姻移民剧增现象的产生动因，大多借用 19世纪的地理学家Ravenstein在做关于“迁移法则”的研究时首先提出的推-拉模型（push-pull model）分析跨境婚姻移民人口流动的供求关系，并认为包括移民法律和个体因素在内的输出国与我国作为移民输入国之间积极和消极的因素是造成移民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作为有关移民研究最早的理论模型之一，推-拉模型存在的缺陷已被当代移民研究者反复指出，推-拉模型仅仅指出了影响移民迁移的一组动因，却未对各个因素在移民迁徙结构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给予严谨的阐释，缺乏准确清晰的研究机制。国外移民研究者已一致认为它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仅仅是一种研究模型（model）。因此在采用这一理论模型分析我国当前的跨境婚姻移民现象时，无论是从研究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都与当前国际移民研究，尤其是移民的性别化研究形势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二是将跨境婚姻现象放置于族群、文化和地缘接近性中探讨跨境婚姻形成的动因。这种将跨境婚姻移民放置于特定空间进行探讨的方式，能够对跨境婚姻移民形成的时空文化延续性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深描，但却不能解释跨境婚姻移民形成阶段性一边倒增长趋势的根本原因，而且这类研究大都集中于跨境婚姻移民的族群认同身份，而忽略了婚姻移民以女性为主体的性别化身份，也忽视了婚姻移民处于社会底层空间迁徙的阶层化流动特征
。
三是在跨国主义研究框架中展开对跨境婚姻移民的研究，将跨境婚姻移民现象放置于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以及在经济和资本的区域性流动中进行探讨
。这种研究倾向已经尝试将婚姻移民现象放到了一个相对宏观的区域化视阈内进行探讨，通过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来探讨跨境婚姻移民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动因。但这类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忽略了以女性为主体的跨境婚姻移民的主体选择性。在其研究中，女性移民成为国家机器之下的“物化的移民”。
四是将跨境婚姻移民人口增长视为我国性别人口比例失衡的一种解决途径进行描述分析。这也成为了解释跨境婚姻现象“合理性”的一种普遍观点
。但这种观点忽视了婚姻移民剧增现象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忽视了跨境婚姻移民是作为劳动力的一种补充形式渗入我国边疆地区的本质。
五是从法律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探讨跨境婚姻移民对边疆治理造成的冲击，以及跨境婚姻移民“非法性”身份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对跨境婚姻移民家庭自身发展，尤其是对婚姻移民子女成长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但目前的大多数研究着力于将婚姻移民作为“社会问题”进行对策分析，忽视了她们在新生家庭和当地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与贡献，且大多数学术研究未从跨境婚姻移民权利保障的视角出发，并且很少参考其他具有相似现象的国家和地区治理跨境婚姻移民的政策经验，仅局限于狭小的本地化语境中进行探讨，未能对解决跨境婚姻移民治理与移民及其家庭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有效建议。
此外，按照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和其他杂志论文三种研究呈现形式，对现有的89篇以云南跨境婚姻（移民）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进行划分，不难发现当前学者对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发布和呈现，仅有少量的硕士研究论文聚焦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现象，而专门针对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的博士学位论文鲜见踪迹。
图0-4 研究成果的呈现形式
资料来源：同图0-1。
梳理上述文献会发现，尽管近年来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成为当前云南本土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且学术成果颇丰，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首先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形式单一，以期刊论文为主，与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相关的专著、论文集和博士论文鲜而有之。尽管有关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期刊文献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期刊篇幅的限制，使得当前对跨境婚姻移民的研究仍缺乏一个整体、系统和全面深入的梳理。
其次，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主要由云南本土学者完成，他们在研究过程中积攒了丰富的实证素材，并能及时观察分析跨境婚姻移民现象的变迁过程，但当前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就事论事，或者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分析和建议，却忽视了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科学规范性和内在逻辑联系。在研究的理论上，未能将跨境婚姻移民研究与国际移民研究理论相结合，从而导致大量研究流于表面，在探讨上浅尝辄止，且呈现同质化特征。大量研究尽管有实证数据支撑，但往往仅聚焦于某一个村落、特定族群或者某个毗邻国的边境婚姻移民，缺乏宏观视野和全球化思维，实际上成为一种封闭式研究。
此外，尽管汇集多学科共同参与研究，但当前有关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文献中，却很少有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视角开展研究的，这与国际上有关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现状不符。女性构成了跨境婚姻移民的主体，跨境婚姻移民也被视为是全球移民女性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表征之一，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者是世界各国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观点也成为跨境婚姻移民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工具。然而在有关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文献中，却难觅其踪影。不仅如此，在我国大陆地区发表的有关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论文中，我也仅发现较少的几篇运用女性主义/性别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献。其中一篇是2007年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的李娟撰写的硕士论文《女性视角的跨国民族婚姻研究——以中越边境地区广西大新县德天村个案为例》，另一篇是由辽宁大学法律专业的郝洁于2016年撰写的硕士论文《中越边境非法跨国婚姻中妇女权利保护研究》。虽然前一篇论文以女性视角为题，但仅仅是以婚姻女性移民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在论文中鲜见女性主义相关的理论和观点的运用和阐释。而第二篇论文尽管未直接指出采用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理论，却是非常难得的真正将边境跨境婚姻女性居民的人格人身权利作为关注点和切入点的研究，文章将婚姻移民女性视为研究主体，站在这一人群的立场上对婚姻移民女性在广西边境的居留权和人身自由权进行了探讨，并呼吁学界对这一群体的重视，反思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制度。这也是目前已发表的仅有的站在跨境婚姻女性移民立场发声的研究
。
调查研究流于表面现象带来的浅显化、国际移民理论学习和运用的匮乏和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视角的缺失，对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继续发展形成了阻力，也使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尽管面临严峻的现实紧迫性，但由于当前的研究都未能完成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上的转变和突破，实际上陷入了瓶颈状态。
当前云南政府和本土学者都在聚焦跨境婚姻移民治理的制度困境。而造成当前制度困境的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对跨境婚姻移民剧增的根本原因分析不到位，忽视了跨境婚姻移民同时作为当地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性劳动力补充的客观事实；其二是在制度设计和治理过程中，未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
。
我于2015年1月、3月、6月、8月和11月重返德宏州芒市，对芒市镇大湾村街坡寨、芒市镇云茂村何家寨、勐戛镇杨家场村和三台乡允欠德昂寨等多个村寨的婚姻移民进行了访谈。这些婚姻移民都来自缅甸，有汉族、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和傈僳族。婚姻移民尽管拥有不同的族群身份，但在当地社会中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这也与天保镇越南籍婚姻移民表达的诉求一样，那就是解决身份合法化的问题。于是有关身份合法化的问题成为本研究中最先确立的研究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多次前往芒市当地公安局、民政局、妇联、教育局等部门和乡镇一级的基层政府去了解当地政府对婚姻移民身份的治理政策和态度。调查发现婚姻移民的“非法身份”是伴随近年来婚姻移民在边境地区呈现“爆发式”增长而凸显的问题。
婚姻移民悬置的法律身份不仅对婚姻移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也给当地政府的治理带来了困扰。在随后获得的多份各级调查组织完成的调研报告中，也都将婚姻移民“非法身份”问题列为当前婚姻移民治理的首要问题。在这些调查报告中，婚姻移民“非法身份”问题主要源自国家层面相关法律的缺失，婚姻移民的非法出入境和“非法事实婚姻”这些多重因素致使婚姻移民的身份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治理难点。从婚姻移民的“非法身份”问题出发，我不断提出更多的疑问，这些疑问包括：婚姻移民的剧增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婚姻移民的“非法身份”问题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身份问题给婚姻移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使她们处于当地社会结构中的什么位置？在身份受限的现实困境下，她们能做什么？对于接收社会而言，身份问题为什么会形成当前这个悬置的“例外状态”？身份问题和国家边界建构之间的矛盾性在哪里？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否也出现过婚姻移民剧增现象？这些现象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他们在婚姻移民的身份归化和治理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2015年11月底，我带着厚厚的田野调查笔记和研究问题，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进行为期一年多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学习与生活。联合国将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口称为国际移民 [14] 。在国家的资助下，我有幸成为一名“国际移民”。而那些远在万里之外我的家乡云南边境地区的婚姻移民，她们同样也是国际移民。当我拿着J1签证在异国的土地上开始每时每刻的生活时，更切实感受到身份对一个移民在新的社会中的影响，这种影响日常而琐碎，却又深刻而具体，它决定了移民者与接收社会的距离和关系。我从自身作为女性移民的身份，重新思考同样身为女性移民的“他者”此时彼地的生活，从而跳出了单一的民族国家主义（nationalism）视角，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以一种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视角去理解跨境婚姻移民同时作为国际移民、移民性别化趋势的一种类型，是如何形成、产生和发展的，并对论文的研究问题进行了逻辑梳理。
一是国际移民研究的现状如何？有哪些突出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成果？
二是当前移民的性别化研究图景是怎样的？以女性为主体的婚姻移民现象是否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当前国际上对婚姻移民最新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是什么？婚姻移民现象对女性而言，是一种被动卷入还是主动选择？
三是应当采用一个怎样的研究框架去研究具有明显的族群性、区域性、性别化和阶层化特征的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现象？以云南为代表的我国本土婚姻移民现象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婚姻移民现象有哪些相似性和差异性？
四是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现象产生的动因是什么，当前呈现哪些特征，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五是跨境婚姻移民在云南边境地区被赋予了哪些社会身份？她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定位是怎样形成的？
六是婚姻移民在家庭和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是怎样的，她们对家庭和社会有什么价值？
七是移民身份归化和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各国/地区婚姻移民的治理策略和模式对我国婚姻移民治理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基于上述研究问题的提出，在对国际移民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基础上，我进一步对全球移民图景下移民女性化趋势和婚姻移民研究进行了结构化的回顾和整理。一方面梳理了性别研究参与移民研究，并形成性别与移民研究互动局面的历史脉络，重点介绍了性别与移民研究互动的学术产出，即多元交织（intersectionality）理论及研究框架；另一方面介绍了作为亚洲区域内部的一种特有移民现象，婚姻移民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上述研究的相关理论梳理、总结和归纳，对正处于移民转型中的我国开启本土国际移民研究，尤其是开启移民性别化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有利于国际移民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与发展，有助于实现本土移民研究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接轨。
在完成对国际移民理论、移民性别化研究、亚洲婚姻移民研究理论的系统性梳理之上，本研究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学者David Steinberg曾将韩国的跨境婚姻移民现象称为在韩国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悄然的乡村社会剧变”（quite rural social crisis） [15] 。在我国，跨境婚姻移民现象也正面临着由边境农村地区集中爆发向内地农村地区扩散的趋势，婚姻移民治理同样也成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利用当前移民性别化研究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多元交织理论分析框架对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移民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从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现象剧增的时空交织性背景、增长的动因与特征，到婚姻移民的污名化身份生产与真实身份还原，再到婚姻移民在家庭和社区空间中的能动性施展，在此基础上为婚姻移民正名。研究强调：跨境婚姻移民并不是造成接收社会发生“剧变”，使国家建构陷于失序的“麻烦制造者”。相反，跨境婚姻移民和亚洲区域内部的其他劳动力女性移民一样，都是受区域发展结构不平等性、劳动力市场变化而形成的跨国性别化流动，婚姻移民对接收社会而言是重要的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性劳动力，并对其新组建的家庭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与跨境婚姻移民对当地社会的贡献相比，她们在移民社会结构中受到来自阶层、国籍、族群、性别等多重身份的影响，在身份和婚姻的双重“非法状态”下，通过大众媒体的塑造，成为标签化的“他者”，从而生活在多重劣势中，成为行动受限的主体。研究还通过对比分析亚洲内部多个国家/地区针对跨境婚姻移民的治理经验，强调跨境婚姻移民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并将在经过爆发式增长阶段后，进入平缓增长期，从而探讨本土跨境婚姻移民治理的方向、路径和模式选择。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尤其在协调婚姻移民权利保障与治理之间的矛盾方面提供具体的建议，同时也期望通过对婚姻移民身份赋予和权利保障的呼吁，进一步促进性别主流化在本土的实践与发展。
本研究旨在研究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移民剧增的时空交织性，婚姻移民的社会身份交织性、行动交织性，以及治理路径和模式的选择。为此，有必要对本研究中的研究主体“跨境婚姻移民”进行清晰的界定，以利于后续研究分析与讨论。
要探讨“跨境婚姻移民”概念的使用，首先要探讨“跨境婚姻”概念。在现有的有关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研究中，除了“跨境婚姻”之外，学者也常常采用“跨国婚姻”、“涉外婚姻”或者“跨国（境）通婚”来进行研究描述；有的研究为强调跨境婚姻发生的地域范围，常常采用“边境跨国婚姻”、“中缅（越/老）边境通婚”等进行研究分析，或者将“边民”放置于“婚姻”之前，用“边民涉外婚姻”、“边民跨国（境）婚姻”、“边民跨境通婚”、“边民通婚”等词来描述跨境婚姻缔结的人群范围；也有研究将族群特征嵌入在其中，以强调跨境婚姻发生于跨境民族，或者某一特定民族内部的族群特征，如“跨境民族跨国婚姻”等；另有许多研究将“非法”二字运用在“跨境婚姻”之间或之前，用于描述限定跨境婚姻的法律状态。
国际上有关跨境婚姻的研究，多采用“cross-border marriage”，即“跨境婚姻”，但同时也有采用“transnational marriage”（跨国婚姻），或者“international marriage”（国际婚姻）进行研究分析的，因此无论是“跨国”或者“跨境”都是合理可行的。而针对当前跨境婚姻的区域性特征，在“跨国婚姻”或者“跨境婚姻”之前加上“边境”、“边疆”来强调这类国际婚姻发生的特定范围也是可行的，透露出我国边疆地区作为跨境婚姻移民主要接收地的关键信息。
但如果没有特别限定的区域或者人群范围，就贸然使用“边民”概念，诸如“边民通婚”“边民跨境（国）婚姻”等概念开展学术研究是极其欠妥的。因为，根据2012年10月1日执行的《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办法》及《云南省婚姻登记工作手册》，对“边民”有如下的解释：“中国与毗邻国边界线两侧县（市、区）60公里境内有当地常住户口的中国大陆公民和外国人。”在这一范围内的双方边民若是在中国境内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可由县（市）一级的民政局给予办理，而超过这个60公里的行政范围之外的跨境婚姻被称作“涉外婚姻”，必须到州及以上的民政部门才能办理婚姻登记。以德宏傣族景颇族州芒市为例，经当地政府勘测后确定了缅甸的木姐、南坎、九谷、勐古、雷基、果敢、南伞、拉咱和昔董9个区为边民地区，超过这9个地区的缅甸公民与德宏州当地居民结婚，须到州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就目前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发展形势而言，早已超过了法律设限的“边民”范围，在这个背景之下学界再采用“边民通婚”概念来概括当前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现象显然不是审慎、严谨之举。与此相对，采用“涉外婚姻”对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进行界定也是不够准确的。此外，由于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不仅发生在同源民族内部，也发生在族际之间；既发生在少数民族之间，也发生在汉族之间，因此如果不是针对特定族群的跨境婚姻研究，贸然采用与“民族”相关的概念对跨境婚姻移民现象进行限定也是不恰当的。最后，尽管跨境婚姻及婚姻移民在我国面临婚姻和身份的合法性问题，但当前边境地区的婚姻移民事实上是处于法律身份悬置的“例外状态”，因此再采用“非法”对跨境婚姻和婚姻移民进行界定，在学术上会对跨境婚姻和移民身份造成他者化、标签化和污名化的生产。
再来看“跨境婚姻移民”这个概念，它源自于英文“cross-borders migration/immigrants”，既可以指跨境婚姻迁徙这种特殊的国际迁移类型，也可以指国际婚姻移民这一特定的移民群体，国际学术研究中还经常将跨境婚姻迁徙称为“国际婚姻迁徙”（International Marriage Migration，IMM），同时也将跨境婚姻移民简称为“婚姻移民”（Marriage immigrants）。尽管跨境婚姻移民是一种以女性为主体的迁移形式，但为了避免学术描述造成对婚姻移民女性的物化偏见和歧视，除了在特定的需要强调指出婚姻移民国籍、性别以及其他信息的地方，国际上，学界通常采用“（跨境/国际）婚姻移民”对这一群体进行描述，同时对其异国伴侣采用学术术语“配偶”（spouse）进行研究阐述。在台湾地区，为进一步去除对“婚姻移民”因为其“跨境通婚”入台方式而遭到的歧视，中国台湾学界和民间组织更在2003年以后首创“新移民”这一身份概念，用于描述从东南亚和大陆地区入台的婚姻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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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我国内地有关“跨境婚姻移民”的相关研究，仍然在采用“跨境婚姻人群”、“跨境媳妇”、“跨境婚姻妇女”、“跨境婚姻外籍妇女”和“缅甸（越南/老挝）新娘”等有可能对婚姻移民带来包括性别、国籍、家庭地位等有偏见和歧视的概念进行研究。采用这些词语对婚姻移民进行描述和分析，不仅给婚姻移民贴上了难以脱离的标签，更缺乏将婚姻移民放置于国际移民研究的框架中进行分析探讨的专业精神，不但不利于开展婚姻移民的本土国际化研究，也不利于国际移民研究在我国的推动和发展。
因此，本研究除了特别地说明和强调需要之外，均采用“跨境婚姻移民”或者“婚姻移民”进行阐述，对形成“事实”或者法律婚姻关系的伴侣采用“配偶”一词进行描述。尽管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移民分别来自毗邻的缅甸、老挝和越南，且云南各地对婚姻移民的治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由于无论是跨境婚姻移民产生的时空逻辑性、动因、呈现的整体特征，还是其在当地社会的弱势处境和能动性的限制性施展等，都呈现相似的特征，因此本研究受台湾地区学者王明辉的启发，将云南边疆地区的婚姻移民视为一个来源于不同国家却在同一个区域中具有相似交织性身份，身陷相同弱势情境，拥有相似生命经验的“虚拟族群”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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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婚姻移民研究的美国著名学者Sara Friedman在对大陆与台湾的跨海婚姻研究时，曾这样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合法进行国际迁移的通道不断萎缩，跨境婚姻成为移民可以采用的为数不多的可以进入另一个国家/地区，并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合法途径。由于家庭团聚（family reunion）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移民管理遵循的重要原则，婚姻移民因此往往有着比其他类型的移民更多的优势地位。因此对于大多数国家/地区而言，对婚姻移民进行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于鉴别跨境婚姻的真伪。但在台湾地区和大陆的跨海婚姻中，由于两岸微妙的关系，对婚姻移民的管理成为台湾地区强调边界管理的一种官僚实践（bureaucratic practice），他们将跨海夫妻的亲密关系编织进了‘主权’的自我辩称中。在这种对跨海婚姻的管理中，无论是来自大陆的婚姻移民，还是整个台湾地区本身都处于一种例外状态中 [18] 。” Friedman对台湾地区婚姻移民及治理的例外状态阐释，对本研究的启示极大。对云南边境而言，尽管已具有清晰的行政边界，但族群空间、国家空间和区域空间的运动、碰撞和交融始终存在，这也使得这一地区的跨境婚姻移民的管理始终处于一种不具备规范性和稳定性的例外状态下。例外的管理策略造就了婚姻移民例外的身份状态。对于生活在云南边境的跨境婚姻移民而言，这种例外的身份，暗示了身体与生活的植根，自我内心的被迫流放和漂泊。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研究设计的目的在于：如何通过多种渠道获取资料，并对海量的资料进行筛选、分析和利用，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必须展现出敏锐的观察力、专业的访谈技巧、资料检索能力以及资料分类和归纳能力。本研究的后半程是在美国完成的，这犹如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使我难以重返田野进行补充性调查；但另一方面也使我拥有了更多接近国际相关学术研究最新成果的机会，获得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从而使论文具有了较为丰厚的理论积淀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访谈和次级资料分析三种研究方法共同组合的方式进行研究。
首先是文献分析。文献分析是指根据研究主题，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归纳整理，从现有的研究中总结出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文献分析具有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可以显示出当前“研究主题”的内涵和意义，并借由文献分析建立起本研究的可信度，使读者产生认同；二是借由对先前相关研究的探索，明晰本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并以此作为研究基点加以探索；三是对已知研究领域整合并作摘要；四是从之前的研究中学习、获取并刺激本研究的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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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移民放置于国际移民研究的框架中，将其作为移民性别化/女性化趋势中的一种类型和特征，将多元交织框架作为一条研究主轴，分析婚姻移民交织性的身份生产和能动性实施，并探寻本土婚姻移民治理的方向。本研究的定位是婚姻移民的本土国际化研究，因此需要获取丰富的相关国际研究资料。研究过程中，我完成了对国际移民研究理论、移民性别化研究、亚洲婚姻移民研究的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呈现和运用。移民研究是一个全球化的研究，西方学者对此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产出，因此我参考的文献资料中有许多是由澳大利亚、北美、欧洲等传统移民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撰写的。但同时婚姻移民研究既是一个移民性别化的研究，也是一个以亚洲区域为代表的区域性研究，由此我一方面对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整理，另一方面对亚洲区域内各国和地区的相关研究和政策治理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对比，对这些宝贵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解读和分析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也是本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亮点之一。
其次是参与观察和访谈法。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11月的一年中，我多次前往云南省文山麻栗坡天保镇及德宏芒市和瑞丽等多个乡镇，对来自越南和缅甸的53名婚姻移民妇女进行了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这些婚姻移民分别来自壮族、苗族、汉族、景颇族、傈僳族、傣族、德昂族等多个跨境民族。亲身参与她们的生活、生产实践，可以对这一群体及其家庭在当地社会文化情景中的处境有直接的认识，并能对这一群体与其家庭成员，以及当地社会其他成员的行为互动关系有全面和完整的了解。通过往返多次对特定婚姻移民及其家庭的观察，我对“无证”状态给婚姻移民及其家庭生存和发展带来的限制有了深刻的了解。
本文引述的资料都来自于受访者，是根据对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观察，以及其在访谈中的诉说而呈现的文本。文中所有名字均以字母代替。学者Dovey指出个人对其所生活的空间有着动态建构的过程，并在日常生活中生产新的体验，赋予生活新的理解和意义，在某一个特定时空生活的时间长短对其意义的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 [20] 。因此，我选择访谈的婚姻移民一般都在新生家庭生活了2年以上，又或者在婚前已入境生活了较长时间，具有较长的本地生活经验。此外，由于访谈中有的婚姻移民仅会说少数民族语言（如傣语、景颇语），因此在田野调查期间，我还利用个人网络邀请生活在当地熟知傣语的亲戚和少数民族朋友作为访谈翻译，协助完成访谈，并在访谈结束后与翻译反复确认信息以确保访谈内容的准确性。
访谈是从了解受访者在云南当地的生活经验开始的，在访谈过程中，我都使用云南家乡话，拉近与婚姻移民的亲近感，鼓励她们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life story）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困难。在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这些婚姻移民敞开心扉地讲述了她们婚前在当地的生活，与丈夫及其家庭的接触、恋爱和结婚的过程，成为母亲和教养子女的经验，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惑和感慨，在新社区的人际关系网络建立，与原生家庭的往来，跨国关系网络的建立，等等。访谈内容在征询受访者的同意下全程录音，并获得受访者的同意拍摄了有关其日常生活场景的图片。访谈结束后，录音内容都逐一进行了誊写，并同时撰写田野调查日记。在美国研究期间，我在确立以多元交织理论分析框架作为论文的理论框架之后，反复仔细地阅读访谈资料来完成对田野资料的选取和组织工作，并通过具体的理论进行分析。除了婚姻移民，本研究还对其配偶、家人和邻居，当地基层乡镇工作人员、德宏州芒市县多个与跨境婚姻移民治理相关的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最后是次级资料分析。次级资料主要是由他人收集的数据、资料与表格文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档案组成。在多位朋友和师长的帮助下，我获得了云南各级多个调查机构近年来对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所做的调查报告，这些来自多个部门的调查报告为本研究提供了当前云南边境地区有关婚姻移民最为权威和全面的数据，也成为研究的主要论据之一。除了这些调查报告之外，本研究还对我国当前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再到基层政府有关跨境婚姻移民的法规、政策、方案和措施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对这些有关婚姻移民政策的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一方面可以全面评估婚姻移民在我国和当地社会的身份归化与融入和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我国当前的婚姻移民政策做出客观评价，并提出建议。
此外，论文的第五章，在云南省海量语言信息处理工程实验室的帮助下，通过专业的信息数据处理技术，本研究对 2008年至2016年10月期间，互联网发布的有关越南、老挝和缅甸籍跨境婚姻移民在我国的新闻报道进行采集、分类和内容分析。上述次级资料在本研究中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不仅有助于全面分析当前婚姻移民在云南边境的生存状况，也有利于了解各级政府婚姻移民政策的实施和效果，以及媒体对婚姻移民议题的塑造和传播。
无论是性别研究还是移民研究，都是一个跨学科交汇的学术场域，本研究立足于本土国际化的研究定位，将云南边境地区的婚姻移民研究置于一个跨学科交叉的视域中进行分析，具有四个方面的创新意义。
一是将跨境婚姻移民研究放置于国际移民研究的视域内，在系统、详细地介绍国际移民研究的范式、理论发展及未来的融合趋势后，再开启对跨境婚姻移民的研究。这种回溯不仅对加强我国移民研究理论与国际移民研究接轨有着理论价值，也有助于将跨境婚姻移民研究放置到全球化移民研究的场域中进行探讨。
二是将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同时视为移民性别化研究，与亚洲区域内部跨境婚姻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展开分析，这一方面有助于强调对以女性为主体的婚姻移民进行性别化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移民性别主流化研究的本土化实践。性别研究与移民研究之间的相互渗透并产生学术互动，能推动性别与移民研究共同发展。婚姻移民是全球女性化移民趋势中的一个特征，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目前性别研究者对亚洲婚姻移民现象与女性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呈现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我认为对婚姻移民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应该更为客观地评价。首先应该承认亚洲区域内部的婚姻移民现象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等性之间的联系；其次应该承认婚姻移民对于移民接收国而言同时也是一种劳动力移民；最后应该看到婚姻移民受到多重压迫以及所处的脆弱性社会定位。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婚姻移民在限制性情景下依然积极发挥着自身能动性。
三是运用多元交织分析框架进行本土跨境婚姻移民研究，这既是多元交织分析框架在本土移民研究中的一次实践，也是对多元交织研究在本土化应用发展中的一次回归。在性别研究与移民研究展开的互动中，学者们通过对性别、族群、阶层等交织性因素在移民，尤其是移民女性中的定位作用进行分析，逐渐形成了多元交织（intersectionality）分析框架，这也成为性别研究近年来的一个突出的学术产出。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游历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多元交织研究应该更好地完成本土化实践与运用，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我国性别研究同质化的现状，促进性别研究的主流化发展以及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接轨，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移民研究的性别主流化进程，进而带动整个移民研究的纵深发展。此外，透过多元交织的视角，还能够加大对我国社会发展转型中处于弱势、边缘状态的人群的研究和关注，同时有利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
四是通过对新加坡、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四个同样身为婚姻移民主要接收基地的国家/地区相关移民政策和治理经验的对比分析，认为跨境婚姻移民和其他少数群体一样，其身份和权利应该得到认可和保护；跨境婚姻家庭也应该和所有家庭一样获得尊重、认可、保护和发展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跨境婚姻移民治理与我国边境地区民族关系、边疆治理和国际关系等问题紧密相关。当前云南婚姻移民的社会治理面临两个转变和一个首要问题，针对我国当前婚姻移民呈现的边境地区集中爆发、内地农村地区零散分布的特点，婚姻移民治理应积极研究参考各国/地区治理经验，采取以地方治理为主的模式，尽快出台灵活统一的区域性的婚姻移民治理政策，完成对婚姻移民身份的地区性管理，并将婚姻移民的权利保障与社会治理有效地结合起来。
本书的各个章节是在对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移民现象所做的田野调查，以及对与婚姻移民相关的学术性和非学术性文献和资料的收集基础上完成的。移民研究恰如许多学者所说，是一个跨越学科门户和理论视角限制的领域。而我在博士阶段跨越中美、跨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联合培养模式也促使本研究是建立在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基础上。在包括Lucy William、Sara Friedman、Yuval-Davis、Aihwa Ong和Nicola Piper以及其他性别研究者的研究启示下，本研究将性别视为了解社会和文化实践、了解移民图景和发展趋势的基础性因素，强调通过性别视角去了解婚姻移民的日常生活经验，并倾听她们的声音。
[1] Nicole Constable， Cross-border Marriages：Gender and Mobility in Transnational Asia. Philadelphis：Universitiy of Pennsylvania，2005；Freeman Caren， Making and Faking Kinship：Marriage and Labor Mi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2011；Rattana Jongwilaiwan and Eric C.Thompson，“Thai Wives in Singapore and Transnational Patriarchy，” Gender Place & Culture ，Vol.18，2011，pp.1-19.
[14]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Guide on Measuring Migration Policy Impacts in ASEAN.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Press，2016.
[15] C.Freeman， Making and Faking Kinship：Marriage and Labor Mi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2010，p.1.
[18] S.L.Friedman， Exceptional States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aiwanese Sovereignty. 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5，p.26.
[20] K.Dovey，“Home and Homelessness，” in I. Altman & C. M. Werner （Eds.）， Home Environments. N.Y.：Plenum Press，1985，pp.3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