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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性别研究者指出，女性移民在整个社会的隐身化是由于广泛藏在社会科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性别偏见造成的。性别偏见是建立在对“工作”一词的单边定义上的，即仅仅只把有偿工作称为工作，而家庭内部包括看护、家务等以女性化为主的内勤工作则被定义为非生产性的，是附属于生产性工作的活动。因此，主要从事看护或其他私人空间事务工作的女性，虽然同样为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但因其工作被排除在“真正的工作”之外，而被发展的现代性研究长期漠视。长期以来，女性移民在整个移民研究中，至多只是如Kofman所言，仅是在少数关于移民社区或者家庭的研究中被视为辅料，加进去，再搅一搅。这便是所谓的“add women and stir”，意为像在咖啡中加入糖一样，加入有关女性移民的些许叙述，使整个研究看起来更为全面 [22] 。
对女性移民真正的研究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建立在各国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与国际化研究机构兴起的基础上，整个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使女性移民在移民行动中逐渐显露身影，尝试勾勒出女性移民特有的图景，概括女性迁徙过程中的主要特点，这也可以称作是关于女性移民的补偿性研究阶段，主要任务是弥补早期移民女性的研究空白。
第二阶段是研究女性移民在各类移民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移民语境中的贡献和具体经历。
第三阶段是随着女性主义向性别研究的推进而开始的。“性别”（gender）一词在社会科学中用于强调人的生物性与其被社会要求表演的性别身份之间的区别，和它带来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角色塑造。性别研究突破了仅以女性为研究主体，或者以两性为比较的狭窄本质主义研究，取而代之的是将性别不对称性视为是在一个制度化和社会政治的过程中，作为社会秩序的一种产出，性别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非一个静止的名词表述。性别研究的主体是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建构，作为工作场所的公共与私人空间的意义，以性别为主的评估等。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使其在移民研究领域开启了新的理论路径，使移民研究不再只是简单地在男性和女性移民之间做比较，而尝试用不对称性、不平等性、权力与主宰等既存在于两性关系之间，也在其中一个性别分类之下进行研究，例如对同性恋移民的研究等。性别研究者还生产出新的研究工具用于分析跨国流动中的性别化能动性。这些研究工具从学者Gardner的“权力空间”（geography of power）出发，衍生出Doreen Massey的“权力几何维度”（power geometry），以及学者Mahler和Pessar提出的“性别化的权力地理学”（gender geographies of power）等有关移民性别化研究的概念，随后这些研究工具被用于其他领域的性别研究中 [23] 。
第四阶段与第三阶段并不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女性非裔学者Crenshaw等人的推动下，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并质疑主流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和方法 [24] 。这些研究者并没有去寻求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研究共性，相反却尝试在不同社会定位，如在公民身份地位、种族或者族群差异、经济和文化的不平等性下，结合性别身份进行差异化分析，这种分析又以种族-阶层-性别结合的辩论得以闻名，从而引发了非裔和白人女性主义阵营的划分，也刻上了深深的政治化烙印，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激进的抵抗”研究。以非裔女性学者为主的研究者们认为传统的移民性别化研究将作为少数族群的移民女性推向了双重边缘的位置。她们既没有作为主流移民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没有出现在主流女性主义研究中。她们常常只是作为一个子研究内容，或者边缘化的分类被剥离开来，在以男性移民为主的移民研究和白人女性移民为主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中都处于失语状态。这些研究者认为少数族群女性移民在这两个研究中遭遇了多维度的他者化过程，学者、移民输入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相关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他者化。这一阶段的研究尝试在解释移民性别化关系时，同时考虑族群、阶层、国籍的身份，也呼吁其他社会分层研究将性别作为一种社会维度加以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后来发展为多元交织分析框架（intersectionality）。它也被视为性别研究与移民研究互动的产物。
移民的性别化研究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发现女性移民、总结其对移民输出国和移民输入国的贡献，到20世纪80年代以女性移民为研究主体，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移民研究逐渐走向性别主流化和多元交织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起，女性主义学者的声音逐渐引起了政府和主流移民理论研究者的重视，性别得以被放置在移民研究的中心位置，移民的性别化研究也成为移民研究的主流趋势，特别是在研究个体以及群体所做的移民决策时，成为最主要的分析工具 [25] ，使学者们更加清晰地梳理出性别以及性别角色的观念变迁是如何影响整个移民图景的。性别研究深度参与移民研究，二者在深度互动中产生出富有开创性的多元交织理论分析框架，即将性别作为一种研究变量，与其他社会划分一起组合分析某个群体社会身份和社会属性的多重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不平等性。
移民的性别化研究所取得的另一个成果是学者们不仅研究移民过程中的性别权力关系，更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和移民政策与法律的性别化。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并不是性别中立的，相反却是高度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化使得移民接收国在不同时期调整其移民吸收和准入政策，决定两性中的哪一方成为被需要的移民，而另一方只能被拒之于门外
。学者Bhabha认为两性的社会表征将移民各个阶段的个体放置到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框架中，两性因此获得各自性别化的机遇和困难
[27]
。人们在做出是否移民和怎样移民等决定时总是呈现性别差异化的特征，性别塑造了个体作为某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参与移民的社会意义，性别还通过政策制定与改变决定了两性在移民中的占比。
移民性别化研究四个阶段侧重的研究重点，无论是早期的“发现和补偿研究”，对女性移民的作用和贡献进行的研究，还是后来的性别主流化与多元交织研究，直到今天也仍作为移民性别化研究的重点内容在向前推进。尤其是对移民所做出的性别化贡献的研究，能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到性别化的流动对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是宗教都不仅仅只有某一面的影响和作用，性别化的力量贯穿于整个移民流向，并影响移民输出和输入社会，以及移民的个体生命历程。因此，在进行移民研究时应该将性别从边缘推向中心。
作为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与移民研究互动的学术产出，多元交织分析框架被认为是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对社会科学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对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批判，认为在当时主流的社会学研究和分析中，妇女都是隐形（invisible）的，除去与家庭内部相关的情感联系之外，男性的经历被认为是普世的和标准化的。在这一背景之下，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者们开始强调新的研究假设，主要包括：男女两性不只是一种生理决定，更是一种社会建构；女性是一种社会分类，这一社会分类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subordination），甚至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出现；女性应该被重新认知和收编，作为社会研究的主体之一进行分析。这种研究导向及相关研究成果将成为女性主义斗士进行抗争的支撑，并通过其社会活动引发相应的社会变革，从而唤起改变世界各国女性从属地位的呐喊和政治运动。因此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一种深度参与式的（deeply engaged），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对强加于两性之上的普世性法则的宣战，同时在其发展的道路上也对传统关于两性研究的诸如二元论，或者基于文化与自然、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等二分法的分析不断提出新的质疑 [28] 。
要彻底认识多元交织分析框架作为一种理论及方法的产生，要重回20世纪80年代。受这一时期各种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社会活动的影响，前阶段包括自由/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潮流开始受到来自学术研究内部和社会活动者的批评，批评者从其自身从属地位的特殊性出发，对之前由西方发达国家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发起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提出批判，认为这些研究者是女性群体中掌握特权的少数派，她们的发声和研究不能代表所有的研究主体，自此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对于社会科学主流研究的批判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是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内部开始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些性别研究者开始尝试将性别作为阶层或者族群/种族研究中的一个变量，或者在分析女性从属地位时，同时介入族群/种族视角，或者有时甚至同时将性别、族群/种族和阶层作为研究三要素来进行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很有名的一个非裔女同性恋组织卡姆比河联合会（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从其反种族主义（anti-racism）和反性向歧视（anti-sexism）的双重视角出发，将其遭受的不平等性根源同时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性恋制度、经济压迫，以及种族主义歧视 [29] 。1981年加拿大学者Juteau-Lee和Roberts在其编撰的《加拿大族群研究》（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特刊中采用了交集分析的方式，一方面分析性别、族群和阶层在作为支配性的物质和准则基础时各自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也强调了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并认为作为压迫产生的根源，三者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 [30] 。在英国，1983年犹太女性主义学者Yuval-Davis Nira等人将族群视为一个比种族更具包容性（inclusive）和妥当（appropriate）的概念，并认为移民的地位和身份关联性成为划分和生产族群的一种新的方式 [31] 。
正是在当时反歧视等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全球化移民浪潮的推动下，多元交织概念孕育而生。1989年美国非裔女性学者Crenshaw在其文章《种族与性别的去边缘化交织：一个非裔女性主义学者对反歧视的批评》（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中认为，学术界和政治语境针对非裔女性的分析和平权运动忽略了多元交织分析，非裔女性要么被归入女性这一分类，要么被放到非裔族群中 [32] 。她们与这两种分类的相似性以及差异性，使得她们不可能成为这两个群体中的代表者被用来进行分析阐述，却只能被迫等同于这两个群体中的白人女性或者非裔男性来被表达。虽然从一个更广阔的范畴来看，二者对歧视的开阔性分析必然将非裔女性包括进去，但割裂地将非裔女性放置于任何一个分类下进行分析都会对非裔女性的研究带来删减。Crenshaw尝试从自身经历出发，分析除了上述两种弱势人群之外的美国社会其他少数族群女性的真实生活和需要。她因此创造出多元交织这一概念，将它作为汇集各个造成社会不平等性和歧视的交叉路口。在这种以不平等性为起点，而非以某个具体语境或者单一社会划分为主的研究框架下，劣势群体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透过多元交织这一透镜，Crenshaw不仅强调非裔女性和其他移民女性是如何被边缘化的，更将研究焦点集中在社会分类之间的动态区别与固化的相似性之间的复杂交错性，强调在一个更大的意识形态框架中理解主体、问题和解决方案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多元交织尝试批判单线思考模式对学科知识生产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斗争及政策改良的羁绊。经过最近20多年的发展，多元交织理论已成为了一个常用于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哲学和人类学，当然也包括妇女/性别研究、族群研究、酷儿研究和历史研究等学科和领域的生产性概念。由于多元交织研究始终坚持叩问差异性与共性的动态联系，它对于将性别与种族以及其他一系列权力因素放置在一起研究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在Crenshaw提出“多元交织”的同时期，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者也提到过相似的术语和研究思路。如同样是美国非裔学者的Collins在1990年提出“压迫的缔结系统”（interlocking systems of oppression）来取代传统的“种族、阶层与性别”划分，在此基础上她又提出将“支配矩阵”（the matrix of domination）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范式，分析包括性别、种族/族群、阶层、性取向、宗教和年龄等各个社会划分对不平等性产生的交互作用 [33] 。加拿大学者Daiva Stasiulis Nira在1999年首次将“多元交织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介绍到加拿大国内的相关研究领域，而她本人在1987年就曾提出过“彩虹女性主义”（rainbow feminism）的观点来探讨移民妇女。
在欧洲，Anthias、Yuval-Davis和Brah也一直在尝试将社会分化的各种分类研究与性别理论研究相融合，并为这种融合摇旗呐喊，期望引起性别研究者对不同国家语境下“女性分类”研究的重视。在学者的呼吁与欧洲各国接连不断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下，类似于多元交织的研究方法也渐渐崭露头角，对研究对象身份多样性的研究成为研究者的重点关注之一。Anthias和Yuval-Davis Nira在1992年提出了“种族化的边界”（racialised boundaries）来尝试解释国家、族群、性别、肤色和阶层之间的紧密联系，用以呼应美国学者Deborah King 1988年在分析非裔妇女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威胁时所创造出的“多重危险”（multi jeopardies）概念 [34] 。学者们认为多元交织理论的可取之处在于它始终保持着一种敏锐性。这种敏锐性使之时刻警惕任何有可能产生分析删减、去名化，或者排他性的分析框架、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1994年荷兰学者Aerts和Saharso提出“作为族群的性别”（gender as ethnicity）概念，认为其有助于避免将性别本质化的研究倾向，从而使性别这一概念保持其动态属性，并始终坚持文化敏感的分析策略。瑞典学者Anna Bredstrom则试图将性（sexuality）研究放回性别概念中，从而使性别研究加强对异性恋常规性（heteronormativity）的关注 [35] 。法国学者Cristine Delphy在2006年发表的论文中对法国民众从1989年到2004年长达15年对于伊斯兰女性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的争论，采用多元交织分析框架对比男性对伊斯兰女性佩戴头巾的支持和女性反对者的差异，她认为男性基于父权制度对女性从属地位默认而赞成，而女性则将头巾视为女性屈服的象征，而当头巾问题指向外来族群问题时，支持和反对双方的意见又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她同时指出由于法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家，对平等主义持有欧洲中心观点准则，使得在美国影响一代人的反性向歧视和反种族歧视观点在法国显得水土不服，相互之间较难相容，法国学者更倾向于将宗教和移民的公民身份、移民社会地位与族群建构联系在一起 [36] 。
在西方各国学者的共同推动下，多元交织成为一个时髦学术语（buzzword），它对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进行批判，将性别研究的重心从压迫移至多样性，同时也是对“性别概念”的一种自我去中心化。当然，这并不代表着它仅仅寻求对多重性身份的分解，而是指向以某种特定身份分类进行研究带来的删减。因为，由多边社会关系、争议性的身份概念和多重社会角色构成的社会实践本身要比局限于某种分类的研究复杂得多。因此，在性别研究领域，解构主义者和反分类者（anti-categoricalist）发起了关于多元交织概念诠释的辩论，他们反对将身份政治建立在建构主义者视野中的身份构成和本质主义论点上，认为应将多元交织视为“做性别”（ding gender）和“做族群”，以及“做其他”（ding ××）等社会建构共同产生的混合效果
。由性别主流化引发的公平政治研究对多元交织研究的发展给予了很强的支持。这种反分类解读方式在西方政治研究，尤其是政策制定者那里受到了追捧，政府对某个人群的归纳和再定义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这也只是对多元交织的一种阐释。
更多的研究者在重构复杂性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对概念的根本性解释，而是强调对生存不平等性的结构化社会分类的重建，同时通过方法论上优先选择解构主义、民族志和族谱学研究方法，获得身份研究的“社会再回归”（social return）和“社会再出发”（social relaunch）。挪威性别研究者提出的“结构化的多元交织”（structural intersectionality）正是从这一路径出发，指出对社会不平等性的研究除了社会归属和身份建构的作用之外，还应重视不平等性产生的物质基础。在德国，由于传统研究一直排斥将“阶层”作为一个固定的社会分类来研究，因此结构化的多元交织效应也成为德国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一种分析视角，因为它没有局限于某种特定的分类研究中，并且毫不排斥其他多样性的理论建构，这就使其在研究方法上显得灵活多样，支持关于阶层、种族、性别、年龄、能力、宗教、族群等所有分类的复杂性阐释方式，以及社会行动、群体组成和身份建构观点下社会分类之间的相互交集。在这种广阔的研究视野下，学者Dietze甚至建议与其寻找性别身份与其他社会分类的关系，倒不如将性别本身视为一个关联性的分类。有的学者则倾向于将性别视为一种社会设置，从而用多层级的视角来观察不平等性的产生 [38] 。这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或说微观互动、表征和社会结构）视角来分析多元交织，也就是从微观和中观的社会尺度来分析作为社会实践的分层性别联系对于不平等性产生的作用，从宏观视角来分析经济对不平等性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这个多元交织分析框架基础上，群体构成、他者化的社会建构过程才能得到全景化的描述，有关歧视、权力、公平、社会认可和再分配等社会性问题才能在一个跨学科的视角下得以全景展示。
无论是从各个学科研究阵地，还是从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酷儿理论和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出发的政治团体，都认为多元交织的提出是恰逢其时且具有重要意义的。然而多元交织（intersectionality）究竟是应该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却引发了各国学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也就在于究竟是应该将多元交织概念化为Crenshaw所说的“十字路口”（crossroad），即一个分析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坐标轴，还是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39] ；多元交织是应该仅限于研究个体经历从而使其身份理论化，还是应该将其作为社会结构和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部分。
很多学者认为多元交织与诸如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文化杂糅（hybridity）、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以及身份和国家主义等一些其他社会科学概念关注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其旨趣都在于如何将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分类之间的联系概念化和理论化。一部分学者认为在这一点上多元交织仍有模糊性，它根植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对权力和差异性的相关理论之上，应将它视为一种研究路径，或者说是一种探索式的研究工具（heuristic device）。学者Collins和Bilge将多元交织定义为：“一种思考和分析世界、人类和群体复杂性的方法。无论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某类相似的社会性事件，还是政治生活和个体遭遇都不是由单一的社会原因塑造（建构）的，而是受多样化和交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共同塑造，因此不能仅从单一的视角来理解分析。多元交织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使日益增长的全球不平等性得以更好地被认知和解读。” [40]
在Collins和Bilge看来，透过多元交织视角，群体不再是同一无差别的集群。他们以经济不平等性的产生为例，指出经济性的不平等并不是相同地分配到每个个体身上。面对全球经济变化，总有一些群体要比其他群体更具脆弱性，而另一部分人能从这些人的不平等性中多多少少地获取经济及其他利益。多元交织分析打破了解释全球经济不平等性的阶级唯一论（class-only），而提供了更为复杂的分析图示，将所有生产经济不平等性的分类纳入其中。此外，多元交织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强调了社会制度在制造和解决不平等性方面的作用。例如在谈及过去40年西方各国内部的经济不平等性的持续发酵这一问题时，学者们肯定造成不平等性原因的复杂性，但同时也指出政府从社会福利制度转向新自由主义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
学者Knapp则将多元交织视为一种“游弋的理论”（travelling theory），这一提法在德国社会学领域得到了广泛认可 [41] 。他认为这一理论先天地具备了跨国性，使得美国式的女性主义（US-America feminism）得以适应德国女性主义研究语境，并促使德国女性主义根据其研究传统对“种族-阶层-性别”三重元素进行新的解读，尤其是德国新一代的女性主义者通过对移民及第二代移民的相关研究促进了多元交织在德国本土的发展。顺着Knapp对“游弋的理论”的阐述，学者Kathy认为多元交织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full-fledged theory），但却是一个不断蔓延影响更多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者，并激发其研究兴趣的“流动性”理论，它敦促更多的学者参与有关多元交织理论化的辩论，并提出各自的追问。多元交织既关注社会不平等性的共性问题，也关注具体领域中的特性，具备了接纳批判和提炼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这是它成为当代最成功的女性/性别主义理论的成功秘诀。
学者Anthias认为，简单来说，多元交织是指在社会关系的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关联 [42] 。但这种解释常常使多元交织理论成为一种简单罗列出某个人群与其他不同人群相比所有的区别，尤其是身份上的区别，并在分析不平等性时，将这些区别作为一个个等质等量的原因进行阐述。事实上，作为一种挑战传统的具有排他性的学术和政治分析框架和知识生产理论，多元交织理论强调的是将社会分类与社会划分放入到一个包括时空范围内权力、分层和具体语境的更广阔的社会框架中，更精确地探讨到底有哪些元素进行了多元交织，以及交织的意义在哪里。多元交织分析框架并不要求只有一种解读方式，或者需要将某几个特定的分类必须纳入研究视野，它只是将目光聚焦于差异性，这些差异性也并不一定产生相同的社会结果，或者说若干个区别对某一种社会结果也并不是产生了等量相同的影响。因此多元交织理论可以称为一种“调查的社会场域”，通过不同层级的关系抽象来分析解释不平等性的产生过程与结果。
多元交织理论的第一个层级的关系抽象是建立在社会本体论上的，诸如性别、族群、种族和阶层等社会本体论的划分恰如一张地图，可以使研究者按图索骥，定位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在大的分类之下，小的分类诸如性向、年龄等分类进一步细化。在依据社会本体论时并不将研究指向具体的个体，而是指向社会分类的功能，探讨人们是如何被挑选和放置的，强调的是集群的本体空间。性别被置于本体空间的社会建构下，与性和生育有直接的联系；阶层则在本土空间的社会划分中，与经济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直接关联。但在社会本体论的划分中，性别与阶层分属两个社会分类，这两个分类中阶层的分类更为直观具体，性别的分类要抽象一些。
第二个层级的抽象分类中，社会分类成为构造边界和分层的一种离散性的实践分类。在这一个层级的分类中，社会分类不再无视分类中的个体。诸如性别、族群和阶层等社会分类是与被分类的人群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或者自我认可的分类也许会与他们实际被归入的分类产生出入，或者他们会被放入到特定的时空格局中成为特定的社会表征。例如一个加入美国国籍的华人，他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在其他美国人眼里，他只是华人，或者亚裔美国人，是美国的少数族群。在这个层级的划分中，社会分类并没有统一和必然的划分法，某个分类并不是决断唯一的，而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分类方式进行多重划分。需要追问的是分类与分类之间在哪一个范围内是遵循着相似的划分方式，它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对不同的人群而言，阶层、族群、性别等分类带来的影响并不是等量的，它们具有不同的历史及本体论基础，但这些分类都参与了边界和分层的建构，都通过对区别身份建立的二分法来划分人群边界。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所有的分类都是独自产生的，但分类与分类之间会产生交互式的动态影响，这些影响会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下以社会再现和身份等形式表现出来。各种分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呈现不同表现形式及关系，在人们生活的不同地域与特定语境中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呈现，因此多元交织研究在这个层级的目标是关注时空结构、具体的语境、意义以及变化，例如在某个国家内部依照相关政策产生的分类，也会根据不同时期政治的关切和身份问题的变化产生新的变化。学者Collins还曾尝试采用福柯理论的框架来分析权力实践下性别、种族和阶层的交互意义 [43] 。在第二个层级中，多元交织研究框架不仅用于分析各种分类的交互性作用，还研究具体的某个分类在社会实践中的突出作用。
在人类社会中，高度抽象的社会分类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它将人们放置到不同的框框里，由此形成区别与共性，每一种差异包括肤色、发色、眼球颜色、身高和受教育程度都能成为一种分类。社会分类是在社会表征与社会组织合力下的一种社会景观，在变化的时空场域内跟随权力的实施而发生变化。在所有的分类中，对人群进行最基本的几种分类方式，如性别、族群、阶层和种族等，是将他们进行联系研究必要的第一步。这些分类既无法放置于其他分类之下进行分析，也无法脱离其他分类在社会实践中单独运行。另外，结构化的社会分类在流动的时空中不仅相互作用生产出多样且不平衡的社会图景，还常常在特殊的语境下形成矛盾性的社会定位。例如一个所处社会阶层属于社会相对弱势地位的男性，也许在与他的女性伴侣的关系中拥有一种压倒性的优势，并利用男权准则赋予的权力控制（power over）对方。一个在新的国家的底层苦苦挣扎的移民，也许通过其积累的财富在返乡时能获得比他的同乡高出许多的心理甚至阶层优势。一对摆路边摊的夫妻也许因为儿子考上名牌大学，而获得了比其他同行更多的人生转机。这些发生在个体经历中的权力转换、不平等性的转移虽然具有强烈的个体差异和故事性，但在多元交织分析时却是不能遗漏的，它强调研究的时空情境性，社会关系的关联性与具体性。这一研究脉络不仅有助于分析群体弱势地位的来源，更有利于分析某个弱势人群的相对优势，并据此寻求改善弱势群体地位的出路。
作为多元交织研究最杰出的研究者之一，McCall
认为多元交织研究是一个伴随着争议迅速成长的新研究领地，这块研究领地由三个界限并不明显的部分组成：一部分学者将其作为一种交织性的研究框架或者对交织性动力（intersectional dynamics）进行的调查；另一部分学者致力于探讨多元交织同时作为一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范式，勾勒它的研究范围和内容；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政治干预也将多元交织作为一种分析透镜进行研究
[45]
。在第一种情境下，多元交织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具有非常广阔的适应和运用空间，可以对具体的情景提出追问，例如对劳动力市场种族、性别和阶层的多重互动进行分析；追问某个国家对身份、再生产和家庭构造的管控制度建设。在对多元交织作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过程中，学者们探讨多元交织在各个学科的发展与适应，探讨其包容性、抵达性，也探讨其局限性，尤其是多元交织研究的情境化联系需要哪些更长远的规划，又或否定或者寻找新的替代。在这个框架中多元交织的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的包括身份、地理位置、制度和结构等社会定位也成为探讨的焦点。多元交织鲜明的流动性和跨学科特征，使它的生存空间早已超出纯学术语境，而具有备受瞩目的社会实践参与性、批判性和干预性。它不仅为低收入有色妇女（women of color）呼吁更多的经济性公平待遇，更成为草根组织超越以往那种单一性的工作模式，寻求制定发展和具体社会活动目标的有效工具。
多元交织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就产生于社会活动和学界研究，是区别于白人女性主义的属于有色妇女的研究，更如Crenshaw所说的，其使命就在于标识所有的边缘性（mapping the margins） [46] ，因此它灵活地游弋融入进广阔的社会实践中，成为思考和揭示社会不平等性的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武器。多元交织同时具有两种“游弋”的轨迹，一方面它具有离心性（centrifugal）的轨迹，它从非裔女性主义研究的土壤中萌芽，随后跨越到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领域。它糅合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去完善、补充或者重新诠释有关种族、性别和其他社会动力的概念和互动关系，或者针对某个研究主体理解其多元交织社会分类是如何被重新身份化的。多元交织研究由此在各个学科特定的方法和理论之下，对学科发展和跨学科融合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它具有向心力（centripetal），一部分学者受多元交织分析框架的影响，针对其各自的研究，对学科内部的主流研究理论和方法提出质疑，他们对学科传统研究思路和惯例进行批判和质疑，更多地挖掘处于学科边缘被忽略的研究宝藏。这种挖掘对学科内部理论和方法创新是非常有利的。
更强调在进行多样性分析时，应该全面深入，去发现研究对象那些未被阳光所照耀到的身份及属性，才能为各国采取移民包容性政策及多样性治理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