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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门类众多的移民研究，Castles等学者认为对移民研究理论的梳理不应该按照学科门类来进行。既然移民研究的趋势是跨学科交叉研究，那么要尝试勾勒出全球移民图景及研究现状，就应该先将国际人口迁移视作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边界互动的动态过程，从“迁移过程的产生动因”和“移民行动对原籍国、接收国和社会的影响”两条脉络进行梳理，才能获得一个有关国际移民研究的全景框架。
所有的迁徙行动都可以视为宏观与微观结构互动产生的结果。宏观结构指的是巨型的体制化的因素，如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形式、国家关系，以及移民输出国与接纳国之间对移民的控制策略等；而微观因素则既要探究移民内在家庭的联系，也要研究移民个体的迁移动机。在宏观与微观的分析结构之间，还有一些研究机制将二者穿插联系，这就是移民研究的中观结构，包括了移民网络、移民社区和新移民产业等理论。
按照Castles的划分，国际移民的研究理论可分为两种范式：“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理论范式和“历史-结构”（historical-structural）理论范式 [3] 。功能主义研究范式主要包括推-拉理论、新古典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研究范式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系统内的其他因素如个体主动性等则类似于某个器官，这些器官总会不断地调整自身运行，以便适应整个有机体的平衡，并使其得到良性发展。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将国际移民视为一种积极的现象，并认为移民通过行动可以推动自身和社会发展趋向平等化。历史-结构研究范式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上，衍生出全球化理论和二元制市场分割理论。这一研究范式将国际移民现象视为一种由于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不对称发展，导致的结构不平等性的再生产。国际移民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却造成了移民输出国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将进一步加剧社会和地理空间结构的不平等。
两种研究范式代表了国际移民研究的两极化观点。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忽略了国际移民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国家与社会结构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历史-结构研究范式则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结构，将资本主义视为解释国际移民的全能因素。基于这两个研究范式的片面性，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系列聚焦于移民动机与移民类型的中观和微观研究开始兴起，包括跨国主义理论、社会网络、移民系统和移民转型等在内的新理论蓬勃发展，这些观点部分继承或者糅合了功能主义与历史-结构两种研究范式的观点，但更关注移民个体在移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形成了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化的国际移民研究理论体系
。对这些理论的形成和主要观点进行准确的理解和描述，对于开启移民研究之旅起到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接下来是对这些主要的移民理论的系统分类介绍。
功能主义理论范式主要由新古典移民理论和推-拉模型构成。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价值在于强调理解迁移过程的选择性，但这一研究范式很少关注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能动性，而倾向于将个体描述为被社会孤立的个体，只能被动地对外部环境做出整齐划一的回应。
新古典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是最广为人知的有关移民的理论。该理论一开始是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移民现象，随着理论的发展，新古典理论的研究者认为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都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地理差异所造成的。拥有大量劳动力的国家却往往无法拥有与之相平衡的市场化薪酬，而拥有较高市场化薪酬的国家却往往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促使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向高收入国家迁移，而这种移民趋势将很快解决移民输出国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并由此提高其市场化薪酬水平，而资本富足的国家伴随劳动力的涌入，劳动者收入水平也会逐渐降低到更合理的区间，由此达到一种相互平衡。新古典主义者将人口流动视为使产品分配最优化的一种途径，通过学者Todaro的努力，不断将其向前推进和完善。目前新古典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内部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流动的现象 [5] 。
推-拉模型（push-pull model）最早是由19世纪的地理学家Ravenstein在做关于“迁移法则”的研究时首先提出的，这也是最早的分析人口迁移动因的研究模型 [6] 。推-拉也强调经济对于移民的影响，并将牛顿的万有引力概念运用在地理学研究中，认为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基于距离、人口以及经济等因素的差异也会形成一种类似万有引力的推力和拉力，从而引发人口流动。1966年学者Lee将推-拉模型首次运用在分析个体层面，分析人口流动的供求关系，并认为包括移民法律和个体因素在内的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积极和消极的因素是造成移民的根本原因 [7] 。总的来说，推-拉模型仅仅指出了影响移民迁移的一组动因，却未对各个原因在结构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给予严谨的阐释，缺乏准确清晰的研究机制，因此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它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仅仅只是一种研究模型（model）。
历史-结构理论范式主要由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构成。历史-结构理论范式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性使各国内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对资源的使用也呈现不平等性特征，并导致廉价的劳动力被资本驱使流动，从而使经济欠发达的移民原籍国有价值的劳动力和技能人才流失。
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虽然也将人口流动与经济的结构变化联系在一起，但却是站在需求方来解释迁移原因的。1979年，学者Piore将双重劳动力市场视为发展经济中一个一分为二的结构，以及经济组织的二元制图景。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由于对劳动力的客观需求，而非劳动力供给方所决定。它将工业国家的工作划分为低技术（low-skilled）和高技术（high-skilled）两种类型。这些国家的经济特征使其国内从业者大都拒绝从事低技术工作，从而导致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国际移民成为解决这种刚性需求的既理想又必要的方案，因此移民输入国应该制定相应政策吸收低技术移民迁入 [8] 。这一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得到了广泛认同，并被欧洲各国政府广泛采纳。然而，这一研究理论仅站在移民接收国的立场，而将移民输出国排除在外，且仅关注官方正式的大规模移民吸引方式，却难以解释具有相同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出现的移民迁移现象。另外，虽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太过强调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显著差异，由此显得过于武断，却也对发达国家内在长期同时出现的失业浪潮与外籍劳动力用工荒现象之间的矛盾性做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全球化理论（globalization theory）是在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世界系统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依附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外围国家（periphery countries），对发达国家有着不可切割的依附性。然而这种依附性不仅不能使其摆脱平穷，相反却使其在整个世界系统中更贫穷、更边缘化；而发达国家在依附关系中变得更加富裕，中心化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世界系统理论将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捆绑在一起视为硬币的两面，劳动力的流动作为一种可以观察的历史现象，总是在资本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两种理论作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同指向了全球化政治与经济的不平等性。关于全球化特征的解释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全球化给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最广泛、最深刻和最快速的世界性交互联系”。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技术过程，更是一个政治化过程和社会转型过程。在全球化理论研究者看来，移民个体很难拥有自由意志决定其移民行动，相反只能嵌入全球化的结构过程中随之流动。1998年社会学家Bauman曾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流动性成为最贪婪的力量，由它决定了新的分层，富者代表着全球化，而贫穷者则只能沦为本地化。移民成本与各国的移民分类和政策正在铸造一个新的跨国阶层结构 [9] 。
伴随全球化移民浪潮的到来，研究者们开始了对早期功能主义理论研究范式和历史-结构理论范式的批判与重构，包括跨国主义理论、新移民经济理论、移民网络理论、移民系统理论、累积效应理论、移民过渡理论和移民个体能动性研究等注重微观和中观视角的新兴理论不断产生。
跨国主义理论（transnationalism）是在全球化理论的基础上，由人类学研究者发展起来的，它将焦点集中在跨越边界的交换、联系和实践之上，认为移民的迅速增加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紧密相连。全球化扩张促使沟通、运输、贸易和信息网络广泛缔结，从而加强了移民的行动力，也改变了全球移民图景，呈现短期移民与长期移民、暂时性移民与永久性移民以及各种工作、旅居形式的移民类型同时并存的多元化图景。跨国主义理论指出，移民跨过国家边界，在原籍国与移民目标国之间建立了新的社会领地（social field） [10] ，在这种作用下国家与领土虽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边界张力也受其影响，在局部层面或者国家范畴之上不断被消解、加固或者重塑 [11] 。这直接导致了移民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化版图的变化，挑战着政策制定者如何透过，同时超越国家边界问题，分析制定新的政策。跨国主义理论者一方面沿袭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具体的移民社区有关亲缘关系、邻里关系和工作等社交关系，强调这些移民社区的重要作用。他们既尝试对自上而下，由体制性权力因素决定的移民行动进行分析，探寻深埋于其中的政治、文化关系，更对那些自下而上的由移民自身发起的平民草根的移民行动进行研究，寻找移民原生家庭和移民同伴等对移民行动发生的作用。
新移民经济理论（the new economics theory of migration）也称作新劳动力移民经济理论（the new economics theory of labor migration），这一理论最主要观点是认为移民并非独立自主地决定自身的迁移行动。是否移民，由谁移民，移民的目的国家等有关迁移的计划和决定往往是由整个家庭做出的。移民动因由原籍国的一系列综合因素所决定，是在整个家庭基于对收入风险、劳动力市场、信用和保险市场所做出的综合判断后完成的。新经济理论学者Stark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移民现象 [12] 。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尚缺乏完善的保险制度和有效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背景下，经济主要作为劳动力移民原生家庭一种有效抵御市场风险的策略。对新移民理论研究者而言，劳动力移民寄回的汇款可以作为家庭与移民关系的直接证据，并在分析移民动因与影响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故而移民汇款成为新移民经济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然而这一理论仅站在输出国角度，只以收入和就业作为研究变量，从市场风险偏好的角度孤立分析移民迁移的动因与影响的方法也屡遭诟病。还有学者认为，站在社会选择的角度来看，新移民经济理论过分强调家庭权力的力量，未能够得到有效的经验性研究的证明，并有可能过分放大性别作用，陷入一种先入为主的研究价值观中。 [13]
与其他理论相比，移民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并不着力于解释最早一批移民的迁移动因，而是用于解释人口流动是如何在时间和空间的作用下形成巨大持续的流动浪潮，强调早期移民对后续潜在移民迁移的影响，用一个体制性的框架来解释为何当移民的红利或者优势，甚至是相关支持性政策都逐渐消失时，人口流动的潮流却并不会因此停止。学者Dustman等人认为，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海外侨民网络对新移民在选择移民目标国时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个理论同时也说明了为何移民总不会平均分布在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而总是以一个个移民聚居社区形式呈现
[14]
。移民网络理论常常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以及资本理论联系在一起，分析移民在新的国家和原籍国之间建立的社会联系。学者Massey因此认为：移民网络是一种具有特定区位特征的社会资本形式，通过这个网络，新移民减少了因迁移造成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
[16]
。
移民系统理论（migration system theory）与移民网络理论联系紧密，学者Magobunje是这一理论的首推者，他认为移民同时改变了输入国和输出国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制度结构，并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发展空间。移民系统理论植根于地理学。与移民网络理论相比，前者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交互研究中产生的，主要强调社会资本的作用，而移民系统则强调移民反馈机制的作用，认为国家之间一种形式的交换往往会引发其他形式的交换，如贸易的交换往往会引发人口的交换，这种交换常常是双向的。学者们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为何韩国和越南在本土发生有美国参与的战争之后，出现了向美国大规模移民的现象，并提出了关于移民治理的一个大胆假设，比如在两个相邻的国家之间，移民输出国可以通过增加两国之间的外贸往来，使得移民呈现回流的趋势。
累积效应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 theory）由学者Myrdal在1957年首次提出，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更深的空间上的福利不平衡性 [17] 。一旦经济性的差别产生，便以扩散效应迅速拉开差距，并波及其他领域。累积效应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移民是产生于“落后中的发展”，例如那些通过迁移行动改善了生活或者改变了命运的移民者，其财富或者汇款的展示总会吸引更多的同伴加入移民大军。因此无论是高技术移民还是低技术移民都大批地从发展中国家涌入高度工业化国家，导致了国家智力人才和劳动力人才的双重流失（brain drain and brawn drain）。
上述有关移民研究的理论，无论是悲观主义导向的，还是乐观主义导向的，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维度的，不管基于哪一门学科，都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地理的不平等性是移民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也被媒体、政府广泛用于解释移民现象的产生，并将国际移民现象视为可以通过消除差距、刺激贫困地区的发展最终“可以解决的问题”。然而移民过渡理论（migration transition theory）却认为移民现象本身就是发展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一个部分，因此无论是小到某个国家内部的社会转型，如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引发的流动人口，还是全球化发展进程本身，都会带来人口流动。与其他理论不同，移民过渡理论认为发展的不同阶段，会伴随不同的移民潮流，或者移民现象的产生。该理论同时也强调发展与人口流动本身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发展本身有可能同时导致人口输出与人口输入，也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内使某种类型的移民增加。Castles强调要将移民过渡理论与移民高峰理论（the theory of migration hump）区分开来，后者只是强调短时期内移民流向或者人口出现的波动，而移民过渡理论强调的是发展与移民的长期联系 [18] 。
与那些伏案于移民结构研究的学者不同，一些研究者认为移民或者潜在移民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选择能力，即使是那些受到家庭或者更大范畴的社会制度压力的移民也拥有一定的选择能力，这就是移民个体能动性（migrant agency）观点。有关移民个体能动性的研究是建立在将被迫性移民（forced migration）与自愿性移民（voluntary migration）区分开来的基础上，像难民或者人口贩卖这样的被迫性移民是不在这个理论的讨论范围之内的。能动性（agency）被认为是所有社会行动者的一种属性，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行动者通过各自所处的地位、多样化的策略，并通过其能力满足其愿望和期待的主动性。尽管身处特定的社会结构，但移民个体的意愿和意志还是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充分发挥，这就是移民的个体能动性。个体能动性常常与结构一起成为移民研究者分析的工具，作为一种微观的分析视角，个体能动性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宏大叙事之外的解说方式，并对那些传统移民理论难以解释的移民现象进行了很好的解读，也成为性别研究者进行性别与移民研究时常常使用的研究工具之一。
对于国际移民研究，究竟应该运用移民个体能动性观点，还是结构化理论进行研究，或者是在研究中同时运用上述两种研究理论，二者的理论和方法在移民研究领域引发了一些争论。作为一个不可能拥有统一“标尺”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各国移民研究者为推动移民研究向前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呼吁建立主流的社会研究理论，在更广阔的社会过程与社会转型中分析移民现象。除了呼吁跨学科交叉性研究之外，学者们还呼吁将现有的研究理论串联起来从而使学者们更能了解移民，并使相关概念更为明晰化。例如学者Skeldon曾提出将新移民经济理论与移民网络理论进行概念合并，认为移民家庭的影响可以作为移民网络中的一部分进行解读 [19] 。学者Massey认为应该将各个移民决定因素组合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化术语，用于概括移民轨迹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20] 。牛津学院有关移民理论的最新综述则认为移民研究与发展问题相关，但更应将其与社会转型和经济一体化联系起来，不仅将移民迁移原因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探讨，更应从政治层面进行解读。正如Massey指出的：移民不仅仅是发展的副产品，更是民族国家在参与世界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结果。Castles则借用Polanyi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嵌入概念，建议探讨应在冷战结束后的发达国家高福利政策的衰退，生产的重新定位，发展中国家重返农业时代，或者地方社会秩序的瓦解，又或超大型城市与城中村共生等背景下展开，认为应该把人口流动与全球化变迁放在社会转型的语境下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全球化变迁中的地方维度”（local dimensions of global changes）这一概念。强调同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观察变化，分析由于历史原因与文化图景造成的人口流动对地方和国家层面的不同影响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