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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熹
摘要： 澳门开埠450多年，档案文献和当代研究资料残缺不全，给历史研究造成极大困难。口述历史作为“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毫无疑问，在推动历史研究与记录口述资料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对澳门口述历史资料的访谈现状做了简要回顾和综述，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初步探讨了口述历史资料与澳门方志修纂的几个技术问题，认为澳门口述历史的当务之急是抢救不断流失的口述资料，整理文本，保存文献，然后是专门研究的开展和学科的构建。
关键词： 澳门；口述历史；方志修纂；文献典籍
西方口述历史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到20世纪80～90年代以后逐渐流行于世界各地。其间经过60多年的曲折发展与实践过程，口述历史不仅在研究内容、方法与理论等方面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变革动力，而且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图书馆学、档案学、文学、新闻学、建筑学、妇女研究、文化研究、移民研究、灾难研究、人物研究、重大事件以及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并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将西方口述历史方法和理念较早应用于中国历史学领域的是台湾的官方学术机构和研究团体，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时香港的几所重要学府和港府辖下的历史博物馆与社会团体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项目，同期内地也启动了此项研究。然而澳门的口述历史研究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受到关注，其兴起较晚于港台地区及内地，无论从其发展规模、从业人员、专门机构组建或涉及学术领域与出版成果数量看，都远不及港台和内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内地新编方志和台湾方志修纂中，口述历史访谈作为新兴的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方法，日益受到专业方志修纂者的重视和运用。在台湾的方志修纂中，口述历史与社会田野调查资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来源，而在内地尤其是二轮方志修纂中，对口述历史与社会调查资料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口述访谈研究与资料整理有所加强，在补充档案文献所缺之社会生活资料方面，口述历史资料更发挥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如2013年12月由浙江萧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萧山市志》（共6册，第一至四册为正文内容，1000多万字，其余两册为资料专集，其中第五册为社会课题调查，第六册为口述历史），将系统访谈的本行政区域的口述历史资料与社会调查资料应用于市志修纂，使用新的方法获得方志资料，搜集整理了数量可观的社会动态资料，较好解决了当代资料严重不足的问题。通过口述资料访谈，既开阔了方志修纂者的研究视野，又加深了对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将这些鲜活资料入志后，使方志记述更加全面系统，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更加引人入胜，从而彰显了口述历史资料的重要价值和独特作用。本文主要根据内地和台湾使用口述历史资料于方志修纂的实践经验，再结合澳门口述历史开展情况及存在问题，简要谈谈口述历史资料对澳门方志修纂的重要意义，并就两者的相互关系等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和建议，请方家指正。
澳门口述历史研究以21世纪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澳门口述历史研究作为补充研究资料不足的手段和方法，由少数社会团体、媒体机构或研究者做了零星而分散的访谈，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澳门博物馆徐新于1984～1985年筹备编写《少年星海》电影文学剧本时，在澳门内港妈阁庙西北侧的码头采访了几位澳门疍家老渔民，并将记录的一些口述历史作为电影文学剧本的素材和某些场景的情节。
1987年澳门东亚大学郑炜明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澳门附近岛屿氹仔路环历史初探》，使用了访谈的有关氹仔、路环的口述历史史料。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谭志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澳门主权问题始末》时，为撰写关于1966年12月3日发生的澳门“一二·三事件”真相，曾于1992年暑期至1996年中，先后采访时任澳门青洲小学校长黄明诠、时任澳门政府体育委员会委员黎振声、时任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澳门区）资深党员屈泉和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交通员黄文放，由他们口述了当时学校、体育部门、右派社团领袖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应对措施及其活动情况。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从1995年成立伊始就以搜集和研究澳门近代文学史料为宗旨和己任，同时开展口述历史访谈，其出版的“莲峰系列”之《镜海钩沉》、《莲岛春秋》和《海岛风华》以文史掌故为主，但也有一些篇章以口述史料补充文献资料之不足。1996年12月3日和12月10日，澳门电视台（Macau TV）之中文频道（Channal 2）首次播出的《澳门一二·三事件》（粤语版）专题报道新闻稿之中，即有涉及该事件关键人士如崔德祺（前澳门总督翻译）、李必禄（前澳门警察厅长）、嘉乐安法官、前澳门总督罗必信等对事件前因后果及其经过的口述历史内容和影像画面。
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开始，澳门口述历史研究主要以澳门文化局所属博物馆，澳门海事局所属海事博物馆，政府高等教育机构如澳门理工学院和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民间社会团体如澳门历史教育学会、澳门口述历史协会及其所属澳门故事馆，澳门近代文学研究会和澳门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同学会、录像空间、澳门历史学会，以及澳门基金会负责的澳门十卷本文艺志书编辑委员会等为主体而展开，其中政府机构的口述历史访谈主要配合政府的专项活动而进行，没有长远计划和持续性。如2001年澳门博物馆举办的题为“抗战时期的澳门”的专题展览，主要采取访谈和图像的方式，对抗日战争期间澳门的城市概况、经济民生、文化教育等情况做了图文并茂的展示。受访者有马万祺、李成俊、杜兰、刘羡冰、毕漪汶、柯正平、高志慈、刘光普、林家骏主教、释机修大师以及飞历奇律师（Dr Henrique de Senna Femandes）等36位不同界别的社会著名人士。
2004年由民政总署与香港饶宗颐学术馆合作策划并完成了《氹仔、路环两岛村落史及行业史之口述历史第一阶段调查》。
2005年，根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建议，制订了“澳门文史资料工作计划”，由林发钦负责的《澳门回归历程》先期征集计划访问了见证澳门回归的数十名人士，搜集整理澳门回归的口述史料，汇编成《澳门回归历程纪事》第一辑和第二辑公开出版。
2007～2010年澳门文化局在修复郑家大屋的过程中，在澳沪两地访问了10位郑家大屋的住客和郑观应的后裔，采集了有关口述资料，以作为修复和布展的根据。2012年政府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访谈澳门资深报人陈大白，并以录音、摄像和文字记录的形式较为系统地保留了其口述历史资料。澳门历史档案馆正在筹建专门的口述历史录音室，欲为启动澳门造船业口述历史研究计划等项目做准备和提供必要条件。
与政府机构不同，澳门官办大学学术机构与社会团体则是澳门口述历史研究的主要力量和团队，其访谈研究都有较为明确的目标和规划方案。2002年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研究所率先提出《关于开展“澳门人口述历史”研究的初步设想》的计划书，拟分三个阶段开展“抗战时期”、“关闸事件”、“博彩业发展”、“澳门的过渡期”和“澳门特区政府的成立”等口述研究项目，出版了阶段成果，但未能坚持下来。2006年初，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制订《澳门教育人物志口述历史计划》，以采访澳门资深教育工作者为切入点，用口述历史方法开展澳门教育史研究，完成了对澳门资深教育家梁披云、杜兰、邝秉仁、黄就顺本人或其家属亲友的口述访谈及文献或影像资料的搜集整理。
2007年1月，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在本校国际图书馆举办“澳门教育史文献暨梁披云、杜兰、邝秉仁资料展”，之后出版了教育人物访谈录《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和两本有关澳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集：张伟保主编的《澳门教育史论文集》（第1辑）和郑振伟主编的《澳门教育史论文集》（第2辑）。从2010年11月开始，澳门理工学院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从2015年1月6日开始，该中心研究人员等转调中西文化研究所后，由林发钦博士担任所长，并将中西文化交流史、澳门历史与文化及社会、口述历史、文化遗产及中国地方志作为五大研究方向），将澳门非遗项目作为口述历史研究与访谈资料的首选项目，先后开展了澳门鲜鱼行、澳门水陆演戏会、澳门柿山和大三巴哪吒庙、澳门土地信俗、中华教育会、澳门怀旧收藏协会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等访谈项目。截至2015年5月，访谈近百人，完成口述转录稿近百万字。此外，还于2012年10月举办了“众声平等：华人社会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学者与会近百人，提交会议论文50余篇。
同港台地区一样，澳门民间社团也是口述历史研究的推动者之一，其中澳门历史教育学会和澳门口述历史协会及其所属故事馆
、澳门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同学会以蔡佩玲为代表的采访团队“录像空间”合作拍摄的口述历史系列研究颇具代表性。
与此同时，澳门还出版了一批访谈式著述，以特定的人群为访谈对象，记录其人物生平与心路历程，侧重反映某一社会阶层或某一主题的情况，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重要者有麦洁玲采写的《说吧，澳门》，黄志荣主编的《创作人谈创作》（四册），赵燕芳采写的《葡人土生访谈》，宋柏年、郑妙娴、黄雁鸿三人采写的《澳门文化访谈录》，黄文辉、邹家礼采写的《澳门作家访问录》，等等。可见，澳门口述历史研究渐有起色，形成口述成果系列，而受到社会关注则是近十年以来的事情。
从口述历史的选题和领域看，澳门口述历史访谈与资料文本整理涉及诸多领域。一是以重大事件为专题，如澳门博物馆和蔡佩玲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澳门电视台的纪录片《一二·三事件》、澳门文史资料系列《澳门回归历程》等。二是以人物为专题，其中又分若干类型，有的是宋皇室后裔的口述历史，如《宋皇朝赵氏家族与澳门》；有的以澳门土生葡人和葡人为主，如《葡人土生访谈》、《澳门文化访谈录》等，而后者则为17位长期在澳门居住和工作，对澳门有着深厚感情，对澳门历史文化有着深刻而独到见解的葡萄牙、土生葡人和外籍人士的访谈录；有的以澳门资深教育家为主，如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制订的“澳门教育人物口述历史计划”等；有的以澳门特有的人群为主，如《从头细说澳门的水上人家》、《渔家心声——澳门渔民访谈》等，以世代在水上生活和作业的疍民（渔民）为对象，口述记录其独有的生活、语言、风俗和渔业生产等内容。三是以澳门节日习俗为专题，如《昔日中秋在澳门》、《中华民俗大全·澳门卷》等。四是以本土社区生活为专题，如《澳门老街坊故事系列之情系新桥坊》和《神功戏与澳门小区》等。五是以本土特色信俗为专题，如《澳门水面醮与朱大仙信仰》、《醮会道释：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2008～2012）》、《澳门庙宇丛考》、《内港今昔》、澳门醉龙节习俗、妈祖信俗、哪吒信俗、土地信俗、造船信俗以及庙宇信俗等。六是以有关社会生活内容为专题，如《澳门乡土茶事》和《澳门水源和水井》等。七是以澳门原有的医疗卫生机构为专题，如《九澳圣母村——澳门最后的麻风病留医所》等。八是以澳门的民间社团和传统的行业等为专题，如中华教育会、妇女会、鲜鱼行、上架行、澳门怀旧收藏协会以及《氹仔炮竹业》等。九是以澳门村落变迁与沧桑为专题，如《氹仔、路环口述史·村落卷》等。据此可见，澳门口述历史研究所访谈记录的内容涵盖澳门政治、经济、社会、人物、风俗、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和领域，说明口述历史研究确实有助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是社会民众参与历史记述和体现民众意识的最佳方式之一，所以吸引社会大众参与其中，把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讲出，因此获得的访谈资料比较生动形象，故事情节感人至深，呈现了历史内容的丰富多彩。
从口述历史的规范操作看，作为操作严格的历史研究方法之一，从选择课题、制订口述访谈计划、设计问题、选定适当受访人、访谈前各种准备工作（包括法律性授权和各种协议说明、签订等工作）、访谈和记录访谈内容的方法和过程、追踪性问题的提出、访谈后对所得各种资料的整理、因需而设的追加访谈、最终的资料处理尤其是文字和录音影像资料等，都有科学严谨及规范化的要求。澳门从事口述历史研究及访谈资料文本整理的学术机构和民间团队等，基本按照操作规范和必要程序开展相关研究。如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在开展口述前，将访谈计划与工作步骤、访谈稿转录程序与模板、访谈资料整理加工体例与要求等文件交给受访者，让受访者了解和熟悉访谈的过程及其内容，并要求受访者尽量收集整理并携带个人纪念物、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相片、纪念特刊、剪报、会议记录等历史资料来接受访谈。在完成访谈的同时，将受访者带来的资料扫描保存，并当场请受访者介绍资料来源、人物、时间、地点等情况，现场做好记录，然后按流程规范存盘保管。受访者在研究所专门的访谈室接受访谈，启动访谈日志，记录访谈全程，并结合有关访谈内容，进行外景实况的全程录像。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注意做好引导，把握受访者的情绪与健康状态，极力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做好历史背景的铺陈，随后转入访谈专题或具体内容。访谈结束后，将整理的访谈稿交受访者审核，然后请受访者签署“认可授权书”与“书稿出版授权书”，以明确访谈与受访者双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通过法律来规范和约束口述历史资料的保存、归属以及提供社会使用的权限，使口述历史研究与访谈文本整理从开始就按照严格的规范流程操作，从而保障其顺利进行。
从口述历史的载体及语言看，其载体一般会形成纸质访谈资料、光盘访谈资料、音影资料、图录资料以及背景资料等形式。澳门已出版口述历史资料基本包括上述的各种载体，如蔡佩玲团队以及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口述历史资料，在文本口述访谈中既有背景资料、专门词汇和术语注释和引言，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受访者的影像资料，同时还在附带的光盘访谈资料中，将受访者的音影以及口述者铺陈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主线，以现代人喜闻乐见和时兴的阅读形式予以展示，因此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段静动相辅、背景与细节相衬、远近结合的生动活泼的历史画面。这样不仅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而且将“死历史”变成“活历史”，增强了历史的说理性和生动性，通过真实故事叙述让人感悟历史的真谛与魅力。从口述历史载体语言看，澳门是华洋众人杂处、东西文化并存的社会，使用的语言也呈多样性，华人日常生活用语是粤语，而葡萄牙人说葡语，土生葡人兼通葡语和粤语，其他人群则使用各自的母语或方言，故适应这种特殊社会需要，澳门口述历史语言也是多语并存。有的受访者口述为粤语，口述文本也以方言粤语整理，附有粤语词汇注释，文本原汁原味，有利于粤方言群体使用，如郑炜明编著《氹仔、路环口述史·村落卷》；有的口述是方言粤语，而本文整理为规范中文，附带的光盘资料则保留方言粤语特色，并配有中文字幕，如澳门大学教育学院资深教育家访谈、澳门博物馆与蔡佩玲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以及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口述文本等即如此，兼顾了粤方言群体和研究者的不同需求；有的是口述受访者为华人、葡人或土生葡人，甚至有使用其他语言者，而整理的文本是规范中文，然后翻译成葡语和英语，以中文、葡语和英语同时出版口述历史资料文本，如港务局博物馆编《澳门水面醮与朱大仙信仰》、澳门博物馆编《抗战时期的澳门》、蔡佩玲主编《圣木十字架儿童合唱团》等口述文本，均是中、葡、英三种文字兼备。此当是因应澳门历史特殊的政治生态、基本法所规定的官方通用文字为中文和葡文，以及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和学术推广等需要而做出的调整和安排，顾及的是多方面的需求，但为此付出精力更多、花费时间更长、难度更大，这或许是澳门口述历史资料文本不同于港台和内地的特点之一。
从口述历史资料的使用看，澳门口述历史研究呈现出口述访谈与文本整理保存、口述方法探讨以及使用口述资料研究专题问题齐头并进的特点。在澳门，持续从事口述访谈和历史研究的官方学术机构有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社会团体有澳门口述历史协会及其所辖故事馆以及以蔡佩玲为代表的团队。研究者使用或参考口述历史资料及社会调查开展研究颇见成效，撰写出版的著述主要有谭志强著《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994年），朱德新、孟庆顺、周运源著《二十世纪澳门渔民研究》（2002年4月），《澳门民俗大全》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华民俗大全·澳门卷》（2003年12月），林发钦主编《澳门历史建筑的故事》（2005年7月）、《澳门街道的故事》（2005年12月），蔡小桢著《澳门航空港》（2005年10月），康冀民著《澳门回归之路》（2006年1月）、《澳门回归之路续篇》（2007年10月），刘羡冰著《澳门教育史》（2007年11月），林发钦主编《澳门老街坊故事系列之情系新桥坊》（2008年5月），林发钦、吕志鹏主编《澳门乡土茶事》（2008年9月），郭济修著《当代澳门透视》（2009年6月），澳门理工学院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推出的《澳门史志书系》系列之谭世宝著《孙中山文献考》（2012年6月），江淳、杨细叶编辑《澳门哪吒信俗（光盘版）》（2013年1月），郑炜明、陈德好编著《醮会道释：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2008～2012）》（2013年6月）、《九澳圣母村：澳门最后的麻风病留医所》（2013年12月），黄翊著《澳门圆形地研究》（2013年6月），黎鸿健著《氹仔炮竹业》（2013年11月）、刘羡冰著《鉴古知今再思考》（2014年3月），等等。撰写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澳门东亚大学郑炜明硕士学位论文《澳门附近岛屿氹仔、路环历史初探》、《有关氹仔口述史的操作》，香港浸会大学李孝智硕士学位论文《澳门“一二·三事件”的口述历史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傅玉兰的《澳门朱大仙水面醮实录》、《澳门朱大仙水面醮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朱寿桐的《文学、民间文学与口传历史——兼及澳门口述历史研究话题》，黄素君的《从口述历史视角思考教育研究的可能性》，郑润培的《口述历史与澳门历史教学》，谭志强的《口述历史的若干“一二·三事件”片段》、《“一二·三事件”口述资料一定要抢救才行》，徐新的《我对口述历史的实践和认识》，蔡佩玲的《触动众心：口述历史的终极关怀》，吴树燊的《口述史料对两岸四地抗争史研究的作用——兼论澳门口述历史数据库的建构》，黄洁娴、Ana Brito的《新博物馆学——寻究非物质遗风：海事博物馆与澳门的朱大仙信仰》，阮玉笑的《澳门渔业的发展演变及出路》，陈德好的《口述历史中的澳门九澳圣母村轶事》，朱德新的《源头活水：口述历史与20世纪澳门菜农研究》，陈志峰的《黄就顺老师与澳门教育发展》，谭世宝的《求实探真：澳门口述史料的利用》，江淳的《凝住历史那一刻：澳门理工学院的口述历史实践》，王熹的《口述历史资料与澳门地方志纂修刍议》，等等。在这些论著中，口述历史资料与文献资料所构建的历史相映照，起到了互为印证和补充的效果，有的则填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为复原历史原貌或勾勒其细节提供了根据，有的则为丰富历史的鲜活画面及过程提供了生动感人的素材和背景衬托。
口述历史是以西方理论及方法为指导的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对其认识和研究仍处在摸索之中。当前澳门口述历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政府的统筹管理、支持力度和经费投入不够，研究处在自发和各自为政的状态，选题内容随意性大，领域不广泛，没有开展社会学、心理学和医学等跨学科研究，研究和访谈缺乏计划性和规范性；有的访谈文本质量不高，甚至有重复和叠加，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浪费。二是缺乏专业人员和人才的培养机制。澳门当下从事此项研究及访谈文本整理的主要是学术机构的历史研究者、社会文史爱好者以及其他专业工作者，几乎全是兼职而不是专业人员。而在澳门现行法律框架和行政主导下，没有政府统筹、专项经费投入、社会公众参与和有关学术机构的积极配合与支持，欲做好此项研究面临诸多困难。三是工作规范和理论研究有待加强。澳门口述历史研究为抢救“活资料”而上马，是在理论准备不充分、实践经验缺乏的情形下进行的，存在问题较多，其中工作规范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口述历史访谈、文本整理、口述成果公布、使用范围、成果拥有权、口述音像资料以及由此形成的专门档案的管理储存等方面，没有统一严格的规范标准；而有关学术机构没有开设过专门的口述历史课程，没有编辑口述历史操作所需的“应急”教材，从事口述历史访谈者大多没有接受过口述历史方法、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编辑、口述历史文本的保存和传播、口述历史的法律和道德考虑、口述历史的跨学科性质和应用、口述历史与记忆、口述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口述历史的相对真实性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系统训练。因此，统一工作规范和实践标准，开展理论研究的工作有待“补课”和加强。四是学术交流与合作机制不健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口述历史研究都比澳门起步早，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优势，而澳门无论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还是实务操作以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等方面，都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改进完善的地方，因此澳门的口述历史研究要与国际接轨，构建具有澳门特色的口述历史研究体系，政府应充当重要角色，初步考虑可在澳门文化局或澳门文化创意委员会内设一个部门主管此项工作，制订工作规划和方案，加大宣传力度，统合澳门各方面的力量，对当下和长远工作做出统筹安排；设立专项基金或加大财政资源投入，在公共部门设立一个口述历史档案库，作为资源整合及供社会使用的平台；在学术机构加强专门人才的培训和研究工作，编辑出版澳门通用的口述历史规范手册和有关文献资料的储藏标准；加强与海内外学术机构的交流和联系，以不断提升澳门口述历史研究水平，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澳门虽是一弹丸之地，开埠历史有450多年，但明清以来的历史档案及当代资料都残缺不全，这给澳门历史研究和方志修纂造成了极大困难。毋庸置疑，开展口述历史研究及其访谈，是澳门解决当代资料匮乏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澳门自16世纪中叶成为东西方国际贸易往来的中转港和贸易中心之后，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两大显著特点。一方面，其经济发展一直为世人所瞩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澳门经济更是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其增长速度高居世界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亚洲仅次于文莱、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成为第六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被誉为亚洲的另一条小龙。而1999年12月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以来的十五年间，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谱写了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
另一方面，澳门在历史上担当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起始平台角色之后，华洋居民数个世纪以来，在这块弹丸之地共处分治，并未出现太多或者严重的冲突，这不仅为中西文化相遇和对话提供了“公共空间”，形成了“澳门模式”，而且澳门还以其独特的政治构架和形态，使自己兼备多重的社会身份认同，从而在增进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方面充当着特殊的桥梁角色
。依照通常逻辑，澳门这样辉煌而丰富、备受世人关注的历史应具备系统而完整的记载，研究者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中文文献资料、澳门管治当局存藏的葡文记录，以及海外与澳门有政治、经济等联系的国家与地区保留的相关语种的文本资料，对澳门自开埠以来450多年的发展变迁及其历史走向进行探讨，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出乎意料和令人诧异的是，首先，从海内外各公私专门和学术研究机构所存有关澳门历史文献的档册目录、整理出版的各种文字和载体的资料文献以及研究著述的刊布情况看，无论是澳门的中文档案还是葡文档案资料，都或多或少存在断档或残缺问题，零散而缺漏甚多是其共同特点，与澳门历史发展的丰富内容极其不相称，据此很难对澳门历史发展的全貌做出概括和全景式的描述。此种状况在澳门回归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尤为严重，特别是那些攸关明清以来澳门历史发展过程的资料更为欠缺，时断时续，很不成系统。虽说以官方现存的一些档案文献可以勾勒出其大概脉络，看出中央政府对澳门一些重大政务的决策过程，以及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但有关澳门内部运作的详细情况，大都缺乏相对应的文献资料支持，使很多真相难以明了，具体内容和发展“谱系”处于“失语”状态。明清以来中央政府档案是这种状况，澳葡当局的档案文献资料也是如此，其断档之现状，记载之不足，同样堪忧，导致澳门历史研究面临巨大困难和挑战。
其次，由于澳门的中文与葡文文献资料残缺情况较为普遍且突出，所以从客观上造成澳门历史上的诸多悬案和谜团，如葡人入居澳门之确切年代及其方式、地租之由来、中国海关入澳时间、佐堂出入澳城时间及其地点等重大历史问题久拖不决，难以达成共识。因为缺乏可靠史料为根据，而一些似是而非的臆断和传说大行其道，故使得本来较为清晰的历史轨迹，被人为加以渲染和曲解之后，真相变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有些保存下来相对集中的资料，不是偏重于官方政务活动的某个时期，就是偏重于某个领域的重大事件或机构的演变情况，而有的则偏重于微观领域的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活动的只鳞片爪，据此难以搞清澳门复杂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简而言之，中文与葡文资料的缺陷和不足，使得澳门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难上加难，取得共识实为不易，非得依靠过硬的文献资料不可。造成这种困局，既有复杂的客观原因，也有澳葡当局政治架构和制度设计方面的特殊背景因素，同时与澳门历史研究起步晚、不够深入系统也有一定关系。吴志良博士对此做了深刻分析，他明确指出：“澳门历史及其研究的争议一直没有间断，从‘澳门’这个名字的起源到中葡居民地界的划分、从华洋人口的数量到人口结构到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从中葡管理澳门的政治分野和法律地位到行政形态的性质及其演变、从海上贸易的中外份额到本地经济的资本构成，至今还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研究状态，必然造成澳门史研究许多争议的空间，有些跟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和主观立场相关，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对源文件资料的挖掘整理不够，或者对已知的史料的使用和解释存在莫大的分歧。此外，澳门历史研究队伍的民族、文化、语言背景各异，没有形成一个充分沟通、相互了解的主体，缺乏一个建基于本地社会的视角，更缺乏一个本土化的解释体系。”
再加上，澳门“有意识地引起大众关注的系统学术研究起步较晚。随着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和八十年代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巨变，尤其是《中葡联合声明》的签订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和颁布，澳门和外地许多学者以及澳门居民，对澳门的历史和现实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然而，当澳门进入过渡的后期以来，“官方和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质和量的飞跃，但较偏重历史、文学和艺术，有关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研究和探索的文章仍然零散，专著屈指可数，为研究澳门的学者带来不便，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长足发展”
。可见澳门历史上很多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关键在于能够说明问题的中葡资料极为缺乏。若有系统完整的中葡等文献资料，澳门诸多历史问题、不同认识和分歧意见，都将随着研究深入而得以逐步解决。
再从内地首轮方志修纂的经验教训看，新编方志内容记述的重点是1949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虽然在官方制订的有关方志修纂规划方案之中，对社会调查资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了规定，提出了明确要求，当时口述历史在内地正处于探索阶段，故在表述方面，没有提出口述历史资料的概念，而是以传统的社会调查来代替，但由于各地方志修纂者未能对其价值引起足够重视，对社会调查资料使用不够，而过多地依赖官方档案和各机构部门的文献资料，结果方志所记述的历史内容大多干瘪而不生动，人民大众在历史创造方面的活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很多方志内容自然变成了官方和各部门档案文献的“改编”或“汇编”，丰富的历史活动被连篇累牍的官话替代，不仅缺乏可读性，与社会大众的期望相去甚远，不被社会大众所认同，而且学术性不强，资料价值也受到质疑。基于这种教训和经验，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内地开展二轮方志修纂以来，方志修纂者总结、反思首轮方志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为缺少社会大众视野及其活动内容，“重官而轻民”是一个主要原因，而要强化此方面的记述，口述历史资料访谈和社会调查资料搜集的作用至为重要。因此，从二轮方志修纂的准备阶段开始，这两项打基础的准备工作便被列入主要内容之一，予以推动。从内地方志修纂实践看，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确定为全国二轮方志修纂试点单位或各省创优工程的《邗江区志》、《高安市志》、《余杭通志》、《萧山市志》、《义乌市志》、《龙湾区志》等志书，之所以获得较好社会反响，一个共同特征是，重视口述历史访谈或社会调查资料使用。在内容记述方面，注重彰显社会大众和普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是以官方的观点统领一切，而是兼顾与平衡社会大众的历史视野和社会诉求，因此方志所载内容克服了“官书”的刻板面孔，更贴近社会大众，赋予了方志应有的社会形象。而与内地相对应，台湾的口述历史研究作为“新史学”发展的标志之一，其重要价值被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同，所以台湾新志修纂历来重视田野调查及口述历史资料的应用，注重以资料的多源性来体现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在方志修纂中使用口述历史资料是一个普遍现象，因而方志的资料价值和功能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发挥。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实践事例说明，口述历史与社会调查资料确实是加深方志内容记述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其作用和意义不仅在于提供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以这些资料修纂方志，使方志内容更接近历史真相，更能体现历史发展轨迹。有鉴于此，对于即将开展方志修纂的澳门来讲，要想克服澳门当代文献缺乏的先天不足，修纂出经得起历史检验和符合澳门社会大众所期望的方志，构建澳门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做好文献的整理和准备工作，适时开展口述历史资料访谈，抢救稍纵即逝的“活资料”是当务之急。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方志修纂实践和经验也表明，资料准备不充分，基础不够坚实，是做不好澳门方志的修纂工作的。对于澳门方志修纂而言，当下特别强调口述历史访谈及其资料文本整理的重要性，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首先，为构建澳门系统的历史文献体系、夯实澳门方志修纂的资料创造有利条件。对于澳门历史研究和方志修纂来讲，系统完备的资料准备是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没有系统全面的资料积累，就不能对澳门地方历史的发展情况有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也无法对很多具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做出正确判断。如果对本区域的历史研究都难以形成共识，理出一个头绪，那么要想修纂真实客观的方志著述就是一句空话。而方志作为资料性著述，其记述要求横排门类不缺主项，纵述历史不断主线，内容要求事物发展的缘起、经过、转折及其发展结果完整，自成体系，不能出现源流不清、过程不明、因果混乱或语焉不详的记述。因此，要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关键是资料，有了可靠的文献资料，不仅有助于历史疑难问题或悬案的解决，而且可以为澳门方志修纂提供帮助。从澳门历史资料的现状看，无论是古代史还是当代史，中葡档案文献残缺而不全，各种资料不成体统且遗漏甚多，是其主要问题。从历史阶段来看，抗日战争以前的历史资料已不可能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来弥补，只能依靠挖掘新的资料或海外其他语种的文献资料，或有关著述引用的资料线索按图索骥，以逐步加以收集和完善。而对抗日战争以降的澳门资料，从现在开始予以高度重视，做出全盘规划安排，确定重点抢救和后续跟进项目，制订明确的时间表，投入专项资金，组织有关学术机构和团队，持续不断地开展口述历史的访谈和文本整理，把社会大众的集体回忆如实记录下来，还是能够抢救和积累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填补文献不足的缺憾。再从上述澳门口述历史访谈实践、文本整理以及取得的社会效果来看，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扩大口述历史访谈的范畴，将访谈领域由社会层面，逐渐扩大到澳门政府的各个部门和领域，加大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个界别有关人士的访谈，通过录音、声像等方法加以系统搜集整理和妥善保管口述历史访谈资料和文本，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拾遗补阙，就能够形成当代澳门历史资料的系列。因此，在澳门开展口述历史访谈，主要目的不是追求时髦，为纯粹的研究服务，而是基于抢救历史资料的客观要求。有了资料，既可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有利于口述史研究和发展，同时还能为澳门方志修纂积累所需的资料，所以最为迫切的事情就是抢救资料，夯实文献基础。
其次，澳门口述历史资料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口述历史研究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学术活动，具有自身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在澳门不是所有的“过来人”都是口述访谈的对象，凡是被列入访谈范畴，或能够口述历史故事和提供历史画面的人士，有的为社会各领域和界别中有声望的人，更多的是社会群体，虽然阅历各不相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所目睹耳闻的事情有大有小，但他们不是历史的主导者或参与者，就是事件或过程的见证者或经历者，其关注视野偏重社会大众，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由他们回忆和口述自己在澳门的亲力亲为亲闻的那段历史，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转述先辈以及他人的事迹与澳门历史的沧桑巨变与辉煌过程，以“我眼中的历史”视野来描绘澳门“历史大舞台”的场景。虽然有的人讲述的是个人、家族的奋斗史、创业史，有的人是以参与者、“主导者”或影响者的身份，娓娓道来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还有的人讲述的是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或感悟等内容，但将他们的口述汇集起来，就是一幅幅生动多彩而富有生机的澳门流淌不息的活历史画面。尽管有一些“重量级”或“关键”人物基于各种顾虑和客观原因，在口述历史时会出现“选择性记忆”，可能“合理”回避或绕过一些事情和问题，甚至可能会口述一些相反的事实，但作为一种说法或参考，同样具有“坐标”参照意义。而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大胆地把自己眼中的澳门历史口述出来，将自己感知的历史感受表达出来，这些内容不仅不见于官方记载，而且由此呈现出来的可能恰恰是历史真实的一面，体现的是平民的历史观，这既可以弥补澳门“官历史”过于刻板、缺少历史细节和生动活泼画面的不足，又能使历史内容更具有过程感，更具故事性和趣味性，引人入胜且贴近民生。这就是口述历史的特点和长处，也是其为社会大众所津津乐道的魅力所在。过往正统的“官史”与民间“野史”之所以泾渭分明，主要原因在于官方所标榜的“正史”没有照应好民间的诉求，不屑“与民为伍”，未能妥善处理上下关系，实现官民意愿的和谐，而是以“官志”取代民意，凸显所谓的“帝王将相”形象，故意掩盖或忽略“民众”存在的重要性，两者的分野和差异难以弥合，因此，史观和文本解读会呈现截然相反的情景，讲述版本不同的故事。而口述历史关注更多的是社会大众的普遍感受和深切体会，主张历史的上下呼应与有机结合，因此通过这样的社会途径所获得的鲜活资料，既可以映照官方记载的历史，构建较为客观的历史资料体系，又便于将社会大众纳入历史记载的体系之中，使其由历史的旁观者变为历史参与者，以激发他们参与历史创造的积极性，使历史更具有社会的普遍意义。澳门口述历史就是要构建这样的历史体系，阐述社会大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再次，澳门口述历史资料访谈与文本整理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紧迫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澳门历史的见证人、参与者和创造者逐年减少，岁月沧桑，时不我待。倘若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开展口述历史的访谈，把这些珍贵的“活资料”记录和保存下来，任其流逝，那么诸多不见于官方档案文献记录的难得口述资料都将不复存在，澳门历史未解之谜也将成为永远无法解开的哑谜。从澳门口述历史访谈资料项目的进展看，除了前述的领域和范畴之外，亟须开展的项目很多，且都有抢救性质，如从界别和范畴而论，有政府机构和部门、教育界、公私实体、民间社团以及社区等，从人员类别看，诸如曾在澳葡政府任职的各级官员及其工作人员，各公私实体以及工商界的著名企业家与社会名流、民间社团的精英人物、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不同社区的众多有影响的人员等，都是口述历史访谈的主要对象。若展开这些口述访谈，按照专题分类，就可以形成有关澳门政治、工商业发展、教育文化、社团变迁、社会生活及社区演变方面的系统资料，对澳门近60多年来的各方面情况有一个基本梳理和了解。由于澳门经历抗日战争过程，能够口述当时历史、掌握有关资料信息的长者，经过70多年的岁月，到当下为止在世者已经不是很多，所以若干年来，澳门的口述研究者主要围绕抗战开展了若干批次的口述访谈与文本整理，其中澳门博物馆、蔡佩玲及其团队以及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开展的访谈最有成效，出版了口述访谈专集资料，尤其是后者中西文化研究所为纪念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由林发钦所长亲自挂帅，组建专门的口述访谈队伍，制订较为细密的访谈计划，对澳门不同界别和领域近60位当事人及经历者做了专题访谈，完成了图文并茂的《平民声音：澳门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一书的编辑与出版，以作为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献礼书。当下对澳门渔业、路氹历史、民间社团、社区以及本土信俗等口述访谈也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受专业队伍稀少、人员缺乏以及条件不具备等所限，口述历史访谈无法全面展开，涉及的领域和范畴有限，而亟待口述访谈抢救的领域和专项很多，如在20世纪辉煌一时而如今式微的澳门传统行业如造船业、神香和火柴业，70年代以来蓬勃一时的澳门现代工业如纺织业、食品制造、饮料、制烟业、橡胶制品、化学制品、金属制造、机器制造、皮革制品、制鞋业、制衣业、印刷出版及其附属业、钢铁业、电动机械及其他电器制造业、电子制品、玩具制造业、运输器材制造业、发电、水泥等行业，都是澳门现代工业的重要行业，由于文献记载匮乏和口述历史访谈尚未进行，至今仍对其发展情况缺乏基本了解和认识。此项口述访谈倘若久久不能开展，及时予以抢救性记录和整理，随着知情者和当事人的过世，同样会出现距离我们很近而对其发展所知甚少或不甚了解的情况。因此，对于澳门现代史来说，口述历史访谈和资料文本比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更具有紧迫性。
口述资料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不容替代的优势，但在众多的文献载体中，它终究只是其中的一种，因此在澳门方志纂修中引入口述历史资料时，要做具体分析和专门研究，因人因事因需应区别对待，认真研究和把握其本质属性，才能发挥其应有的“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功能与作用，才能为我所用，彰显其魅力。而要将其内容载入澳门方志，不是截取所需的资料便可直接入志，而是需要参照文献记载，反复考辨其真伪，经过去粗取精、文本转换以及各种语体风格的统一等程序之后，才可以按照方志的体例结构，将所需资料分门别类记入。具体应处理好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处理好口述历史访谈与入志口述历史资料的关系。澳门方志能够入志的口述资料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已经访谈的口述资料中选材，把需要的资料作为方志修纂的选项，再做裁剪和文本转换，其优点是选择范围较广，时间较为从容，准备可以充分些，但不足是需要专业人员，按照方志体例规定和记述内容需要进行选材，必须等方志的基本架构确立后，才可以进行；二是根据方志具体内容记述的需要，以及文献资料的缺漏，开展口述资料的访谈整理，目的是拾遗补阙，使方志内容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其长处是针对性较强，确实可以充分发挥口述资料的价值，其不足是时间仓促紧迫，口述访谈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专题分散，访谈资料头绪众多凌乱，不易形成完整的专集资料。因此，较为稳妥的方法，应当是按照澳门文献资料的不足和缺项，进行系统的口述访谈，整理文本，既有利于形成口述历史访谈的资料体系，又有利于方志修纂者按需所取，筛选必需的资料，不至于出现分身乏术的情形，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内容的修纂。在设计具体访谈内容时，访谈的范围应覆盖澳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确定的访谈对象要涵盖各个界别和领域。当代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在各个领域和界别有影响的人物以及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及参与者，都应当作为访谈的重点。既要有官员和公共机构的服务人员，又要有民间社团的领袖人物和普通民众。具体而言，不仅包括华人社会的领袖、政府机构的官员以及社团、家族的精英分子和普通社会大众，而且曾在澳葡政府机构服务的葡萄牙籍官员、各国驻澳门领事机构的代表、土生葡人的代表人物、各教堂的主教等神职人员，以及其他族裔的代表人物等，均是口述访谈首选对象和群体。这样做，计划性较强，工作目标明确，可以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时间较为从容，并且由于采访者具有代表性，所述资料自然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能够兼顾时下澳门历史研究、修纂方志以及长远储备历史资料的现实需求。
其次，要做好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鉴别和考辨工作。对于口述资料，既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凭借记忆叙述的内容，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甚至会有“选择性失忆”或“选择性记忆”的事情发生，并不是所有的口述历史资料都具有期望的文献价值，其中不乏虚夸和不实的成分，难免有造史和虚假的不实描述。判断和衡量口述历史资料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是否可以作为入志的资料储备、是否具有长久保存的文献价值等的标准只有一个，即真实与可靠。因为口述历史见证人情况千差万别，故其口述资料也较为驳杂，澳门方志使用这些资料，首要的是鉴别其真伪，然后是评估其价值。有的口述内容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可作为参考资料；有的口述内容披露了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入志可使方志内容更加丰富；有的口述内容不见诸文献资料记载，但经过考辨和审核，能够断定其具有一定真实性和价值的，可以作为文献参考；有的口述资料与文献记载不相吻合，甚至相反，即使一时很难做出判断，也可以作为一说；有的内容是孤证，无法做出判断，可存疑，留待后人考证和研究；有的同样一件事情，多人的回忆存在较大差异，是非莫辨，有的出于某种考虑，甚至故意造假，或严重歪曲事实，对于这样的口述资料，使用时要加倍审慎，不能“捡到篮子都是菜”。口述历史研究作为一项专门学问，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要对其资料的真伪价值做出判断，令它发挥应有的作用，确实要下很大功夫，做好此项工作并非轻而易举。澳门方志修纂面对资料匮乏的现状，最忌讳“有病乱投医”，传说故事与历史事实不辨，歪曲真相，混淆视听。使用口述历史资料时，必须慎而又慎，不能贸然行事，只有在做好口述历史资料的鉴别真伪与考辨虚实的工作之后，才能将其列入参考资料之中，再由专业人员进行严格把关及裁剪处理，否则就会因为使用不当的资料而影响方志的质量，造成不必要的负面效果。
再次，要做好口述资料文本与方志文本之间的对接和文字叙述的转换工作。口述历史资料与澳门方志修纂相结合，不是为了点缀和应景，而是为了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纂修高质量方志著述的需要。口述历史研究和方志纂修是两种专门学问，作为两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资料载体，各有特点，职能有别，自成体系。方志修纂在中国有一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固有的修纂规范和模式，其理论方法和体例结构，以及语言表述风格等不同于历史和其他著述载体。当代西方盛行的口述历史虽类似于过往中国的口碑资料，但口碑资料未形成专门学问，而口述历史研究却形成了“新史学”研究的亮点和热点，备受当代史研究者推崇。从记述方法看，口述历史以第一人称记录和撰写，内容之中多少会有议论、褒贬或个人的观感体会，且行文中口语的成分较重，每个人的表述也各有特色，有的甚至掺杂地域方言内容，还有葡萄牙语、拉丁语、西班牙语、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文字的口述资料文本，这些不同语种文本增加了文本对接的难度；而方志作为特殊体例及专门的资料性著述，要求以第三人称修纂，采用规范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记叙体，遵循直陈其事、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的修纂原则。行文力求准确、严谨、朴实、简洁、流畅，杜绝空话、套话、浮夸或渲染，还要注意与总结报告、教材、新闻报道、文学作品等相区别。按照这个规范要求，口述历史资料倘若未经过专业人员技术裁剪和文字的加工编辑处理，是不能直接在方志中引用的。如果方志修纂者不熟悉口述历史方法，不具备口述历史专业素养，对口述历史方法和资料特点缺乏必要的基本认识，那么在资料裁剪以及入志文字技术处理方面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和问题，所以澳门方志修纂要使用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将口述口气和文风特点转化为志体行文，还要进行编辑加工以及文字处理等专门训练。因此，在未来的澳门方志修纂中，澳门口述历史研究者与方志修纂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是至为重要的，彼此取长补短、相辅相成，才能实现澳门口述历史研究与方志修纂的双赢。
口述历史研究是当下世界乃至中国较为盛行的一门学问，对于历史文献和当代资料较为匮乏的澳门来讲，及时有计划地组织学术机构和社会力量开展口述历史的访谈与文本整理，可以达到保存资料及锻炼队伍的双重目的。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澳门口述历史资料访谈的实践看，口述历史访谈确实在历史研究以及构建资料体系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和特点。目前澳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政府缺乏统筹安排和全盘考虑，没有专门的资料文本研究和收藏中心，也缺乏一个因应澳门现状的口述历史访谈实务手册，对专业人员的培训缺乏具体指导，其工作主要由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澳门历史教育学会及口述历史协会所属故事馆，以及蔡佩玲为代表的团队和部分研究人员坚持开展，这种状况与口述历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澳门抢救口述历史资料的迫切客观要求是极其不相适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澳门当代史研究及方志修纂储备资料的目的，最为有效的办法，除了继续挖掘各种文本的文献资料外，唯有做好澳门口述历史访谈及文本整理，才能为构建澳门特色的资料和公共话语体系，为澳门方志修纂积累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因此，对于澳门口述历史研究来讲，当下开展口述访谈，抢救不断流失的口述资料，整理文本，是首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