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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传行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民众庞杂的民间信仰是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但关于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史家关注较少，
而对于明末至1844年清廷解除教禁这一特殊时期天主教与民间信仰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是难得一见；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界视角的下移，这一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一批直接或间接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但对于这一问题的系统性梳理与研究却非常少见，而且他们几乎都没有对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做出区分，而是把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去讨论其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当然，基督教（新教）入华已是19世纪初叶之后的事情，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基督教研究与探讨的对象也基本上就是中国天主教]。因此，本文学术回顾的内容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明末至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段基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研究的成果为主。另外，学术界对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研究较为薄弱，要作学术史的回顾可用的资料非常匮乏，但若扩展追溯的范围，则对本书的理论借鉴价值不大。因此，对这一时段学术研究的回顾，本书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逻辑，从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态度、中国平民信徒的信仰心理、天主教的本土化三个层面来尝试进行梳理。
对于来华布道的传教士而言，林林总总的中国民间信仰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认知、态度及行为取向，无疑是奠定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遭遇状况的基调，在整个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的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耶稣会士入华之后，在奉行“上层路线”的同时，对中国普通百姓生活中的信仰世界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如白晋（Joachim Bouvet）的《古今敬天鉴》、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 Nouvesux Mémori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969，Paris）以及杜赫德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等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有相当篇幅是关于中国民间信仰事象的记载；之后在江南传教的法国传教士禄是遒（Henri Doré）更是利用自己多年的传教见闻集成了18卷本的《中国民间信仰》（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utions en Chine ），内容涵盖节日礼俗、占卜纳吉、风水看相、神灵信仰、民间巫术、神话传说以及崇拜仪式等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包罗万象的信仰事象。但关于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认知、态度的研究却凤毛麟角，专题性的系统研究也更是无从谈起，只是零星散落于相关的著述中。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一书中，对明末清初传教士对民间信仰的认识与态度有所研究。谢和耐认为，明末来华的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等耶稣会士们显然是被中国民众对神灵的表面态度所迷惑，误解了他们的信仰意识，错误地认为中国民众可以很容易地归化。如他在文中指出，“罗明坚和利玛窦根据把中国人的某些礼仪作为对神采取鄙视态度的观点，得出的推论都过分草率了：‘虐待偶像’绝不是意味着缺乏对它们的迷恋”
，因此当他们鼓动教民去破坏这些神祇偶像时，传教士们便为他们的错误判断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崔维孝的《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中华书局，2006），对方济各会传教士对中国的祭祖及丧葬礼仪的态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是中国民众在祭祖问题上表现出的执着使传教士改变了对民间祭祖及丧葬礼仪的态度——由坚决反对到容忍与改造并对这种改变表示赞同。
另外，在有关“礼仪问题”的著述中，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态度问题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及吴莉苇的《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以及J.S.Cummins的 A Question of Rites ：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 （published by Scolar Press，1993）等都是有关中国“礼仪问题”的著述，而在所谓的“礼仪问题”中，争论双方最关注的就是祭祖问题，因为祭祖不仅仅只是孝道伦理，更有复杂的信仰成分，这也是双方认知的分歧所在，在此不再赘述。
在论文方面，聚焦于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的文章也并不多见。张先清的《试论艾儒略对福建民间信仰的态度及其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以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艾儒略为例，描述了其在福建传教时在民间信仰上采取的灵活策略，认为艾儒略的“辟邪”言论，客观上迎合了晚明以降东南正统知识界崇正黜邪，打击民间通俗文化的要求，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及其后的“礼仪之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范正义的《明清以来传教士对中国神灵信仰的文化批判》（《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则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民众神灵崇拜所展开的文化层面上的理性批判予以描述，认为传教士对民间信仰的这种理性批判，彰显了文化传播与本土适应性之间契合关系的重要性。王美秀的《天主教对中国祭祖的认识过去与现在》（《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5期）一文，对罗马天主教对中国信徒祭祖从宽容到禁止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卢梦雅的《早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民俗的辑录与研究》（《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则对法国早期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民俗事象（其中相当部分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的调查与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如果从布道的角度来讲，其终极目标在于使人的灵魂“归主”。因此，判定传教成功与否，获得信徒的数量并非是唯一的标准，更为重要的标准是这些信徒的内心世界是否真的与神同在，而对于中国信徒而言，那就是要考察他们内心的信仰世界中是否只有上帝这一唯一的真神驻留。因此，对中国信徒信仰心理的研究应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以往的学术界对中国信徒信仰心理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当时上层社会一些声望较高的信徒，如徐光启、王徵等，对中国平民信徒的信仰世界关注相对较少。
在论著方面，至今（截至2017年6月）尚未有关于中国平民信徒信仰心理研究的专著面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只是散见于传教史相关著作中。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撰写的《中国基督徒史》（耿昇、郑德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对有史以来的中国基督徒的发生、发展状况进行了追述，展示了中国基督徒在历史长河中的求索、挣扎，书中所秉持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料涉及中国平民信徒的信仰心理层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孟德卫（美）的专著《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潘琳译，大象出版社，1999）是一部方济各会在山东的传教史，与耶稣会的“上层路线”不同，方济各会的布道对象是广大乡村的普通民众。书中对传教的过程性细节多有描述，尤其是对促成民众信教的各种神迹多有记载并对由此而带来的皈依的动机及信仰的忠诚提出了质疑，而且从“灵与肉”的视角对中国信徒的信仰心理进行了分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论借鉴意义。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一书对明末清初教民的信仰心理曾作深入的剖析，指出中国下层民众往往把“中国的传统和行为，移植到基督教的神圣性和神圣事物方面去”，因此他对中国民众的群体归化行为提出质疑，认为是传教士的驱魔法力及圣水、圣牌、圣像、念珠等产生的奇迹，成为下层民众皈依天主教的主要动力，这就导致了在下层民众中基督教观念与中国民间传统的某些同化。秦家懿、孔汉思在《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一书中专门讨论了中国人对神、耶稣和圣灵的理解，指出中国教徒对上述概念的认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神学思维框架之上的中国式理解并分析了这种中国式理解的社会意义，进而指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一定要记住基督教神学只有自省什么对基督教是恰当合宜的，只有力图获得对其文本——基督教教义的新的符合所在国国情的理解，它才能够恰如其分地解决上面讨论的所有问题。美国学者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其中第十九章“基督教会在中国人之中”对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认识及处置方式也有所描述，而且多处提到中国民间信仰的心理对天主教传播影响的案例。如“上海附近天主教圣坛上雕刻的是十字架和龙的结合，异教徒和基督徒可以一起朝着这一圣坛下拜”，“新入教的人将他屋里或店里写着‘神’的牌拿掉，换上另一块牌，写着‘神，真主，造天地人物’，在这块牌和那块牌前面同样烧香”等等并因此对中国信徒的虔诚表示怀疑，认为他们的归化“不是靠‘圣灵’的祝福以启迪心智和使良心复苏”。
在论文方面，程啸、许蕾在《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信仰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近代的天主教民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天主创世说，但其信仰心理仍以本土的宗教意识和生活经验为基础，信仰重心表现为企求世俗需要的神功崇拜，“这种信仰在总体上没有超越传统的‘天命’观。抱有政治侵略和文化同化目的的外国教会未能在近代中国造就成一批西方式的信徒”。程啸、张鸣的《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从民众对洋教来华目的、教会的行为、基督教的本源、教士教民的人格画像及洋教传播后果的猜忌与反弹等方面对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细致勾勒，对非教民的信仰心理进行解读，认为这种观念的形成既是一种被侵略者的抗争，也是民众在民族危机深化的背景下力图从传统信仰中寻求自我保护的心理反应，是文化本土运动的一种意识表征。
毋庸置疑，“中华归主”是天主教来华的终极目标与主要使命，然而，要想完成“中华归主”的使命，本土化则是天主教几乎无法回避的一个命题，而且，本土化的进程与天主教在华的传播过程相始终。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是基督教新教的本土化，而对天主教本土化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截至2017年7月30日，以“天主教本土化”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显示，2000年以前的研究论文只有5篇，2000年后的有35篇）。
以天主教本土化为研究专题尤其是以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为研究视角的著作并不多见，其中海外学者钟鸣旦的两部著作贡献颇大。《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从中西文化互动的视角对明末清初天主教葬礼的本土化进程进行考察与分析，研究方法及结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认为当时天主教葬礼的本土化只是一种宣教的“策略”，但其社会学的意义非常重要，关乎中国天主教徒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其社会融入；《传教中的“他者”：中国经验教我们的事》（洪力行译，辅大书坊，2014）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宗教史叙事视角，即能否从“他者”的角度出发来叙写传教史，其中关于行为、组织、仪式及思想方面的本土化分析，对于我们对天主教本土化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除钟鸣旦外，其他海外学者如前文所提及的谢和耐、沙百里、孟德卫等的相关著作中也涉及天主教本土化相关问题。另外，国内学者在一些区域性的个案研究中也涉及了天主教本土化的相关内容。如康志杰的《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6～2005）》（辅仁大学出版社，2006），这是一部区域性的天主教史，也是一部天主教信徒的生活史，这种实证性的微观研究，为天主教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张先清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中华书局，2009），对明清时期闽东福安县乡村天主教的发展进行梳理与研究，认为正是由于天主教依托于地方宗族的力量，或者说是依附于地方宗族，天主教才得以在乡村社会深入传播与发展。
在论文方面，顾卫民的《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史略》（《韩国研究论丛》1998年第1期）是目前唯一对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进行梳理的文章，其余或选择某一时段、某一区域，或选择某一修会、某一人物进行有关本土化的研究。如张先清的《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刘安荣的《本土化进程中的山西天主教、教徒及官教、民教关系》（山西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郭丽娜的《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的影响》（《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4期），汤开建、张中鹏的《晚明仁会考》（《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夏泉、冯翠的《传教士本土化的尝试：试论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与清中叶中国学院的创办》（《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等等。
尽管进入21世纪国内外学界在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相对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因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参与研究的人员较少，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
第一，作为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的重大课题之一，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对于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虽有涉猎，但多为近代教案研究的附属品。如关于近代习俗教案的研究近几年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作者大多受到中西“文化冲突论”的影响，把关注的视角局限于两种异质文化在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上的差异，而没有把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作为两种不同的信仰形态，去考察它们遭遇过程中所发生的摩擦与糅合；而且，习俗教案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并非处于对等的平台之上，二者之间的关系中掺杂了太多的民族的、政治的因素，是一种非常规的文化遭遇。因此，如果忽视对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的历史性考察，习俗教案研究的结论也许会给人以误导。另外，国内的研究成果也多是在中西文化大框架之下的概貌式研究，并没有把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
第二，“他者”的身份，使国外学者对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的研究有失偏颇。国外学者如谢和耐、秦家懿、孔汉思等对民间信仰的心理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他们多以传教士的报告和书信资料为立论依据，而对中文资料的引征较少（如谢和耐使用了傅圣泽、汾屠立、利玛窦、李明等数十位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书信与报告作为自己考察中国民众信仰心理的依据，而对中文资料的使用则寥寥无几）。我们知道，相对于其他外来者而言，尽管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比较深刻，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弥合由中西文化背景的巨大反差所造成的信仰心理上的差异，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身文化传统的烙印（如入华初期，不少传教士曾为中国民众虐待民间神祇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对实现“中华归主”的广阔前景非常乐观）。因此，国外学者以传教士的书信等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也就等于无形之中把自己与中国社会隔离开来，是以“他者”的身份来考察中国民间信仰这种“陌生人的文化”，这无疑会影响其研究的准确性。
第三，作为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天主教如何应对中国民间信仰这一课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诚如前文所言，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关键，是要把握好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脉络。而对于广大的下层民众而言，所谓的本土文化应该是一种民间文化，民间信仰恰恰就是这种民间文化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如何应对中国民间信仰显然应当成为天主教本土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遗憾的是，在正统价值观的影响下，学术界对天主教本土化的研究主要是聚焦于天主教与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文化正统的儒学之间的碰撞与融合，而对于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则关注较少。另一方面，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天主教传华史相始终，所不同的是，受制于政治背景的变迁及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体认的不断深化，天主教的本土化进程在不同的时段会有所差异。因此，要想对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必须对之作历史性的考察。然而，在以往对于天主教本土化的研究中，学术界主要把目光集中在明末清初（利玛窦的文化适应）与20世纪20年代前后（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高潮时段），而对禁教时期天主教的本土化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1]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2] 见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a ，Paris，1919，1922，转引自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1页。
[3] M.Freedman，“O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351-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