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与凡俗：明末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遭遇最新章节_张振国著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范式

（一）问题的提出

天主教与中国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到了近代，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天主教在中国迅速拓展，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宣教运动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事项，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之所以选择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的遭遇为切入点对明末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华宣教活动进行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过程与天主教传华史相始终，对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的研究是对天主教在华传播状况进行全面解读的必要环节。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沉淀为中国民众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在百姓的生存空间中无处不在。因此，天主教入华后与中国民间信仰的遭遇是无法回避的，而且这种遭遇是全程性的，民间信仰也因此一直受到入华传教士的广泛关注。另外，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要归化中国民众，实现“中华归主”，这就意味着要中国民众彻底放弃对各种民间神祇的膜拜而崇拜唯一的真神，因此，他们从踏上中国国土之初就开始实施“征服偶像”行动，与中国民间信仰直接交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天主教的传华史实际上就是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争夺信众的历史，对民间信仰的处置方式直接关系天主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对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的考察，是对天主教在华传播状况全面解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第二，如何应对中国民间信仰，是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对天主教本土化历程的考察中，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性。任何一种文化移植到一个新的文化生态体系中并欲取代当地的本土文化以实现其“全球化”的终极目标，本土化是其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天主教要实现其“中华归主”的宏伟战略目标，就必须依托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不管自身是否有这种意愿，本土化是其必然的选择。我们知道，天主教入华所要面对的主要群体是中国的广大民众，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因此，天主教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最关键的是要找准中国本土习俗文化的发展脉络，适应民间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国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已经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民众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心理特质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应对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因为，从理论上讲，要想收获完美的天主信徒就必须把民间信仰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对天主教在华本土化的研究中，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应该受到格外关注。

第三，明末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文化碰撞处于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之上，对这一时段天主教在华宣教活动进行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相对于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时段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由于缺乏西方列强在军事、政治上的强力支撑，没有借助西方国家的权威对中国的民间信仰进行打压，因此，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网络中没有掺杂过多的民族的或政治的矛盾，属于一种相对单纯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当然，这一时段内的情况也不尽一致。1583～1720年，利玛窦主动采取“适应”性的传教策略，传教活动得到了中国社会上层的支持，尽管其间偶有教难发生，但总体来看传教环境较为宽松。1720年后，礼仪之争导致的中国政府的禁教政策给天主教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使其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尤其是天主教在中国城市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但这种皇权与教权之间的争夺对于中国的民间社会不会有太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居于偏远地区的百姓甚至不知朝廷有禁教谕旨（这一点在地方官的奏折中可以找到证据）；另一方面，朝廷对民间信仰基本保持中立（对于官方认可的民间信仰除外），既不提倡，也不反对，对一些民间宗教或教派则严厉打击。由此可见，相对于天主教，民间信仰其实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优势可言，二者之间的碰撞基本上属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遭遇，是一种常态下的文化遭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行了比较开明的宗教政策，充分尊重民众自由选择正当宗教信仰的权力，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重新站在了同一个文化平台之上，如何应对民间信仰仍是天主教在华传播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重新审视这一时段内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遭遇的过程与结果，检讨天主教在华宣教活动的得失，也许会为当今政府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首先，如前文所述，传教士来到中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中华归主”，即中国的基督教化，而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则在于基督教自身的本土化，即基督教能否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能否适应中国本土习俗信仰。因此，如何应对作为中国民间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信仰，成为天主教本土化的重要内容。本文也正是试图在本土化的框架内，对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进行梳理与解析。其次，作为不同质的两种文化之间的遭遇，相互之间的排斥、冲突是在所难免的。然而，中国文化传统中包容性的特质，使中国民间信仰比较容易接纳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在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天主教的到来无非在众多的神祇中添加一尊西洋神而已。而天主教则不然，它属于典型的一神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无法容忍中国人在礼拜天主的同时，拜倒在多如牛毛的民间神灵脚下。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天主教在与中国民间信仰遭遇的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得更为主动。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天主教如何应对中国民间信仰这一视角，去考察二者之间的遭遇。再次，从对信仰的价值期待层面来讲，神圣与世俗在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存在明显的分野。受神圣目的论的影响，天主教徒期待的是来世天堂的永福，对改善现实生活状况的要求并不十分强烈；而中国民间信仰则不同，它已深深融入民众的现实生活之中，甚至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向信众承诺的不是来世未知的幸福，而是可以验证的现世福祉。因此，本文选择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圣俗之争作为研究的契入点，来重新审视这一时段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

2.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不是对明末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进行梳理与考察，而是尝试从宗教文化对话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段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与民间信仰的遭遇进行分析，对天主教在华宣教模式进行探讨，进而对当前天主教在华所应秉持的立场、方法提出建议与意见。

（1）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把这一时段天主教在华传播置于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殖民扩张与近代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的双重背景之下来考察分析天主教在华传教路线选择的背景、过程与特点。

（2）在总体上遵循历史研究方法。本书的架构基本上是以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的顺序来安排内容，天主教在华宣教发展变化的历史线索相对比较清晰。历史研究重文献，为完成本书的写作，笔者除到国家图书馆收集相关资料外，还专门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和一些教堂（如济南天主教洪家楼教堂、河北献县天主堂）收集了一些内部资料，极大地丰富了本书写作的文献基础。

（3）在具体写作上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尽管在总体架构上遵循历史研究的方法，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尽量摆脱历史叙事的传统模式，广泛借鉴了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及文化传播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从文化、心理的层面对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进行解读。

①宗教社会学对宗教功能的分析在本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宗教是一种文化，信徒的宗教生活不仅仅是宗教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对整个社会体系都会产生影响，它在满足人们宗教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们许多世俗性的需求，如道德伦理、审美认识、社会交往、精神慰藉等。葛兰言曾经指出：“人们对任何宗教教义基本上都是漠不关心，中国人并没有按照宗教信仰把人们分成不同的群体；按照以往的传统，中国人会同时向和尚和道士求助，甚至是有文化的人、官员。中国人非但没有宗派之见，而且当他们向这些宗教神职人员求助时，也没有把他们奉为神明而崇拜。” 的确如此，中国人的生活中缺少明显的宗教情结，中国人对宗教的需求更多是出于世俗功利目的，宗教活动更多是为人们的世俗生活服务的，天主教要想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因此，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在福音布道之余，也尽可能地介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而这些非宗教性的活动在推动天主教在华传播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②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在本研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一种异质文化要想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生态群落中落地生根，不管其自身是否愿意，本土化都是其无法回避的选择。而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从实质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过程，本土化与其在华传教过程相始终。任何一种信仰的传播能否成功归根结底取决于接受者的自我觉醒程度，而接受者对于宣教教理的接受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他们会用自己的文化符号系统对外来文化进行解读，难免会出现“误读”的现象，而且这种“误读”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是必然的，因为接受者的理解是文本意义生成的前提。这些理论对于剖析中国教民的入教动机及信仰心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③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在本研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天主教徒信仰心理的了解，笔者协同某县宗教局对当地农村基督教传播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与信徒进行了深入沟通，对他们的宣教方式及对教理的认知水平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此外，笔者还曾多次到济南平阴教民村胡庄（已有近400年的信仰历史）进行实地考察，详细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文化习俗的相对稳定性，使笔者可以通过活体的文化形态去校验研究中的理论预设。

（三）基本框架

本书论述的主体部分有五章，另有绪论和馀论，共七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阐述选题的缘起及意义、相关概念的阐释、学术史的回顾、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基本内容。

第一章主要描述新航路开辟以来天主教宣教事业的发展及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概貌，为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提供背景铺陈。该部分着重分析了大航海时代以来天主教宣教事业与欧洲殖民者的海外扩张之间的关系，简单回顾了这一时段天主教宣教神学的发展变化及主要宣教策略，并对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概况及和平的适应性传教路线的确立过程予以粗线条的描述。

第二章重点考察明末清初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文化批判与征服实践。作为分散性宗教，民间信仰与各种世俗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与中国民间信仰争夺信徒的过程。该部分对传教士为实现“中华归主”的夙愿而对中国民间信仰所采取的“扫荡”举措进行检讨，展示的是两种文化遭遇过程中的冲突与排斥——一方面，传教士对包括民间神祇及世俗迷信在内的中国民间信仰展开了广泛的文化“围剿”，力图摧毁其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展开“法力与灵验”上的竞争，以赢得中国民众的大批归化。

第三章着重分析天主教与中国祭祖礼仪之间的纠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祭祖问题遂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并由此引发了“礼仪之争”，导致了清廷的禁教。鉴于祭祖问题在天主教传华史上的极端重要性，本书把天主教与中国祭祖礼仪之间的纠葛问题独立成章，首先选择祭祖礼仪的宗教性作为突破口，重新审视耶稣会士与托钵会士之间在认知上的分歧，以及朝廷与教廷之间在权力上的博弈，力求避免简单的是非判断。然后视角下移，就天主教如何应对中国民间社会的祭祖及丧葬习俗展开考察，揭示了传教士在对待民间祭祖及丧葬习俗的态度上所表现出的裂变——文化上的批判与实践中的容忍、改造并行不悖。

第四章重点考察禁教时期天主教本土化过程中面对中国民间信仰而做出的调整，并对这一时期天主教本土化的宣教模式的影响进行探讨。在以往对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两种文化遭遇的文本描述中，冲突与排斥无疑是颇受关注的，似乎这就是二者之间遭遇的全部。其实不然，面对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一直努力进行各种调适，只是因为这种调整过程相对平和而往往为人所忽视。该部分所展示的就是禁教时期在争夺信徒的过程中天主教面对民间信仰有意无意地进行调整的真实场景。严厉禁教使天主教会与中国教民之间的联系被瞬间斩断，为维持正常的宗教生活，一些地方的教民自己组织起来，开展自立性习教，从组织建构与宗教活动场所及设施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色彩；一些传教士也尽量将天主教的信仰同中国的民间风俗结合起来，以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将天主教的信仰融入人们的生活，以上帝的名义施行各种善事，满足民众的一些现实需求并以自身高尚的德行感化民众，赢得人们的好感，同时迎合民众的传统心理，通过一些看似巫术的“神功”（其中有一些科学知识的运用）展现天主教宗教仪式的有效性来吸引民众，使人们逐步接受天主教的信仰。然而，遗憾的是，天主教这种本土化宣教策略的选择，在赢得大批中国民众归化的同时，却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民的信仰心理，影响了教民对天主信仰的纯洁性。

第五章主要从考察中国教民的入教动机入手，对中国教民的信仰心理进行剖析。如果仅从施洗的数量来看，即使在禁教时期传教士的福音传播工作也是成功的，但仅以此来评价福音传播工作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同一种归化表象之下也许掩藏着截然不同的信仰心理。该部分就是通过对中国教民对天主教教理的解读范式及其入教动机进行深入剖析，透视中国教民的信仰心理，揭示他们对天主的信仰心理中非常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