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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尊敬的徐部长、熊副市长、赵县长、吴院长,各位领导、各位学者,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到这么漂亮的地方参加这个论坛。昨天在贵阳的论坛上我讲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今天我想多说几句,今天感觉非常舒服、非常舒服。

今天我想讲的是:农村建设与社会主义道路扶贫,我想讲几点看法。现在,我们讲扶贫,实际上是农村建设大概念的一部分。我想无论改革开放以前也好、改革开放以后也好,中国经济结构基本的特征是城乡二元结构。

现在,随着农民工的流动,实际上中国已经变成了“三元社会”:农民、城市居民、城乡间流动的农民工。我个人觉得这个三元社会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形态。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城市居民,要么都不是,而且在中间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特别大,存在很多的问题。

中国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现在很多人在强调城市化,其实城市化也对,因为国家的发展需要多元化、城市化,但是城市化并不是农村建设不重要了。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大约占54%。在这54%左右里面呢,我想城市居民占38%左右,还有14%左右的是农民工,即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未来城市化可以达到多少?我想按整个OECD,整个发达国家的70%来计算的话,中国还有4亿~5亿的农民,会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农村,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一些经济学家说:从生产粮食的角度来说,中国只需要几千万农民就够了,因为美国只有3%的农业人口,能够生产足够粮食给全国人口吃。

我想中国不是这样的概念,不能以美国来看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还是城乡二元结构决定的。我觉得,农村生活是一种生活形态,城市化并不是要农村消失。我一直在海外到处留学、学习,我觉得中国人民对农村的看法和欧美人对农村的看法很不一样。欧美人对农村的看法是非常强调忠诚部分,农村是任何一个社会传统美德的载体。他们从近代以来,一直发起很多社会运动保护农村、保护农民的生活形态。而中国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没有考究过,农村是一个“落后”的词汇,农村就是落后的、封建的,就是一个不好的词汇。

前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说“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农村的问题。“三农”只是一个客观的现象,不应当叫作问题。把三农看成问题,我是一直有意见的。我以前见温家宝总理的时候,我对他说,最好不要叫三农问题。如果是问题的话,就一定要去解决的。实际上,“三农”是一直存在的现象,怎么能说是问题呢?这跟我们的思想意识有关,我们对农村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意识到农村的生活形态是一个永恒的状态,我们对农村的发展,包括扶贫,也就有不同的看法。在对农村认识比较正确的情况下,我们对农村的建设就会有不同的认识。

十八大之后,国家把城镇化作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在这方面,我写了很多的相关文章。我甚至觉得中国很多的地方,城市化已经过度了,政府没有必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推进城市化。如果按照OECD的70%的水平,我们现在已经是54%,还有百分之十几个点,政府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搞城市化,有些地方已经是过度城市化了,比如我老家浙江那边已经过度化了。政府应当做什么呢?

一是建小城镇,你也可以叫它城镇化,但是跟城市化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二是搞农村的现代化。这两块一定要做起来。大家不要把农村生活形态与城市化对立起来,这是很不对的。我们这里有德国的朋友,德国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但是德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就生活在2万人以下的小城镇,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到一定程度,除了像新加坡这样没有农村的国家,大家最后的一个直觉就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我想,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避这种趋势,你去纽约看看,大部分富人白天在城市工作,到了晚上就跑到乡下生活,比如都到普林斯顿去生活,就一小时的车程。

我想,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渡到一个工业社会,大家对城市的生活是很向往的,但是最终,城市化达到70%的时候,农村的附加值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点,从世界范围来看是可以预计的。

现在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村建设做什么?我在这里有几点提倡。现在我们在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什么?其实就是去库存、去产能。我是一直认为,中国的小城镇建设、农村现代化能消耗大量的过剩产能。现在关于过剩的产能,大家都聚焦在“一带一路”。当然,“一带一路”很重要,它是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光靠“一带一路”去产能是不够的。现在中国大量的产能是由已经过度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大城市化高峰期也已经过去了,像广东、上海、北京、深圳已经太大了。我们是不是能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到城镇建设和农村现代化效果会很好。我观察到,在贵州,因为我第一次来,不太清楚,但是浙江也好,北方的很多地方也好,因为现在的第一代农民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第二代农民工基本是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他们在农村有一块土地,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回去。但是回去以后,他们要过城市那样的生活,而乡下没有那些基础设施建设。像北方很多的地方,第二代农民工回去以后,盖那些卫生设施、热水等各种基础设施,都是一家一户自己做,结果造成生态的大破坏。因为农民作为个体,是很难协调起来的,只有政府去做。搞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大量的钢筋水泥,这都是需要政府去扶持的。

之前我们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口号,但是新农村建设也有一些问题。那么在新常态下,怎么搞农村现代化?我最近在广东珠海做一些村落的现代化调查,我觉得,他们做的百村功德,也是蛮好的。这里就有个问题。就是说,过去政府需要GDP,但是农村建设不能光以GDP来作为一个衡量指标。我想过去的领导人应该也认识到,本来农业的GDP就低。GDP很简单,好理解,比如大家自己洗自己的衣服就没有GDP,如果你帮我洗衣服,我帮你洗衣服就有GDP。农民自己做饭自己种菜就没有GDP,跑去餐馆吃饭就有GDP,所以农业的GDP就低。像新加坡没有农业,大部分的家庭不做饭,每家都产生着GDP,但是农民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村没有GDP,因为计算不上来。所以,我希望高层领导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农村的生活不能以GDP来衡量,可以以近几年我们讲得比较多的幸福指数来衡量,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虽然有很多村落的GDP不高,但是农民生活很幸福,这是一个方面。

所以,我自己判断,中国的城市化还有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以后,农村的附加值就会增加。像贵州这样的地方,我个人倒是希望贵州在领导的努力下,建成一个农村生活形态的模板或模式。现在中国大部分像贵州这样生态保护得好的省份已经不多了。像去年,习总书记来,非常珍惜像贵州这样的生态环境,大家再也不要破坏这样的生态环境。实际上,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这需要看我们的领导思考如何建设这样的小城镇和大的村庄,我觉得农村分散的地方,有必要进行集中,但不一定非得把农民赶上楼。很多地方,我都去过,非常简陋,也非常丑陋,农民自己也不喜欢。为什么要让农民像城市居民那样住上高楼呢,农民也不喜欢,我也想不通,但是一定的规模是需要的。我们现在只听政府讲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没有人口规模,公共服务是很难持续的。假如一个村庄七八十人,不可能有医生、学校等,如果一个村庄是有着几千人,就可以提供公共服务。像欧洲,我生活过的英国一个叫诺蒂派的城市,其实城市里没有多少人,周边三十几个村庄,每个村都是建设得不错的,交通条件好,中心是一个镇,从中部看起来是一个镇,但是连接起来就是大城市,像这样的模式在贵州是可以探讨的。当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看到高楼以后,希望不要再建高楼,拒绝高楼。其实造高楼是最容易的,但保存一般传统的模式不容易。

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要引入社会资本。我老家也是农村的,经常过去,为什么农村建设不起来,我觉得是农村资本的单向流动。一般的情况下,农村青少年都是跑到外面打工了,回来的人比较少。就算农村发展起来,有钱了,大家还是转移到城市去了。只有政府现在是单一的主体推动农村现代化,我觉得光有国有资本和农民的努力,以及农村的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引入社会资本,比如社会名人等。这里所谓的社会资本,不是大家所说的把大家的土地都买下来的这种资本,让社会资本留在农村,就像欧美那样的富人,能住在乡下。有钱人进来住了,很多方面就能发展起来。要不然,农民一有钱就离开农村了,农村永远都是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现有的土地制度有所改革,集体用地和农业用地可以不变,但是宅基地可以相对流动,比如农民不想住在农村的,允许他们流转出去以后,住进城市里。然而城市里的富人想住到农村去,在乡下盖一些房子,也允许他们住进来。我想世界各个地方都一样,土地所有权不能变的话,使用权是可以变的。像新加坡,所有土地是国有的,但是你可以用99年,有些可以是永久使用,比如999年,其实这个意义不大,如果从法治基础到土地制度,就可以吸引到社会资本进入驻扎在农村。如果社会资本进不来,光有政府这样一个角色农村是建设不好的。

像贵州这样的农村,旅游业确实很好。你们不常待在这里不太清楚,我觉得贵州每个地方都是旅游景点,不光是黄果树的瀑布。按照我的生活经验,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旅游是集体旅游,我觉得过一阵子的集体旅游慢慢就会淡化,个体旅游的高潮就要到了。现在年轻人跟老一代人不一样,老一代人都喜欢集体活动,但是新一代人在城市生长以后,以个体活动为主,所以会有个体旅游业的到来。个体旅游意味着什么呢?像欧美一样,我喜欢个体旅游,需要建设很多的家庭旅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起来的,沿着大的旅游景点建设,农民个体很难做,政府或者NGO也好,社会组织也好,能不能把100家、200家、300家的农民组织起来,比如你们家可以个体提供住的地方,把家庭组织起来,现在农民最麻烦的就是没有组织起来,我觉得政府应当帮助农民组织起来,积极参与农民的组织化。这样的社会资本进来以后,农民会更好地组织起来。因为农民作为个体,很难对付这个社会资本,资本永远是老大。所以今天的农民和社会资本之间出现那么多的问题,直接原因是政府的角色没有扮演好。政府往往是站在社会资本这一边,不是在农民这边。我觉得,一方面政府要鼓励进行土地制度的变更,引导社会资本的进入,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农民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协调好社会资本和农民的关系,这样的农村才能有效地发展。

我个人希望贵州及普定,不要再破坏生态,而是产生另外的一种思路,很难想普定会成为工业化的地区,甚至贵州成为工业化的大省,这点我不相信。不管你怎么做,都竞争不过江浙一带,因为他们的工业化基础已经很好了。也很难想象,贵州的生态会保存下去,现在贵州已经开放了,交通设施已经很好了,大部分的人会流入。那么,我们怎么样以一种新的思路发展,贵州这样的发展,需要贵州的顶层设计,怎么样才能走向生态文明。昨天的论坛中提了两个口号: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种理念谁都能接受,都不会反对了。那么,怎么样才能知行合一呢?我觉得我们正确的行动,需要正确的“知”,即正确的指导思想,引导正确的顶层设计。总体来看,从这几天的议程和论坛来看,无论对贵州的发展还是对普定的发展,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就是有一个机会了,就把青山绿水转化为财富的好机会。

谢谢! qxdUmjvw62vefDt1HEAxjFYcrLK6qVUQo33+MiPD0760IS9t3mRAHs65UXvJha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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