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米歇尔·希尔穆斯 著 王敦 程禹嘉 编译 ^[1]

摘要 广播有从文化上、语言上团结民族的力量。20世纪20年代，广播这一表现形式的诞生与发展，是基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认可的。这套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远超过节目播出这一行为本身。听众们通过广播创造共享的共时性经验，对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建构的具有现代国家意识的“想象的共同体”至关重要。广播用共同的语言通过半官方、半私人的形式面向整个国家播音，谈论事关整个国家的事情。这呼应着日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论断。

关键词 广播 空间 文化 想象的共同体

Abstract Radio has power to facilitate a nation'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unification，which would be one of broadcasting's main effects. Listeners' shared simultaneity of experience is crucial to Benedict Anderson's concept of the modern “imagined community” of nationhood. This paper traces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particular set of represent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radio，illustrating it under the concept of “imagined community”. The simultaneity of experience created by radio therefore demonstrates a spectrum of far-reaching effect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hood，cultural norms，and values. Corresponding to Anderson's argument，this paper states that radio spoke to and about a nation，in a common language and through national semipublic institutions，both physically and culturally.

Key Words Radio Space Culture Imagined Community

有人认为，广播公司播放什么样的节目听命于用户的喜好。他们认为，在私人领域，人们选择什么样的广播节目来娱乐休闲，是一件小事。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到目前为止，广播的公共影响力，既不是由制作方的原本意图说了算，也不是靠迎合观众喜好做到的。当1929年Pepsodent公司开始赞助广播剧 Amos ' n ' Andy 时，它的目的大概只是靠这种赞助来卖掉牙膏而已。人们去收听节目，大概也只是为了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笑一笑，放松一下。当初的WMAQ（芝加哥一个广播电台）和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大概只是想把广告和娱乐这两种目的合二为一。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种族和民族背景下，广播这一套特定的表现形式的诞生，是基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认可的。这套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远超过节目播出这一行为本身。

至少，听众们在同一时间调到某个时段播出的某一节目，创造了共享的共时性经验。这一共享的共时性经验概念，对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建构的具有现代国家意识的“想象的共同体”至关重要。他对现代受印刷品影响的市民即报纸读者的论述，启发我们去考虑广播听众这一问题：

（报纸读者）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这个阅读“仪式”，同时有成千上万（或数百万）的其他人在重复。他确信那些人存在，但是他对他们的身份一无所知。而且，这个仪式一直都以每天或半天的间隔不断重复。想象关于世俗的、依历史来计时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想到什么比这个更生动的形象呢？同时，报纸读者看到他看的这份报纸在地铁、理发店、邻里社区被消费，再次认可了想象的世界显然扎根于日常生活。 ^[2]

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系统正在美国崛起，不仅积极发挥着凝聚“共时性”体验的力量，而且沟通、生成着这一经验的意义。广播不仅对其时代的主要社会张力做出回应，而且通过在音乐、喜剧和叙事剧中直接对观众的情况发言，使得这些张力成为其所建构的话语世界的内容。

我们知道，安德森将国家和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归因于受利润驱动而发展的印刷媒介——“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它让越来越多的人以全新的方式思考自身，并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印刷术的发展使大众的阅读推翻了官方语言（如拉丁文、宗主国语言等）的限制性门槛，使欧洲和其他地域历史里面的“白话”（the vernacular）和民族语言能够在更广泛的受众中传播，最终推翻传统权威，建立起公民与国家、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想象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像具体的地理边界、共同的民族遗产或语言同化这种真实有形的东西之上，而是建立在设想、想象、感觉、意识之上。在这种关系中，不仅是传播的技术手段，还有核心叙事、表现形式、代代流传的“记忆”和选择性遗忘，把民族团结在一起。“所有意识上的深刻变化天生就带着独特的失忆症。在某些特定历史情况下，从这样的遗忘中诞生了故事。” ^[3]

被安德森视为关键的那些东西，在广播发展过程中，也以新的媒介形式发挥了作用。彼时，人们对“无线电广播”这种新媒体有着普遍的期待。广播联结了一个分布在辽阔土地上的美利坚民族，被认为有利于文化统一。然而广播的历史又是充满张力的历史。

广播这种新媒体通过将公共空间带入隐秘的私人空间，把偏远地区与文化中心联系起来，用无形的以太波把国家捆绑在一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用各种赞美之词来庆祝这个预期中的美丽的广播新世界：

无论是山中独屋里的采矿工人、海上的水手、冰天雪地里的极地探险家等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们，还是待在家中的市民，都可以享受最好的音乐，收听著名政治家和行业翘楚的演讲，收听新闻报道和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的布道，无论他们在哪里。所有这些形式的信息或娱乐隔空来到他面前，太不可思议了，他总是惊叹于这些从大自然抢来的超能力。

如下是一名采矿工程师写下的感受。他驻扎在加拿大偏远的塔玛戈米（Temagami）森林保护区。这刊登在1920年4月的《矿工》（ Colliers ）上：

我现在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小棚屋里……有三个贴心朋友在棚屋里陪着我——斧头、狗和无线电收音机。这些都是我必不可少的财产。如果没了斧子，木柴烧尽后我就会被冻死……如果没了无线电设备，那么我会再次与曾经接触的外世隔绝。

我摸到开关，拨动它，来自纽约纽瓦克的管弦乐队演奏的音乐就填充了整个屋子……轻轻地转动那个神奇的旋钮，我就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听一个人向全美成千上万的小听众讲故事。有了这个神奇旋钮，我可以命令十几个广播电台发送出音乐节目和新闻报道。我随性自娱自乐，了解繁忙的外部世界的细节故事……

只有昨天，待在这里就是与世隔绝。但现在不是了。无线电话改变了一切。记住我在哪里，然后你会感觉，听到一个妈妈一般的声音认真介绍怎么让馅饼派的外壳更脆，是多么“像在家一样”。不，我可能是在“穷乡僻壤”，但是整个世界都直接走到了我手边这个小小的铜质开关的旁边。 ^[4]

然而，消除距离和区隔，不仅承诺了希望，也带来了威胁，威胁到原先的自然与社会空间的分隔状况，例如种族、阶级、性别、城乡之间的相对隔离。无线电的“无形”让它得以越界：“种族”音乐侵入白人中产阶级家中，轻歌舞剧在客厅里和歌剧竞争，低俗的城市娱乐让农村人大为吃惊，销售员和演员的声音在家庭内部找到一席之地。布鲁斯·布利文在其1924年的文章《利贞一家人与广播》中简述了这里面的风险：

十岁的伊丽莎白是个更严重的问题。无论何时，只要她可以，她就控制收音机，移动标度盘直到（一般不是件难事）找到一个爵士乐队正表演的电台。然后她以完全满足的状态沉浸其中，跟着音乐节奏点头。她的眼睛远远看着，稍显早熟的晕红渐渐浮现在她脸颊上……母亲利贞女士厌恶爵士乐。 ^[5]

早期的广播作为“地方性”（local）媒介，在市内或社区内拥有和运营着电台，都保留着某种形式的社会隔离特征。这些隔离性的存在，很多是有助于维持地方性的社会秩序的。小伊丽莎白永远不会得到允许去当地的爵士俱乐部，但收音机可以把当地爵士俱乐部里面的音乐带到她的客厅。因此，广播放置家中，虽然可能带来新奇的影响，但也可以减少接触外部世界产生的危险。《利贞一家人与广播》一文也承认了这一作用：

比尔和玛丽在家待的时间是从前的五倍；母亲利贞女士为此感到很高兴，尤其是为比尔。他和一群相当放荡的人混在一起，他们把汽车、随身酒瓶和路边客栈舞蹈乐队作为主要的娱乐手段。[现在]比较大的孩子不仅待在家里，而且经常把朋友带来伴着广播跳舞。 ^[6]

因此，广播穿越空间进入家庭，既带来希望也产生问题。显然，摆在客厅里的广播播什么内容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惹人讨厌的爵士乐，把孩子们带到新奇、危险的文化空间里去，还是通过共同的、得到认可的文化经验来加强家庭的团结？

不管怎样，从技术上来说，广播有从文化上团结民族的力量。1926年11月，NBC宣布成立，通过一大批新闻报道对广播的“内容质量”作了承诺，称广播的社会角色应该是提升和改善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当时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类似说辞，尽管具有不尽相同的结果。

在美国的广播发展过程中，商业主义及其接触大众的方式一直处于核心。从很早开始，商业广告的推送就普遍存在，无论是给那些为录制广播而提供唱片的音乐商店做宣传，还是播放已经印刷在报纸上的儿童睡前故事，又或是报纸媒体或百货公司直截了当对电台的买断。虽然这些广播公司经常留意“公共服务”的责任，但是也有充足的理由迎合大众的口味和欲望，以图最有利于吸引业务。正如在其他大众娱乐方式中一样，它更多是从企业巨头的角度而不是从官方机构的角度来考虑公共形象问题。商业主义在早期广播里创造出了对大众的巨大“吸引”，正如在便士新闻时代、轻歌舞剧时代、流行音乐时代、电影时代一样。广大女性观众基本构成了广播和电视观众的主要群体。她们的购买力是与广播业相关的经济所不可或缺的，也间接地塑造了广播文化。

毋庸置疑，语言的统一，是广播起到的主要作用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种族、地区多样化的局面下，在全国许多地区的移民甚至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都仍然在家里、教堂里使用原国家的母语。借助广播这个新媒体，标准的美国英语成功地成为国家语言的规范，打造了民族形象，取得了明显的同化效果。这种标准的“播音员”英语腔也导致那些操着口音和方言的人们觉得低人一等了。很快，即使是曾经受到广泛认可的口音，比如南部精英的口音，也在国家级的广播网络中变得不可接受了。说一口语法“正确”的英语成为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入场券。广播有效地强化了地方性课堂教育所无法达成的文化统一效果。有一位播音员，后来成了NBC西海岸节目制作的负责人，在一次以旧金山警察为对象的演讲中，他不仅明确将广播的语言、文化以及物质功能与美国化联系起来，还将它们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联系起来：

奇怪的是，在“美国人”这个词囊括下的种族混合产生的问题几乎不怎么被提到……除非从幼年时期开始，所有人都被教着说同样的语言、适应同样的风俗、遵守同样的法律，否则，在美国不存在所谓的同化，也不可能实现。现在，多亏广播的发展，全国各地都能听到演讲大师字正腔圆的英语。美国的历史、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社会习俗，都是无数广播播音员口中的话题，他们的声音能直达我们数百万的百姓，塑造他们对美国原则和美式生活标准的共同理解……大规模的广播，还有严格的移民政策，都能成功将全体美国人民团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在迄今为止的发展史中，比任何方式都成功。 ^[7]

另一篇文章预测道：“对那些仍然死守异国母语的人来说，他们收听广播越多，就越会受到英语的影响；最终，广播成了一个虽然无意识但却非常重要的美国化工具。” ^[8]

然而，事情也有另一面。地方性的声音也借助广播得到了放大。区域性的播音员、主持人把个性化的地方风味带到了麦克风前。很多听众也直言不讳，强烈抗议把标准化的“小甜甜英语”当作官方口音：

如果一个朋友竟然用一种播音员式的生硬、不自然的口音，拿腔捏调地和你说话，告诉你去哪里买肥皂，你会拿起手边的蛋糕朝他砸过去，让他闭嘴。对听众来说，这有一种自以为是、完全不真诚和卑屈的高高在上的感觉，这对美国公众来说让人发狂，没人可以忍受在家里或商店里有这样的说话声。 ^[9]

NBC在1925年就得到了教训。当时，美国纽约广播电台（WEAF）管理层要求著名主持人罗克西（Roxy）调整主持风格，从随意、乡土的形式，改为更“体面”“正式”的风格，和电台形象保持一致。粉丝们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反对他突然变得呆板，呼吁他们的老朋友的声音回归原样。全国几百家报纸转载了这个故事，即使有些报纸远得根本收不到WEAF的信号。早期的广播大多数偏爱播送高雅的文化节目（甚至到了要求看不见的播音员穿着正装的地步），而很多观众偏爱非正式的、流行趋势，二者之间的冲突在广播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重复。

广播对社会等级秩序具有威胁性的力量：它具有超越视觉的能力。这就有可能掀起发生在现实社会的能指暴动。这也是广播最迷人的属性之一。成年人扮演儿童和动物的角色，两百磅的女人可以用声音来装扮成浪漫青春少女，九十磅的男人扮演超级英雄，白人经常假扮黑人。在广播里，我们怎么能确定一个人属于他所宣称的那个种族或民族呢？如果没有通常的视觉线索提供的情境，阶级差异该如何维持呢？

而广播这样回应：它通过大量演练这些差异，在节目里面无休止地流通和表演种族、民族、性别和其他社会文化规范里面的差异，以铸就通俗易懂的刻板印象。这些都是通过语言、方言和精心挑选的听觉语境来实现的。早期的广播似乎充满了“新奇不同”、异国情调的描写，从《凯歌香槟俱乐部的爱斯基摩人》（ Cliquot Club Eskimoes ）、《A＆P吉卜赛人》到 Amos ' n ' Andy 和《戈德堡》的故事。这经常通过使用清楚明白的、刻板的方言和口音来完成，从轻歌舞剧的范畴到黑人说唱秀，不一而足。早期广播业中这些说唱表演的套路、角色和方言的流行经常被历史忽视，并且它们的播送直指美国文化中紧张的核心问题。这些文化上不受欢迎的内容，被辨识为对文化上被贬低的少数群体刻板印象的投射。

各种各样的广播节目精心炮制了各种框架，以将“其他”特点融入他们经常重复的节目的核心。弗雷德·艾伦（Fred Allen）的《阿伦的胡同》（Allen's Alley）这一节目是一个范例。它由努斯鲍姆（Nussbaum）夫人、艾杰克斯·卡西迪（Ajax Cassidy）、博勒加徳·克拉格霍恩（Beauregard Claghorn）参议员和泰特斯·穆迪（Titus Moody）等人出演。这正是诸如《维克和纱黛》（Vic and Sade）、《一个人的家庭》（ One Man ' s Family ）和《奥德里奇家庭》（ The Aldrich Family ）等电视家庭情景喜剧的前身。不同于传统的阶级属性，广播创造了自己的名流等级，类似于好莱坞明星的可视化熟悉度排名。这个问题对广播网的功能来说越来越重要，成为广播文化工业体制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文化机制上的统一必须建立，才能让广播文化里面的秩序性倾向压倒其无序性倾向。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广播业的结构稳定下来之后，芝加哥作为广播创新的中心这一重要地位，凸显出了广播网络在文化上的同化力量。大多数的广播形式甚至是节目本身，迅速在NBC和CBS走红。这些节目通常不是由位于纽约的专业广播公司的官方电台原创，而是在芝加哥喧闹的商业环境中，一些报纸或百货商场拥有的广播电台播出过的。这些节目一旦通过广播网获得了全国性的赞助商和听众，就会适应“更高”、更严格的广播网标准。一旦这种标准范式出现，对它的模仿及其“衍生品”就会逐渐巩固，并推广开去。然而，商业上的张力也在抵制广播网的控制。例如，在节目制作中，广告商迅速加强的控制地位贯穿了整个广播发展史，尤其是在日间连续剧的制作过程中。

1926年的NBC和两年后的CBS的机制，有效地促进了技术、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即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面所描述的那种图景。但同时，导致广播的教育和公共控制作用受挫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发生在1934年的《通信法》（ Communications Act ）大辩论之后，而是早在1922年到1926年间就出现了。当时，有线互联的电台逐渐破坏了广播的地方根基，并使广播不得不获取广告支持。到1934年，一位活跃的从业人员承认，商业竞争中“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使私人支配的体系引发广播业的质变：“在这类事情中，个人主义的真正意义，是毫无计划却不断推进的匆忙慌乱的实践，一直到搞出想象不到的某种境地，而且各种既得利益都已经无法摈除。然后只能在面对无数技术、法律障碍时，事后诸葛亮式地妥协出能凑合下去的方式之后，再尝试实施。” ^[10] 这就是1934年的商业广播网的既成事实：一个事实上白手起家并无官方认可的工业、文化标准，真正站稳了脚跟。在十来年的早期发展中，广播试图将美国文化经历、身份予以集中化和统一化。这是其他媒体从未尝试过的。广播从技术、文化上，用共同的语言，通过半官方半私人的形式，面向整个国家播音，谈论事关整个国家的事情。这呼应着日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论断。一位作家在1924年就清晰地设想了“广播的社会命运”：

看看美国的地图，看看加拿大的地图，看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地图，并试图构想出这样一幅画面：广播对这几百个小镇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小镇太小了，以至于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出来。它们看起来毫无关联！然后再想象千家万户，城里的、山谷里的、河边的，这些家在地图上根本看不到。这些在广袤国土上的小镇、没有标记的房子看起来毫无联系。将它们维系在一起的，仅仅是一个观念——一个这样的观念：它们组成了一个叫作“我们的祖国”的领土。如果不是因为有国籍的维系，就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家庭而言，在芝加哥的另一个家庭可能跟在桑给巴尔一样。如果这些小镇和村庄彼此相距遥远，在国籍上相互联系，但实际上非常不相关，它们可以获得一种亲近感，就如同可以直接接触一样！……这正是广播带来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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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歇尔·希尔穆斯（Michelle Hilmes），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教授；王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程禹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见于Michelle Hilmes（1997）， Radio Voices ： America Broadcasting 1922-1952，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p.11-23，有删节。

[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1983，p.35.

[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p.204.

[4] M.J.Caveney，“New Voices in the Wilderness，” Colliers ，April 1920，p.18.

[5] Bruce Bliven，“The Legion Family and the Radio：What We Hear when We Tune In，” Century Magazine ，October 1924，p.813.

[6] Bruce Bliven，“The Legion Family and the Radio：What We Hear when We Tune In，” Century Magazine ，October 1924，p.818.

[7] Don E.Gilman，quoted in Arthur Garbette，“Interview with Don E.Gilman，” San Francisco Police and Peace Officers ’ Journal ，February 1929，pp.28-29.

[8] Charles M.Adams，“Radio and Our Spoken Language：Local Differences Are Negligible，But Radio Shows Up Personalities，” Radio News ，September 1927，p.208.

[9] “Pussy Willow English，”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June 16，1934，p.752.

[10] Levering Tyson and Judith Waller， The Future of Radio and 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p.18.

[11] Waldemar Kaempffert，“The Social Destiny of Radio，” Forum 71，June 1924，p.771. 2FfG9JZltsZmjDwrPEtEX7h7mMkfgREownDkP0yPsw08RNgppjsWPtRFY98Mg8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