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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杨
摘要 相对于视觉而言，听觉为居住空间之内的感官主体提供了某种另类的都市体验。当视觉中心主义的宰制被打破，现代作家笔下关于“市声”的记述得以成为一份特殊的城市史料，将一个多元声景之中的上海保存下来。在视景之外，声景中的上海暴露出其都市现代性的不均衡与不稳定，并在不同作家那里显影出社会区隔、空间政治以及战时日常生活的心理地貌。鲁迅、张爱玲等作家对都市声音有意识的聆听与书写，构成了一种具有能动性和批判性的听觉实践。
关键词 上海 声景 听觉体验 都市现代性 批判性聆听
Abstract Compared with vision，auditory offers more direct and real urban experience to the people in residential space. The modern writers' writing on the “sound of Shanghai city” in their city expressions offers a social historical-material，breaking the domination of vision，and keeping a multifold soundscape of Shanghai，which presents the imbalance and instability of urban modernity，spatial politics and the mentality of daily lif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listening and writing of some writers such as Lu xun and Eileen Chang can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active and critical auditory practice.
Key Words Shanghai Soundscape Auditory Experience Urban Modernity Critical Listening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很多文学创作者都有过寓居上海的经历。在上海的亭子间、弄堂房子、石库门房子或公寓房间里，上海的都市声音曾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些作家的都市想象和文学表达中留有痕迹，并在不同作家的聆听与捕捉之中构建出独特的声音景观。那些众声喧哗的弄堂，叫卖声声的大街，跳舞厅和无线电里的音乐，在作家的听觉体验中呈现出一个更加鲜活生动也更为含混驳杂的上海。与此同时，城市空间与城市声音的聆听者之间也生成了一种相互形塑、相互建构的关系。从“听见什么”到“听出什么”再到“如何听”，既构成了作家聆听、理解与想象现代都市的不同层次，也蕴含了某种具有批判性的听觉实践的可能。
无论是如波德莱尔的游荡者一般在拱廊街上闲逛，还是像霍夫曼的表弟一样在街角窗户后面审视人群，视觉似乎都是作家把握都市时头等重要的感官方式。林荫大道、拱廊街、人群、擦肩而过的妇女……那些只能发生在城市里的邂逅与瞬间似乎一旦被人们的视觉感官所捕捉，便无一例外地泄露着都市的秘密。在都市体验的感官等级系统之中，视觉仿佛一直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张爱玲就曾颇有兴致地提起一位朋友的母亲：“闲下来的时候常常戴上了眼镜，立在窗前看街。英文《大美晚报》从前有一栏叫做‘生命的橱窗’，零零碎碎的见闻，很有趣，很能代表都市的空气的，像这位老太太就可以每天写上一段。”
就连张爱玲自己也喜欢在高楼上据守着一方于这城市可进可退，可介入而又可疏离的阳台，眺望着下面敝旧而惨淡的上海。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其他感官，只有视觉具有占据和拥有的绝对权力。
“视觉使人们不仅拥有他人，还拥有不同环境。它使我们可以远距离地控制世界，将分离与掌握结合起来。通过寻求距离得到从熙熙攘攘的日常城市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合适的视野。”
看什么、如何看、在哪里看，使视觉具备了某种选择性和控制感，“看”对于城市景观拥有一种选择性接受的特权甚至“所有权”。
然而听觉则不同。依齐美尔所言，“耳朵是个非常利己主义的器官，它只索取，但不给予”，同时“它为这种利己主义付出代价：它不能像眼睛那样避开或者合眼，而是因为它只索取，所以凡是来到它附近的东西，它注定要统统都得接受”
。与嗅觉一样，听觉不能被打开或关闭，因而声音也便和气味一样因其无形的存在和四处弥漫的状态而难以被自由地选择或绝对地管制。与具有选择与控制特权的视觉相比，听觉与都市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直接和具体，都市的声音作为一种破碎的、易于捕获但又因其转瞬即逝而无法被长久占有的体验形式，则为感官主体与都市之间提供了一种缺乏规划与预谋的相遇。听觉感官的直接性与具体性取消了“凝视”在采集城市景观的过程中所生成的一种感官对于刺激的宰制关系：一方面，“听是超个体主义的”
，声音弥散式的传播打通了不同空间之间的区隔，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感官主体进行主观选择的可能，同时也为感官环境内种种隐秘的信息提供了流通的媒质；另一方面，听觉又“传授着单一个人的丰富多彩的种种不同的情绪，传授着思想和冲动的长河和瞬间的极度高涨，传授着主观生活和客观生活的整个对立性”
，“包含着难以计数的听众身体做出有形反应的可能性”
。也正是由此，听觉得以将内含着观测距离的景观社会还原为一个亲近的可触性城市，因而与视觉体验相比，都市的声音也许更能激发感官主体对城市的直接感觉和真实体验。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个热衷于阳台俯瞰的张爱玲同样喜欢守在房间里听“市声”，她在《公寓生活记趣》那个著名的段落中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在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单把这样单调安稳的声响从一个鼎沸的上海里拣选出来放在枕边当眠歌，连思想的背景也呈现为电车声的轨迹，可见现代都市人的心理形式甚至也是由现代都市的声音参与形塑的。更饶有意味的是，相比于松涛、海啸这种书写“幽人应未眠”时的传统意象，张爱玲则在电车声中开掘出一种属于现代都市的诗意形式。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在公寓里等佟振保回来，听着电梯的声响：
每天我坐在这里等你回来，听着电梯工东工东慢慢开上来，开过我们这层楼，一直开上去了，我就像把一颗心提了上去，放不下来。有时候，还没开到这层楼就停住了，我又像是半中间断了气。
在这里，电梯的声音几乎是对其引发的心理体验直接予以赋形，声音成了判断自我与他人、与外部空间的关联并结成自我想象的一种方式。这与古代思妇听着嗒嗒的马蹄错把过客当作归人的心理体验之间虽存在着某种同构，但在电梯声取代马蹄声的同时，人的情感形式也被赋予了机械的形式与节奏。正是电梯上上下下机械运动的声响为这一古老的情境增添了更为细腻复杂的现代诗意体验。
在这些时刻，声音为感官主体接触现代都市提供了更为亲近的契机。而比之于街道或广场，居住空间相对更为固定和封闭，因而与大街上的漫游者相比，处于居住空间之内的感官主体则更少受到视觉优越性与支配性的制约，声音反而成了诱发视觉感官的先在体验。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深夜写作的鲁迅“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不由地起身“推开楼窗去看”
，不料却撞见女仆与姘头的幽会；张爱玲听见“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也“突然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
。居住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将视觉放在头等位置上的感官等级关系，使听觉和嗅觉更为自觉和自治，成为一种更加鲜明、直接的感官形式。因而对于居室之内的都市人而言，声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其把握都市体验的直观媒介。而另一方面，现代都市也改变了人们能够听到的声音内容，甚至是人们聆听的方式。电车声、电梯声、电话声、留声机、无线电……现代技术不仅生产出新的声音，也为声音的传播与感知提供了新的形式与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米丽·汤普森在其听觉文化研究中提出了“声景”（soundscape）的概念。她将“声景”定义为一种听觉的景观（acoustical or autal landscape），它既是物质环境又是感知这一环境的方式，不仅包括声音本身，同时还包括在听者感知声音的环境中由声音所创造或毁灭的物质对象。因而声景既包含了有关聆听的科学与美学方式，也包含了聆听者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社会境遇。在一个更广义的范畴内，所谓“现代性的声景”，正是在声音与都市空间的相互生产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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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作家的都市书写中，城市声景的构建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想象性的。相比于直接的声音对象或声音技术，文学文本提供的是现代作家关于都市声音的体验、感受、想象或记忆。因此，文学想象中的“声音景观”其实是对作为建筑学或生态学范畴的“声景”概念的某种借用和引申——它既在不同的聆听者和记录者那里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又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既是城市声音与空间对于聆听者的自我意识的形塑，又是聆听者对于生产声音的城市空间的阐释性重构；它既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既带有情感性与想象性，又可能触发理性的思辨或批判性的实践。
自20世纪20年代起，很多出身内陆的文学青年都曾在上海有过或长或短的居住经验。许杰、王以仁、丁玲、叶灵凤、周全平、白薇、周立波、谢冰莹、艾芜、徐懋庸、萧军、萧红等众多作家都由于其外来者的边缘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困窘先后屈居于上海的亭子间，而周围弄堂的嘈杂声响也为很多作家津津乐道。胡也频就曾在小说《往何处去》中写到一个潦倒的青年所饱受的烦扰：
亭子间的底下是厨房。一到了早上、中午和傍晚，而其实即在普通安静的下午也是常有的，锅声就杂乱的响着，又夹着许多怪腔的男女的谑笑，这种种声音都非常分明的奔到这亭子间里面来，而且还带来了臭熏熏的茶油在炸的气味。像坐牢一般的无异君，也正因为是孤伶伶的，真不能用一种耐心去习惯这些。所以，只要听见了那声音和嗅见了那气味，无异君就会陡然觉得沉沉地压在心上的，差不多是苦恼和厌恶混合的情绪。
亭子间是在上海特有的民居建筑石库门房子内部临时搭建起来的居住空间，上有供人洗晒、休闲的晒台，下有炒菜做饭的灶披间，北向临街，冬冷夏热，“周年照不到阳光和受不到东南风”
，空间逼仄阴暗，毫无隔音可言，多用来堆放杂物或居住佣人，因其简陋、低廉而成为外来文学青年租住的首选。在这里，吵闹嘈杂的声音与恶臭污浊的气味所构成的完全是一个摩登都市之外的底层世界，而“无异君”的烦扰体验所呈现的也正是一个城市边缘人观照中的上海。这些初到大都市闯荡的知识青年多少还抱着些理想主义的幻梦，而弄堂里弥漫着卑俗的小市民气息的喧嚣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无疑将加剧其迷惘与孤独的现实体验。在这些声音中，清晨弄堂里伴着臭气倒马桶的声响向来是上海底层市民的“起床号”：
到第二天早晨醒过来，那您就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了。如跑马的奔驰声音，如廊里的木鱼声动，又如在日本东京清早的乐器，接接连连地合奏着。那足足持续到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的光景。不细细去思索，真不晓得是一些什么器乐。您起来，您可以听见有一些山歌般地“咿语哀哑”的调子喊叫起来了。这时，开始了弄堂中的交响乐，您就越发要觉得神秘了。……从后门望去，家家都有一个或两个红油漆的马桶，在后门陈列着。那种罗列成行的样子，又令人想起像是一种大阅兵式，方才的马桶合奏乐，又令人怀疑到是野战的演习了。卖青菜的挑子，在弄堂巡游着。家家的主妇或女佣，在后门外，同卖菜者争讲着，调情的样子，吵闹着，到处水渍，腥气，那令您不得已要在嘴里含一枝香烟。也许您会因之就坠入沉思，想象着上海的马桶和汽车的文化来了。
穆木天对这扰人的声响不乏戏谑式的调侃，其《弄堂》通篇也是以一种向旅人介绍上海弄堂的口吻所写，然而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一种“外来者”的不解、无奈与自嘲，俨然是对其亲身遭际的叙写。语气中虽带有一种猎奇式的谐趣，但亦不乏对混杂着“马桶和汽车的文化”这样一个新旧雅俗杂糅的上海略带排斥的微讽。在“马桶合奏乐”之后，接着上演的则是穷人们“种种生的挣扎的叫喊声”：
当晨间被倒马桶的声音吵醒以后，再没有方法睡下去了；继续着有种种的声音在窗前叫喊着：“……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报”。这种的叫喊，至少有四五次；接着又有叫卖“……乳腐……乳腐……”的；有叫卖“甜酒酿……”的；有叫卖“菠菜……青菜……黄芽菜……”的……
在《上海之春》中，周乐山用这些声音的碎片勾勒出了一副属于穷人们的“龌龊弄堂”的底层都市图景。而叶圣陶则从深夜的叫卖声中听出了在都市底层谋生的辛酸与苦楚以及穷人们劳碌而疲惫、人命如蚁又不堪重负的卑微形象：
这些叫卖声大都是沙哑的；在这样的境界里传送过来，颤颤地，寂寂地，更显出这境界的凄凉与空虚。从这些声音又可以想见发声者的形貌，枯瘦的身躯，耸起的鼻子与颧骨，失神的眼睛，全没有血色的皮肤；他们提着篮子或者挑着担子，举起一步似乎提起一块石头，背脊更显得像弓了。总之，听了这声音就会联想到《黑籍冤魂》里的登场人物。
事实上，在这些关于底层都市的经验和想象之外，与背负着恶名的气味一样
，声音的分殊关联着的实则是现代城市空间格局的分化与生活秩序的社会区隔。因此，在杂乱喧闹的闸北弄堂“再不会瞅见其他任何的自然，大都市的激动的神经强烈的刺激，也更到不了您那里来”
。在眼光敏锐的鲁迅那里，声音恰恰是区分都市空间等级的某种标志：
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和穷人们的“挣扎过活”所形成的鲜明对照将听觉体验中所内含的空间政治加以显影。而对于那些经济上颇为困窘又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作家而言，那些隔绝于摩登都市和上层社会的嘈杂声响和烦扰体验无疑将加剧其窘迫、寂寞、艰辛而又百无聊赖的都市生存体验。更重要的是，“市声”如同一道屏障，以其标识着社会区隔的等级感和鲜明的地方性将这些外来者与边缘人挡在了现代都市秩序的另一边。
但即便是对于一些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稳定收入而不用僦居于亭子间的作家而言，这些烦扰的声响也无法称得上一种愉快的体验。于1927年春从南京抵达上海的梁实秋时任《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的编辑，月收入100元，租住在爱文义路众福里一幢月租25元的一楼一底房子中
，然而其君子式的恬淡追求显然已在这嘈杂声里化为泡影：
“君子远庖厨”，住一楼一底的人，简直没有方法可以上跻于君子之伦。厨房里杀鸡，我无论躲在那一个墙角，都可以听得见鸡叫（当然这是极不常有的事），厨房里烹鱼，我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升火，我可以看见一朵一朵乌云似的柴烟在我眼前飞过。自家的庖厨既没法可以远，而隔着半垛墙的人家的庖厨，离我还是差不多的近。人家今天炒什么菜，我先嗅着油味，人家今天淘米，我先听见水声。……亭子间上面又有所谓晒台者，名义上是做为晾晒衣服之用，但是实际上是人们乘凉的地方，打牌的地方，开演留声机的地方……
这些喧闹的声音甚至到深夜也无休止，叶圣陶就曾记述过弄堂市民玩骨牌的恶趣味给一位失眠的朋友带来的困扰：“来了！就在楼底下送来倒出一盒骨牌的声音，接着就是抹牌的声音，碰牌的声音，人的说笑，惊喜，埋怨，随口骂詈，种种的声音。……楼下的人兴致不衰，一圈一圈打下去，直到炮车似的粪车动地震耳地推进弄里来了，他们方才歇手”，“但他们必然料不到楼上的伯祥也陪着他们一夜不曾合眼”。
而由这五花八门的市声混杂起来的吵嚷的街市有时则甚至给人以惊惧的心理冲击：“小贩们的叫喊声，孩子们的哭声，穷人们的叹声，汽车、电车、黄包车的轮盘声，还有，未厘马啦地吹着，那些新开门的商店里的喇叭声，每天，林医生坐在高高的阁楼上，听着这些‘大上海的呼声’，他必颤着。”
市井之声虽嘈杂烦扰，但也不乏作家“苦中作乐”而从中听出些趣味或幻想。在穆木天那里便日日上演着由“馄饨担子，骗小孩子的买玩具的小车，卖油炸豆腐的卖酒酿的，一切的叫卖，一切的喧声”构成的“弄堂交响乐”和“各种不同的滑稽小戏的表演”：“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仆，在那里制造弄堂里的新闻，鼓吹弄堂的舆论。如果您能够懂他们的哝啊哝的话语的话，就可以听到好多的珍闻轶事。”
而其背后则是一个弄堂“他者”侧耳倾听却不甚了然的好奇心与盎然的兴致。同样来自外乡的苏青对于“楼上开着无线电，唱京戏，有人跟着哼；楼下孩子哭声，妇人责骂声；而外面弄堂里，喊卖声，呼唤声，争吵声，皮鞋足声，铁轮车推过的声音”这“各式各样，玻璃隔不住，窗帘遮不住的嘈杂声音”似乎也并无懊恼：“但是那也没有什么，我只把它们当作田里的群蛙阁阁，帐外的蚊子嗡嗡，事不干己，决不烦躁。有时候高兴起来，还带着几分好奇心侧耳静听，听他们所哼的腔调如何，所写的语句怎样，喊卖什么，呼唤那个，争吵何事，皮鞋足声是否太重，铁轮车推过时有否碾伤地上的水门汀等等，一切都可以供给我幻想的资料。”
若真如女性主义者所言，听觉传统在都市女性生活中具有某种重要意义
，或许我们便可对此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实际上，从烦乱多样的市声里发掘声音的故事性，或从中采集地方文化的标本，的确构成了相当一部分作家想象都市、理解上海的文学进路。
而那些始终难以在“大上海的呼声”中泰然处之的作家，则善于从都市声景中辨认、拣选出某些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形式。里弄中卖白果的声音就极易勾起叶圣陶妙趣横生的童年记忆：叫卖者“开了镬子的盖子，用一片蚌壳在镬子里拨动，同时不很协调地唱起来了：‘新鲜热白果，要买就来数。’发音很高，又含有急促的意味。这一唱影响可不小，左弄右弄里的小孩陆续奔出来了，他们已经神往于镬子里的小颗粒，大人在后面喊着慢点跑的声音，对于他们只是微茫的喃喃了”。但叶圣陶还是会不自觉地将其与纯净安谧的乡土记忆进行比照：“这里上海的卖白果的叫卖声所以不及我故乡的，声调不怎么好自然是主因，而里中欠静寂，没有给它衬托，也有关系。全里的零零碎碎的杂声，里外马路上的汽车声，工厂里的机器声，搅和在一起，就无所谓静寂了。即使是神妙的音乐家，在这境界中演奏他生平的绝艺，也要打个很大的折扣，何况是不足道的卖白果的叫声呢。”尽管如此，叶圣陶仍然承认：“但是它能引起我片刻的幻想的快感，总是可以感谢而且值得称道的。”
由此可见，这样的听觉体验正像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兰小点心一般，点燃了城市聆听者的非意愿记忆，也为在过剩的感官刺激中倍感烦扰的聆听者提供了某种追忆性的空间，以及一个相对安适的心理缓冲带。
对于这些寓居上海的作家而言，都市喧嚣纷乱的感官刺激除了制造噪音、干扰写作之外，大多没有带来多少诗意的体验。概而论之，这些作家虽然在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上有所差异，但在其寓居上海之前，基本上都来自农村或曾生活在北京、哈尔滨、南京、武汉等内地城市，即便是来自江浙或广州，其都市化程度也远不及上海。而时已成为国际化大都会的上海人口高度密集，各色人等混杂的都市化面貌和浓重的商业氛围与小市民习气则无疑给予这些作家巨大的冲击。对他们而言，与上海的感官环境形成潜在对比的大概是平和雍容的帝都或开阔平静的乡村，都市空间混乱喧嚷的声音给予作家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体验。作家们或将其纳入底层生活经验的书写，或将其作为国民性批判的入口，或是与乡土生活的宁静幻梦形成对照，甚或引以自嘲，皆是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建立起一种心理“挡板”式的防御机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现代性经验在微观层面上几乎是在一个“被迫”的生成过程中创造着新的日常生活、经验方式和文化认同，而都市的声音作为一种瞬间的、破碎的、易于捕捉又转瞬即逝的存在，既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层面作为都会经验的补充，又在形式上与这个纷繁杂糅的、碎片化的、在短时间内都难以获得某种统一的历史图景的现代都市本身形成同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都市听觉体验的书写或许正是对于一种“此时此地”状态的捕捉，或可视为一种为近现代上海“立此存照”的努力。
文人对于“噪声”的嫌恶，大抵天然地内含着一种书斋世界与市民世界的对垒，但上海的“市声”则不尽如此。街头弄堂的嘈杂之声，既是上海匆忙步入现代性时的紧张感与不确定性的表征，对于现代知识分子关于资产阶级优雅、私密、安静的居室世界的想象而言，又构成了某种拖泥带水、名不副实的打扰与反讽。不同于其他作家止步于描述和抱怨，或逃遁于乡土记忆的幻景，鲁迅对于上海的声音抱有一种现象学式的兴趣。自1927年抵沪，鲁迅先后租住在东横浜路景云里的石库门房子与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因嫌前两处弄堂太吵，最后迁入山阴路的大陆新村9号一处红砖红瓦的三层建筑。除却为之所苦
，鲁迅对于声音并主要是“噪声”的捕捉和研究，也使得“上海”在鲁迅的杂文中开始获得某种具体而微的日常形象。
鲁迅惊讶于闸北弄堂里叫卖零食的“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的呢，还是怎么的，实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概，‘薏米杏仁’而又‘莲心粥’，这是新鲜到连先前的梦里也没有想到的”，但也表示“对于靠笔墨为生的人们，却有一点害处，假使你还没有练到‘心如古井’，就可以被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他拒斥弄堂这个“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的“乱烘烘的小世界”
，并从中看出小市民习气的可憎：“嚷嚷呢，自然仍旧是嚷嚷的，只要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是大约决不会停止的。”
在这些听觉体验中，鲁迅最终指向的还是文化剖析与国民性批判的老话题：如精致的叫卖声与那素有“养生之宜”与消费性的小品文之间隐秘的文化伦理链条，由弄堂里的孩子顽劣的哭闹声所引发的儿童教育与社会改革的命题；等等。但这些老问题在上海这个华洋杂处、新旧交糅的新环境中却以新的经验形式给予鲁迅更为复杂的冲击。在弄堂叫卖声的变迁里，他发现“独唱，对唱，大布置，苦肉计，在上海都已经赚不到大钱”
，对声音一向敏感，拒绝“无声”誓破“恶声”的鲁迅又一次在声音里破译了这个以商业、市场、实力为核心的十里洋场人心浇薄的隐秘信息。
搬到虹口区大陆新村的新式里弄之后，弄堂里强悍、泼辣而又庸俗的娘姨阿金则成了鲁迅的“大敌”。在写于1934年底的这篇被鲁迅称作“毫无深意”的“随笔”《阿金》中，“阿金”形象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其“扰动”：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
“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这时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了。”
“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此后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扰动又廓张了开去，……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
由此可见，阿金的形象并不在于其他，相貌也“平凡”得“很难记住”——“阿金”是一个活在声音形式里的形象。同往常一样，这种吵嚷引起了鲁迅极大的苦恼，但这声音的扰动中包含的某种指向混乱、恶俗、功利的“都市之熵”的巨大能量却已不再是简单地诉诸国民性便可解决或承当的。可以说，叫卖、哭闹、吵嚷、无线电的乐声以及阿金那具有神秘“伟力”的声音形象，构成了鲁迅笔下上海都市的“声景”世界：这些混乱、无序、杂陈的声音既昭示着熙熙攘攘的上海特有的生气，又集散着这城市中隐藏着的所有秘密，其中既有现代性经验的破碎和断裂，也有文化旧质的阴险和顽固。在鲁迅这里，这些“虽烦挠，但也别有生气”
，使人“心也静不下”
的听觉体验已从最直观的生活经验层面生成一种都市文化经验的隐喻。正如张旭东所言，“鲁迅一直是上海日常生活复杂性和过量的夸张的敏锐观察者。这使他超然于北京与上海文人小圈子的敌对，避开已经形成的叙述形式（如茅盾所尝试的那样）中上海的整体图像。他的杂文是对扭曲而繁荣的日常世界的勾勒，而不是彻底的知识的概括”。
在对于这些声音形式的捕捉中，鲁迅杂文中的上海显露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诗学形象。
与那些只是单纯记录下自己的私人聆听经验的写作者不同，鲁迅的意义在于对城市声音有意识的聆听、书写与剖析，这使得聆听变成了一种主动而独立的实践行为，是听觉主体重建声音对象与自我之关联的自反性努力。在鲁迅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批判性的聆听姿态：既指向声音对象与城市空间，同时也反身指向聆听者自身的听觉体验；不仅指向声音自身所表征的空间政治、文化等级以及各种价值体系与思想资源，同时还要反思自身的听觉习惯中隐含的权力秩序与想象性认知。在《阿金》一文的结尾鲁迅写道，他讨厌阿金的“扰动”，根本上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动摇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从而显出了“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尽管“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正如有研究者所洞悉的那样：“这信念和主张是什么呢？大约就是鲁迅对于奴役结构的认知。而被塞住的路呢？大约就是通往新兴无产者的未来的路。”
如果说，鲁迅曾将对于“无声的中国”的打破寄希望于某种“有声的中国”的建立，那么极具声音性的“阿金”却反过来构成了对于如何“有声”以及谁来“发声”的质疑和否定。鲁迅曾经设想过的那种“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的“真的声音”
，与阿金这样“急不可待地宣告他的自身利益”
的“嚷嚷”之间，显然存在着深刻的隔阂。在这里，鲁迅表现出一种朝向自身的反讽与质询，他对于阿金及其所象征的弄堂世界乃至近现代上海的聆听，就不仅是一种将“市声”高度对象化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并且深刻地指向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真实的底层世界与极端功利化的都市现代性时所暴露出的孱弱、空洞与无所适从。在这个意义上，“聆听”成了一种批判性的实践，进一步打开了外部世界与听觉主体之间富于紧张感的、交互的文化政治空间。
与那些寓居上海的作家相比，张爱玲拥有的是几乎从小便在上海长大的生活经历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她的城市生活经验更为熟络长久，但其实也更为单纯，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弄堂生活经验，更从来与亭子间无缘。但即便是住在那“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的公寓中，这“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也逃不过都市声音的流动与弥漫。声音自由地打破着公寓内的空间区隔，泄露着每个房间里家常又可爱的秘密：“清晨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房里嗤嗤嗤拉窗帘的声音；后门口，不知哪一家的男佣人在同我们阿妈说话，只听见嗡嗡的高声，不知说些什么”
；楼上的新夫妇在下雨的夜里“訇訇响”地吵闹着，“女人带着哭声唎唎啰啰讲话”
；夜深人静时“厨房里还有哗啦啦放水洗碗的声音”，不知是谁家千金“做寿的余波”
；屋顶花园上的孩子从早到晚地溜冰，“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锉过来又锉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会掉下来”
，异国绅士那颇具戏剧效果的“干涉未果”，带着几分暧昧可爱的幽默气氛。张爱玲用富有创造性的象声词、比喻和通感记录着这些从公寓内部传来的各种声响，而在一场“声音的狂欢”中，张爱玲则调动听觉与嗅觉完成了一次近于在街道上的漫游与巡览：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捶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这情景多少使人想起在《道路以目》和《中国的日夜》中，我们曾看到一个女性都市漫游者在人行道上的小风炉那“香而暖”的呛人烟雾中走过，肉店老板娘向一个乡下亲戚大声宣讲小姑的劣迹，邻店的无线电娓娓地唱着昆曲，封锁时发生了一场不甚传奇的追捕，买菜归来女佣篮里露出银白的粉丝，煮着南瓜的小饭铺里热腾腾的瓜气和“暖老温贫”的炉火，西洋茶食店里有烘焙糕点的焦香，橱窗里的木制模特旋身向里，“香又香来糯又糯”的炒白果的歌——伴随着行走的过程，大街调动了作家的视觉、听觉、嗅觉、温觉几乎全部的感官去捕捉和认知着这样一种市井空间体验。与之相类似的是，公寓中这些家常的声音和气味也将原本彼此区隔的空间打开，作家把从不同楼层听到的声音内容并置在一起，反而将声音和气味传达出的各个空间中的生活场景组合成了一幅公寓纵剖面式的视觉画面，又以场景的线性罗列虚拟出一个“行走”的过程或镜头的摇动，就如同打开了一条供人巡游“观览”的街道，营造出的也是这样一种嘈杂、琐屑、家常而热闹、丰富而杂陈的市井生活风致。但更富意味的是，这种听觉的“漫游”与“窥探”所打开的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同质化的都市生活场景。张爱玲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混杂着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之间的转换、翻译与交集。只需稍加辨认一下这些声音的质地、肤色与位置，一种突兀感便会从这种看似家常的市井气息中渐渐浮现出来，某种略带荒诞的喜剧感也随之产生。于是，德文翻译着上海话，俄国人讲着日本语，钢琴曲掺杂着中药香——大都会的匿名性、洋场租界的族群政治、异质文化的高度混杂，乃至新旧文化的交叠扭曲，都在“飞地”上海这一所独有的内在声景中透露出来。
然而与居住空间内部的声音相比，外部的那个摩登都会便多少显得有些疏离。在高层公寓里听都市的声音，即便是闹市，也总显得有些虚浮而飘忽。张爱玲记述自己“对于声色犬马最初的一个印象，是小时候有一次，在姑姑家里借宿，她晚上有宴会，出去了，剩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对门的逸园跑狗场，红灯绿灯。数不尽的一点一点，黑夜里，狗的吠声似沸，听得人心里乱乱地。街上过去一辆汽车，雪亮的车灯照到楼窗里来，黑房里家具的影子满房跳舞，直飞到房顶上”，直到多年后一次空袭，在停电的黑房里，她还是会记起这“红绿灯的繁华，云里雾里的狗的狂吠”
。那个纸醉金迷的上海在张爱玲的笔下似乎只剩下这一点点关于光影与声音的感觉，那被听觉记住的繁华也不过只有寂寞的缭乱和云雾里的虚无——“新感觉派”作家热衷于讲述的那个消费性的“魔都”上海在张爱玲的听觉里即使不是被选择性地“过滤”掉了，也往往失去了它的热闹和鼎沸，反而呈现一种旷野式的荒凉。
张爱玲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上海：清晨后阳台“下面浮起许多声音，各样的车，拍拍打地毯，学校嘡嘡摇铃，工匠捶着锯着，马达嗡嗡响，但都恍惚得很，似乎都不在上帝心上，只是耳旁风”，黄昏时“车灯，脚踏车的铃声，都收敛了，异常轻微，仿佛上海也是个紫禁城”
，“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
，入夜时分的城市“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
。它的确是繁华而喧嚣的，然而在张爱玲的听觉里，却总显示出几分张皇、渺远与空旷。处于半高空中的感官位置使听者与都市始终隔着这样一段空间距离，喧闹的车声市声被拉远、被搁置，在听觉中或浮上来或沉下去，都显得不那么踏实切近了。都市空间里那些混杂在一起的、本来就难以像视觉影像一样被具体分辨出来的声音，在类似于俯瞰一般的观察点上又更易显出恍惚旷远之感。在这种疏离的听觉体验之中，作家似乎更愿意将都市视为一个外在于自我的，遥远虚浮的背景，而不是那个贴身的、随时可以感知、可以把握、触手可及的生活本身。从这样的声音里，她听到的是一种“不在上帝心上”的不真实与不确切，是远远近近的零落和“紫禁城”式的神秘与辽远，而喧嚣热闹的夜上海对于观察者而言，只是一个不断下沉的、被同质化的所在。在“那就是上海”的口吻中，观察者表现出的是一副遗世独立、置身其外的姿态。
但“市声”毕竟是听者与都市之间一种始终不可能被切断的联结，只是张爱玲更乐于从中辨识出一些日常贴身的细节或踏实亲切的意味。作家曾记述她在一个深夜听到的歌声：
有一天深夜，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乐，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偌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家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一长排窗户，拉上了暗蓝的旧丝绒帘子，像文艺滥调里的“沉沉夜幕”。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哗！”，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哗！哗！”渐渐远了。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作者用海难的比喻将警笛划破夜空的听觉体验构成一种阔大而恐怖的情景：偌大黑暗的都市的夜晚有着大海一般不可知的狂躁与凶险，警笛尖利而凶残的呼啸则成了这海上一出生死离别的戏剧；而听者却在“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歌声里找到了一种近乎不可信的亲近与依靠。上海在沦陷时空中给人的那种未知的、毁灭性的预感与在乱世里“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
的渴求正在这两种极不协调的听觉体验所构成的心理张力之中得以恰切地呈现。
在现代作家中，像张爱玲这样听觉发达敏锐，而又极喜欢描写乃至分析声音的作家大概也很少见。她对于描绘声音有着丰富而罕见的能力。在文明批评的意义上，张爱玲听到的或许并不比鲁迅少。上文引述的那段夜半歌声，正来自张爱玲1944年的一篇题为《谈音乐》的散文，从西方的交响乐到中国的锣鼓，从苏格兰民歌到弹词申曲，她听的不是技巧、旋律或主题，而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的声音的质地与形式，是声音中的内在景观。《蔷薇处处开》是女明星龚秋霞1942年在其主演的同名影片中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由陈歌辛作词曲，在电影上映后很快传唱于上海的大街小巷，脍炙人口。周璇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及最喜欢的歌曲时，也称秋姐的《蔷薇处处开》“是很好的，我最喜欢听”
。与以周璇为代表的“黎派小调”
中那种细扁、拔尖的音色不同，龚秋霞的嗓音则以“圆润甜美”著称
。张爱玲在《谈音乐》里不留情面地批评由黎锦晖作曲、严华与周璇对唱的《桃花江》，一方面固然是不喜欢国人“‘小妹妹’狂”的恶俗趣味对于周璇式的嗓音的欲求与塑造；另一方面则是反感带有杂音、混音和信号干扰的无线电这样的现代声音技术对人的自然声音的挤压、变形与嘈杂化：“无线电扩音机里的《桃花江》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
在新感觉派小说的都市空间中，留声机与无线电里的流行歌几乎是永恒的背景，而张爱玲却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流行歌到底还是没有底子，仿佛是决定了新时代应当有新的歌，硬给凑了出来的。”
鲁迅形容上海“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假如长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将使她碰着‘没落’的命运”
。读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吃力的“初学的时髦”，以及“硬凑”出来的现代感，恰恰道破了上海的都市现代性不均衡、不稳定的本质，及其对于人的日常经验的干扰与异化。上海流行歌那单薄的、“尖而扁”的、“没有底子”的质感，正是城市自身的声音镜像。
与周璇、姚莉的流行歌相比，张爱玲更爱“蔷薇蔷薇处处开”这样平易温厚的“悦耳的调子”，就如同与“吠声似沸”的声色犬马相比，那些世俗日常的市井之声反而更能引起她心理上的亲近，使她自己也“常常觉得不可解”
。在电车进场的嘈杂声中，张爱玲听到的是“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
。这样“情感洋溢”的场面，背后则是作者被这声音逗引到阳台上去张望“电车回家”，并被遗弃在街心的那一辆电车神秘的姿态所吸引的自我形象。夜营的喇叭声只有“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张爱玲所珍惜的是“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然而声音的低回与断续却使人“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幸而“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使听者“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口哨声里有俏皮的生的欢畅与使人依赖的安稳。公寓外街道上小贩卖吃食的吆喝也是其兴致所在，“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
，而“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蹬蹬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
。面对这样的声音，听者仿佛不再是那个置身其外不甚信任的观察者，而总是被吸引着迈出公寓，走上大街。从这样的叫卖声中，张爱玲听到的甚至不仅是家常的、琐碎的快乐和“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人的成分”
，还有一种悠长的忧伤和旷远的诗意：“街上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四个字一句，不知道卖点什么，只听得出极长极长的忧伤”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高楼上的感官位置给单调的声音形式增添了一种空间中的回荡与距离上的飘忽，在这样的听觉体验中，流逝的时间丧失了矢量性，回溯性的时间总量被浓缩、凝滞在一种恒常而切近的节奏之中，听者从中获得的是一种有根底有来历，可信任可把握的完满的过去，是内在于自身的生命容量。相比之下，“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一路滑跌，嘻嘻哈哈走过去了；沉沉的夜的重压下，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轻薄，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
。在沦陷时空“惘惘的威胁”的重压之下，那些“硬凑”出来的现代感不过是无意义的碎片，市井之声却以时间形式的绵延与恒久容纳着无限的空间，获得有如地老天荒、断瓦颓垣一般的时空容量。张爱玲说：“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嘈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
在外部世界随时都可能摧毁的战争氛围之中，日常生活反而加深了个人对于都市现代性的感知——这便是沦陷时期的上海在张爱玲的听觉中展开的内在声景。张爱玲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在她的笔下获得了一种具象化的、富于时空上的延展性以及丰沛的生命质感的情境。张爱玲对于都市大街的观照，除了她惯有的阳台俯瞰和《道路以目》《中国的日夜》中那少有的漫游姿态，大概正是一种在居住空间内以听觉捕捉声音的方式进行的听觉漫游（auditory walking）
，即通过对于城市声音有意识的拣选、对比和情境化，重新建立起个体、城市和历史之间的有效关联。由这样的听觉实践营造的感官环境和想象性的情境，架空了摩登上海的繁华声色，放大了沦陷时期由种种或寂静或凄厉的声音形式触发的个体心理危机，却强化了市井之声的亲切感与烟火气里的尊严感，同时又为那些日常而又古老的声音赋予了一种辽阔旷远的空间形式。在这里，不同形式的都市听觉体验与听者的心理空间与时空意识中的不同区域相遇合，相撞击，将表现为各种声音形态的都市空间投射在听者的心理空间之上，以种种别致的声音隐喻绘就出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时期复杂的心理地貌。
约翰·厄里曾引述罗德威“感官地理”的概念指出，“每种感官都在对人们进行空间定位、感受他们与空间的关系，以及鉴赏他们对特定微观和宏观环境的性质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如前所述，在众多现代作家面貌各异的都市想象中，听觉确实承担着这样的重任。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幽微细节里，听觉直接而真实地触摸着都市的纷繁与变动，丈量着个体与时代之间宏阔又切近的距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那些斑斓而驳杂的“市声”既昭示着这个“地狱上的天堂”里两极分化的社会区隔与空间政治，又呈现着现代性经验生成时的淋漓与破碎，甚至还承载着沦陷时空中的个体心理危机与历史重负。因此，在探讨现代作家的都市经验时引入“声景”（soundscape）的概念，不仅是为了打破视觉中心主义的宰制，更在于“声音”这一瞬息之物所凝结的听觉文化与都市现代性之间的天然联结。随着声音复制技术的发展以及复原工作的展开，越来越多近于湮没的声音制品得以重见天日，然而“市声”却因其低微、琐碎、日常而难以被收录和保存。因此，现代作家笔下关于“市声”的记述，便得以成为一份特殊的城市史料，将一个多元声景之中的上海保存下来。以鲁迅和张爱玲为代表，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则以一种具有想象性和批判性的聆听方式展开，重构了现代主体与都市、战争之间的关联方式。在视景之外，听觉就像无数只隐秘而敏感的触角，抚摸着这个神秘莫测的城市，使我们得以在“市声”中辨认着想象的入口与自身的位置，即所谓“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
[1] Emily Thompson， 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 Architectural Acoustics and the Culture of Listening in America ，1900-1933，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2002，pp.1-4.